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认为天地自然，万物为一。《老子》第五章中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提出，天地万物任从自然，它并不对任何事物怀有仁慈之心，它以万物为祭神用的刍狗，用完了就扔，意为世界万物遵循自然的法则，那些所谓圣人也是以百姓作为刍狗并不怀有仁爱之心。但老子在阐释这些客观存在的同时，也申明自己的仁者之心。他赋予天道公平与公正的人伦意义。从自然无为的角度出发，他提出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第七十七章。）
老子启发世人，天之道，难道不就像张弓一般，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吗它是公正公平的，损有余而奉不足。这些话实际上与前面所举的《老子》第五章中的思想是矛盾的，将天地不仁设定为天地有仁。圣人应当效法天地，以道行事，公正行事。
老子反对统治者滥用暴力，滥杀无辜。《老子》第七十四章中提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王弼注曰：“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杀也。”针对当时一些统治者喜爱滥刑逞威的做法，老子义正词严地向他们提出，老百姓不怕，你们又如何能用刑罚来威胁之？这两句话后来成为名言。老子向他们提出警告，喜欢滥杀的人，终有一天会伤了自己。老子的这两句话由于用了反问与对话的语气，显得义正词严。
老子从仁爱百姓的角度出发，倡言素朴之美，反对奢侈之风。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老子告诫们，物质文明与感官满足并不意味着人性的实现与价值，而人性的意义反而在清简素朴的“为腹不为目”的生活方式中才能得到实现。老子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以精神为贵，而精神的价值在于人性的自我实现与解放。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
春秋战国时代，物质文明已经相当发达。随着当时古老的西周贵族精神的颓靡，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暴发心态，上层人物之间的骄奢淫逸风气很盛行。老子对于这种社会风气是深恶痛绝、坚决反对的。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曾将列夫·托尔斯泰与老子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有一种怀古情结，对于当时文明的诅咒与批判便是这种情结的表现，反映出一些当时人的社会观念。（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262页。）这种评价有一定的道理。老子用激愤的词句诅咒这些人：“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老子》第五十三章。）老子指斥与咒骂的这类人，正是当时的一些权势者。他们骄奢淫逸，在穿着打扮上追赶时流，以鲜丽诱人为美，饮食无度，财货有余，不可一世。老子认为这些寄生阶层违离了大道，他们的富贵是建立在朝政的荒废与国家的贫穷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堕落的表现，非但不美，而且丑恶不堪。老子直斥他们是盗贼一类。
从哲学思想生成的文化背景来说，老子的哲学很明显地是从农业文明产生出来的，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古代农业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对于自然形态的守成和赞美。它表现了对于自然力量既恐惧无奈又依赖热爱的复杂心态。中华民族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业文明形态。嗣后虽历经变迁，但是这种文明的方式与形态却一直保留了下来。由于当时的这种农业文明的形态建立在没有阶级的基础之上，加之社会分工不明确，人际关系倒也和谐相安。后世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情状，大约是以此为蓝本的。这种状态反映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便是对于这种形态的满足与向往。积渐日久，形成一种理想的境地，具有了审美幻想的成分。这种审美情境，反过头来又促进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学精神与文论精神的生长，加重加浓了其中精神信仰的味道，成为一种怀古情结。我们只要看一下魏晋阮籍、嵇康和左思、陶渊明等人的文学创作便约略可知一二。在《老子》一书中，有对于小国寡民社会的倾心描写：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在这里用美化的语言来描绘他心仪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与其说是实有，倒不如说是一种乌托邦。从对这种理想国的憧憬出发，老子对天道自然、无为无造的状态特别倾心，表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
老子对于当时的社会狂暴现象与错乱现象，怀有乐观的心思。他认为这种狂乱终归会结束，天道自然最终会回归。在《老子》第二十三章中，他用对话体向世人启发：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老子提出，狂风暴雨看似凶猛，但终究不会持久，不会过一个早上。“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样的追问多么深刻，与世人的对话多么平实。它是真正的哲理启发，让人们看到希望，树立信心，从事于道，行善积德。而文艺之美的本体正来自于这种道德之美。这一点与儒家可谓殊途同归。
二、“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老子又是一位智者。如果说孔孟的智慧是建筑在行仁蹈义之上的，那么老子对世俗道德的评价，与儒家的看法恰好相反。他是一位从更高的仁者与智者相结合的境界去体认世界的老人。事实证明，人文精神涵养下的智慧是最高境界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它高瞻远瞩，深究物理。“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是老子对于智者的认定与运用，具体而言，则是人文精神指导下的智慧形态。它通过与世人的潜在对话来展开，在修辞上表现为多用警句与设问。
老子的对话方式，首先体现在格言体的采用上，体现了独语性；但其韵文背后的经验归纳、成理演绎的逻辑性和设问自答的推理论辩都体现了其对话色彩。他采用的独特方式，就是正言若反，即颠覆常理常识，道常人不敢道、不可道，就是从极端处极致处立论，但其实最终都言归正传，正言若反，因为他认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所以，这种对话非常独特，对文艺理论影响至巨。如，道法自然的自然美，********的大美、无言之美，信言不美的朴素美，技进乎道的行为美，等等。老子与世人的对话，有时候类似于佛门常言的当头棒喝与醍醐灌顶。在当时的风气中，人们往往为有形的物欲所左右，而忽略无形的精神之道。老子则认为无形的精神之道相对于有形的物质更能达到审美的境界。老子早已看到世俗心态重有轻无的可悲与可叹，所以他用各种譬喻来说明“无”有时候比“有”更为重要。在《老子》第十一章中，老子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形象地以车轮的构成为例，说明“无”的重要性。他启发世人，在一定条件下，“无”相对于“有”来说是更根本的，就像房子中的窗户，必须是空虚的，才能派上用场，若都是实的反而无法使用。人们从道和无的自由精神中，可以掌握许多生活的哲理，保全自我，平安处世。而俗人追逐于有，结果往往陷入烦恼与痛苦。在《老子》第四十章中，他还从生成论的角度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力主有生于无，强调无的精神作用。后来王弼的贵无论进一步申说了老子的这一思想。
老子还向世人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王弼注：“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为病也，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老子启发与告诫世人，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并不是身外之物，而是生命价值，因此没有必要为了身外之物去牺牲最可宝贵的生命价值，应当知足安命。老子还从变易的角度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老子》第五十八章。）人生是变易不定的，福与祸可以互相转变。老子慨叹世人知之甚少，迷失已很久了。他意欲通过这种对话来启发世人的智慧，告诫世人不要因小失大。包括美丑在内的精神判断都是相对的，变易不定的。《老子》第二章中提出：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认为，天下之事充满着相反相成的因素，高与下，美与丑，前与后，这些和文艺批评与审美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要太重人为，圣人明乎此中道理，因此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是一种智者的选择。《老子》第四十五章中提出：“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这些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论与批评论。老子认为世人太重自身利益，往往因小失大在《老子》第十三章中他提出：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认为，常人宠辱若惊，结果容易引来大祸，圣人则宠辱不惊。他提问，为什么如此呢？要害在于有身，即有我，等到无我即无身时，即可以免除祸患了。
老子启发世人：“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第三十五章。）老子认为，只要体认道、以道行事即可无往而不胜，道无声无嗅，不同于可见之形、可闻之道。老子遗憾地指出，世人往往喜好有形的感官享受，“乐与饵，过客止”，意谓音乐与美食使过客为之驻足，而无声无嗅之道虽然使人受用无穷，世人却不懂得精神生活对于人生幸福的价值。王弼注这段话时强调：“言道之深大。人闻道之言，乃更不如乐与饵，应时感悦人心也。乐与饵则能令过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视之不足见，则不足以悦其目，听之不足闻，则不足以娱其耳，若无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穷极也。”（《老子》第三十五章注。）王弼的注释，说明了老子思想是很深刻的。在老庄与玄学看来，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利弊互补。从表面来看，道是一种精神蕴涵，是虚无一物，素朴淡泊，不能给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因而许多人对道不以为然，总认为实际的东西才有价值。这其实是一种短见，是文明修养不够的表现。唯因道的素朴无味，不能满足人的日常口腹之欲，因此能够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得到享受，使人受用无穷。这是有形的乐与饵无法与之比拟的。西晋陆机《文赋》提出“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主张以内在的精神意蕴作为文艺表现的最高形态，而相对鄙薄只注意外形描写的工匠手段。
老子当过周代的史官，对于官方的文明和道德应该说是很熟悉的，对其中的虚伪烦琐也是深有了解的。他看到，文明到了此时，没有给人类带来多少幸福，反而蜕化为一种点缀与欺骗。老子为此大力倡导诚实朴素的品德，抛弃那种华而不实的器物，使人性返璞归真，并以此作为理想人格。老子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而对于精神价值的倡导，正是使人类回归自我。在老子看来，精神的实质是素朴无华的，越是素朴无华就越是合乎自然之道，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
从上述这些方面来看，老子的哲理与思想，主要是通过潜在的对话来实现的，他开创了用不在场的对话方式与世人沟通与交流从而使思想得以升华的平台。这就决定了《老子》这本书的言简意赅、蕴涵深刻、令后人读后深有所思的特点，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影响至大至深。
§§§第四节庄子与文艺对话
先秦百家争鸣与对话形态，在《庄子》中达到高峰，成为一种自觉的语体与思维方式。面对中华文明迄至战国时代的弊病，以及文明所造成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庄子出于士人的良知，对此痛心疾首，猛烈地加以抨击。庄子有意识地弘扬了远古时代的野性思维，以抗议过度理性与道德压制所造成的人性的变异。
庄子，名周，战国时代蒙城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一些。现存的《庄子》一书，一般认为《内篇》系庄子所作，《外篇》与《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其中不少地方与庄子的思想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说，与庄子的思想相一致。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庄子是最具有艺术精神的一位人物。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附的《庄子传》中这样评价庄子：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