董仲舒慨叹自己没有生在三代盛世，而活在一个世道浇漓的社会中。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可是在董仲舒看来，汉武帝并没有在经济和政教领域真的实行三代之治，社会上风俗恶浊，利欲横行。所以他的内心依然是很孤独的。从历史上来看，孔子一派的儒家虽然是为统治者制订礼乐的，但理想化的儒生与功利性的帝王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合拍。所以儒者永远也免不了孔子那种“吾道穷矣”的悲叹。这也是后世一切笃信孔子学说、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遭遇比董仲舒更惨。他虽然跟从董仲舒、孔安国等人学过儒学，但并没有像董仲舒那样积极地干预时政，而是继承父业，兢兢业业地为汉家修史。他自叙“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史官事业，兢兢业业地为修史而工作，杜绝宾客，不置家业，一心一意地贡献自己的才力，以求“亲媚于主上”，即履行两汉士人事君以忠的职责。他原以为会得到君主的赏识，但是却因替李陵投降匈奴的事说了几句辩解的话，就被下狱治罪，遭受残酷的宫刑。他感到满腹的委屈和冤愤。令他更为寒心的是，过去因为他专心致志地奉职，没有结交朋友，不置家产，事到临头，这些又反过来加重了他的不幸遭遇。下狱后，没有人替他说话，他也没有钱财用来赎刑，只好被押进蚕室遭受那最为痛苦与耻辱的腐刑。作者在忍受这样大的耻辱后所以隐忍苟活，是想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可是就连任安这样的老朋友也不了解他的想法，反而劝他利用受刑后担任中书令的职位之便，向皇帝“推贤进士”。司马迁深深感到了不被理解的痛苦在《悲士不遇赋》中，司马迁发出了这样的悲呼：“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感，信美恶之难分。”他在赋中悲哀地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见明主，也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人生信念。
我们从《汉书·东方朔传》中所记载的东方朔与汉武帝的一段对话，可以窥见武帝作为****帝王妄自尊大的内心想法：
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尝问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
从这段记载来看，东方朔表面上是用俳优的口气在阿谀武帝，实际上也点明了武帝与士人的关系。在武帝心目中，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是他的臣民，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活在当世也只能成为他的御史大夫，何况那些士人呢，既可以提拔他们，也可以打压甚至杀戮之。在这个问题上，操有生杀大权的****统治者不管是秦皇还是汉武，本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暴戾，会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小觑士人，欺压士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武帝时代的士人确实面临空前的“压力感”。东方朔以表面的诙谐，实际上说出了士人普遍的无奈心态。熟知官场险恶的东方朔就在《诫子》中说：“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从相。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是故才尽者身危，好名者得华。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遗余者不匮，自尽者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东方朔依靠自己的诙谐调笑，得全其生。但他深知当时的险恶世态，“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只有退隐自保才是唯一的出路，而这种退隐是以忍受寂寞、甘于孤独为前提的。毫无疑问，他是十分痛苦的，绝非后人想象的那样的优游不迫。
然而这种人生态度在当时同样面临着不被理解甚至受到嘲笑的状况。许多世俗之徒嘲笑退隐者庸碌无能，因而加重了退隐者的内心痛苦。东方朔写有《答客难》，用对话体的形式来抒写当时士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汉书》本传记载：“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从此段文字中，我们已见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对而不用法家之语的情状。故东方朔这样的应对虽不至论罪，但他也不能像公孙弘那样得到重用。赋文中首次用对答体写出了东方朔应答论客时的对话：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文中假设客人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普遍性的，也就是当时的文士能力与学术不比苏秦、张仪差，为何不能像张仪苏秦那样受到重用，官位卑下，仕途蹭蹬。而东方朔的思考与回答具有自我觉醒的意味。他强调此一时彼一时，现有的士人处境外表荣宠而实际远比那时失落。为什么呢？东方朔回答得很清楚：春秋战国年代，是一个士人相对自由的年代。诸侯得士则胜，失士则亡，故而士人可以待价而沽今则不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大一统的帝王牢牢地掌握在手心之中，“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些形象化的语言，写尽了当时士人的狼狈处境，实际上其自由度与地位远远不如先秦时代。这种心理对话，写出了当时士人的辛酸与无奈，也是士人意识高度自觉之彰显。士与帝王之矛盾与离心力，加速了汉代帝国的变迁，为魏晋六朝士的觉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到文艺批评的自觉精神。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汉东方朔集题词》中指出：
东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设客难；扬子云草太玄，乃作解嘲。学者争慕效之，假主客遣抑郁者，篇章迭见，无当玉巵，世亦颇厌观之。其体不尊，同于游戏。然二文初立，词锋竞起，以苏张为输攻；以荀邹为墨守。作者之心，寔命奇伟，随者自贫，彼不任咎。未可薄连珠而笑士衡，鄙七体而讥枚叔也。曼倩别传多神怪，不足尽信。即史书所记，拔剑割肉，醉遗殿上，射覆隐语，榜楚舍人，侏儒俳优，其迹相近。及谏起上林，面责董偃，正言岳岳，汲长孺犹病不如，何况公孙丞相以下？诫子一诗，义包道德两篇，其藏身之智具焉。而世皆不知，汉武叹其岁星，刘向次于列仙，事或有之，非此浮沉，莫行直谏，事雄主其诚难哉！
张溥指出东方朔表面诙谐调笑，其实内心是很悲凉的，他有着自己的智慧与道德观念，可惜世人大抵只看到他的表面。张溥认为东方朔的《答客难》与扬雄的《解嘲》其实开创了对问体，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为它写出了士人自嘲与无奈的心态。今天我们所见的《文选》中的对问体与设论体，收录了东方朔和扬雄的作品，均为自我解嘲与自我解脱的文体，其中用了对答与对话的方式。运用这种文体既是人生的自我解嘲，也是人生不得已时的解脱。它衍变为一种专门文体，颇为耐人寻味。
比如扬雄生活的西汉哀平之际就是一个多事之秋。政局纷乱，上下相乖。于是他隐居著书。可是偏偏有好事之徒讥笑他官卑位低，不能积极用世，反而默默著书。《汉书·扬雄传》记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扬雄于是著《解嘲》抒发了内心的孤闷之情。文章开头引出主客之间的对话，其辞曰：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衡，论者莫当，顾而作《太玄》五千文，支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战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
这一段诘问其实是扬雄的夫子自道，是内心苦闷的假托。从文中看出，扬雄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士人。他不屑以文士自居，而是以圣人之徒自居。扬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气靡滥的年代，伪风滋蔓，士风竞进。文中那位客人的诘问，也是时代风气的表现。他们以荣华富贵为美，而对于扬雄在世风大坏情况下的自守根本不能理解，反而以上古之世的情形来比较当世，劝诱扬雄及时用世，不然就是枉费一生。扬雄在《解嘲》中，以道家的玄默自守、远祸全身的学说来对话。他批评那位客人根本不了解古时与当世的情形。上古时是所谓“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而扬雄所处的时代则根本不同，是另一种情况。他假托主人的回答，说明在封建大一统帝国中，士人已经沦落到十分悲惨的地步：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质，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虚，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泽虽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
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西汉士人的悲惨境遇，是秦汉士人自觉与生命体验的展示，对于汉魏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扬雄指出，在统一与安宁的年代中，帝王权势无人可撼。人才辐辏，这固然是好事，但同时也使士的地位价值大大贬低，犹如沙洲上的大雁，多一只不为多，少一双不为少。以往依靠良士定天下，现在则不然，早已不是英雄决定乾坤与天下的年代了。“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这两句话可谓道尽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士人的不同遭遇。常人往往只看到治世中士人好的一面，而没有想到治世反而是士人的炼狱年代。扬雄与东方朔相比，更突出了上古之士的独立与当世之士的无奈：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这里想象上古士人的蹈厉奋发、不拘一格。而扬雄所处的朝代是一个官僚社会，早已丧失了过去对于士人的尊重与爱护。士人要想取得青紫，只有牺牲人格，迎合世俗。因此，怎能简单地古今对比？扬雄在这种对比中，浸透着心灵的痛楚。同时，这种痛苦的自省，说明了西汉士人在与帝王相处中渐渐生长出离心力与自我意识，从而为汉魏以来的士人觉醒奠定了基础，也使汉魏文艺批评的进展出现了人文意识的变迁。在这篇赋文中，扬雄还针对客人嘲笑他自守的话，列举了汉朝宦海沉浮的事迹，“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许多人当时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然而瞬时因政局变故，或身首异处，或沦为阶下之囚。因此，唯有明哲保身才是最好的人生选择。扬雄自叙：“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宣明自己要在宁静淡泊中生活。扬雄进而反唇相讥那些世俗之人：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悲夫！扬雄援用庄子寓言，讥笑对方是贪嗜腐鼠而笑凤鸟的无耻之徒，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一样甘当曳尾之龟，以孤寂自乐。可惜的是，扬雄最后未能忍耐住寂寞，为王莽篡政作符命，卒为天下所笑。这也反证忍受寂寞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