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为戒的宗旨。宗密说：「经诠理智，律诠戒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注释：《盂兰盆经疏》卷上，《大正藏》第39卷，505页中。〕意思是说，戒行虽然众多，但都以孝为宗旨，也即把戒律内涵的本质归结为孝。契嵩也说：「夫五戒有孝之蕴。」〔注释：《孝论？戒孝章第七》，《辅教篇》下，《镡津文集》卷3，《大正藏》第52卷，661页中。〕「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注释：同上书，660页中。〕戒中有孝的蕴含，大戒应以孝为先，这是把戒与孝合二为一，以孝为戒，戒即是孝。戒是佛教的伦理德目，内涵丰富，中国佛教学者则把它统一于孝，这是为了与中国重孝观念相协调而作出的根本性调适。
布施不如笃孝。康僧会说：布施「诸圣贤，不如孝事其亲」〔注释：《六度集经？布施度无极章》，《大正藏》第3卷，12页中。〕把「孝事其亲」，置于「布施圣贤」之上，强调孝亲比布施更为重要。契嵩也强调欲福不如笃孝的观念。〔注释：参见《孝论？孝行章第十一》，《辅教篇》下，《镡津文集》卷3，《大正藏》第52卷，662页上、中。〕印度佛教认为修行布施，是修道成佛的重要条件，而中国佛教则把孝置于其上。
三年心丧。中国礼制规定，父母亡故后，子女要身着丧服守丧三年。印度则没有这种传统习俗，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无常，即使是亲人之死也不应过分悲伤，不应影响修持。契嵩对此作了折中，他说：「三年必心丧，静居修我法，赞父母之冥。」〔注释：《孝论？终孝章第十二》，《辅教篇》下，《镡津文集》卷3，《大正藏》第52卷，662页中。〕所谓心丧，是指古代老师去世，弟子不必穿丧服，只在心里悼念。契嵩认为，僧人父母去世，不必如俗人那样身着丧服，而是要以心服丧，静居修持，超荐亡故父母，这就是最好的悼念。这种心丧法，也是印度佛教所没有的。
契嵩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学者阐发孝道的最重要的专着。《孝论？叙》云：「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注释：《辅教篇》下，《镡津文集》卷3，《大正藏》第52卷，660页上。〕说佛教最为尊孝。他还说，佛教徒以出家修行的方式立身行道，也能荣亲耀祖，使祖先亡灵得到福报，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佛教的孝是远远超过儒家的孝。我们认为，契嵩的这种说法是离印度佛教伦理想更远，而距儒家伦理思想更近了。
由上可见，印度佛教虽然也提倡尊亲美德，但孝并不居重要地位。在中国佛教则把孝抬到了最高德行的高度。经过中国佛教学者的融会贯通，以孝道为核心，以孝为戒，戒即孝的独特佛教伦理格式，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民族特色，这也是中国佛教伦理区别于印度佛教伦理的要点之一。
（四）补益
从中外两种伦理思想的交涉视角来看，佛教伦理得以在中国流传，并为一些儒家学者如颜之推、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所认同，为中国佛教信徒所奉行，这是与儒家伦理在哲学上的局限性及其一度发生的危机相关的。儒家强调伦理价值高于物质生活价值，提倡道德至上，影响极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儒家的伦理学说自有其优长，如强调人的价值，宣扬仁义学说，提倡「和」为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等；但儒家伦理也有其局限性，如对伦理价值的根据缺乏深刻的理论论证，强调等级观念等。自从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就日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制定法律和刑审的依据，实际上支配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行，由于它是统治者所掌握的工具，因此对一些统治者本人也就失去了约束力，以至于东汉末年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注释：葛洪：《抱朴子》，《诸子集成》（八），127页。〕的现象。这种社会道德危机为佛教伦理思想占据苦难人们的心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佛教也以其独特的伦理思想匡救儒家伦理的局限与流弊，弥补儒家伦理的缺失与不足，从而丰富了世俗伦理的内涵。
二、佛教伦理思想为中国世俗伦理提供的新因素
佛教伦理与中国世俗伦理是不同的类型，但它为后者提供了新因素：
（一）伦理价值的理论根据
确立伦理价值的理论根据对伦理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孔子以伦理原则的普遍性来肯定伦理的价值，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伦理原则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所以具有最高价值。孟子认为伦理原则是人心之「所同然」，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理、义是伦理原则，这些原则是人心所共同肯定的。荀子与孟子不同，他在《礼论》、《荣辱》等篇中强调伦理原则是圣人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而确立的。应当承认，这些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都比较抽象、肤浅，难以从灵魂深处激起实践伦理原则的自觉和热情。中国原来也有善恶报应的说法，但多是把报应落在本人或子孙身上，报应理论显得粗陋。佛教不同，它的善恶报应、三世轮回说，能给人们以心理补偿，符合人们行为心理的要求，且难以验证，为伦理价值提供了精巧圆融的理论根据。佛教因果报应论显然在客观上有助于强化世俗伦理的作用。南朝梁代史学家萧子显曾说：「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注释：《高逸传论》，《南齐书》卷54，946-9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也看到了佛教因果报应说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补充作用。
（二）平等原则
儒家讲仁爱、爱人，但爱的深浅又取决于血缘关系的远近。《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重点是血缘亲近之人。儒家强调人的等级差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荀子？礼论》），不同人的服饰、棺椁都是不同的。到了宋代，朱熹宣称：「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注释：《戊申延和奏扎一》，《朱熹集》第2册，533页。〕强调尊卑上下、长幼亲疏在诉讼和法律上也是有区别的。与这种消极的等级观念不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如上所述，这种平等观念无疑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巨大冲击，在民间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三）慈悲观念
与平等原则密切相关，佛教还提倡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的博爱精神。应当说，虽然孔子也讲「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但佛教的慈悲观念、博爱精神，比儒家的仁爱说，在思想上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在实践上具有更强的驱动力。
（四）不杀生戒
如前所述，不杀生是五戒中的首戒，作为佛教伦理的重要德目，是对世俗伦理的重大扩展，并在遏制残杀和战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东晋十六国时佛图澄劝石勒要少行杀戮，经佛图澄的劝导，当时有不少将被杀戮的人免于一死。又如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因劝谏无效，就请道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就向苻坚苦苦规劝，但苻坚弗听，后来终致败亡。此外，不杀生戒对保护野生动物和维护生态平衡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就儒佛两家而言，儒家提供的主要是封建等级社会的伦理，带有现实性、等级性的特征。而佛教则是提供了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带有超越性、普遍性的特征。佛教以普遍的伦理原则和德目注入于中国世俗伦理之中，扩展和深化了世俗伦理的内涵，这对于提高和完善中国世俗伦理想具有特殊的意义。
佛教伦理中国化的内涵，主要是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调和、沟通、互补、融合，表现出较多的世俗性色彩。
佛教伦理的中国化方式中，删节、比附是佛教伦理与世俗儒家伦理的直接调和，衍生是以儒家伦理来补充佛教伦理，补益则是以佛教伦理来充实世俗伦理。衍生和补益，可以说是佛教伦理对世俗儒家伦理的间接调和。因是互补又可说是高级的调和，删改、比附则是低级的调和。
中国佛教伦理容受孝道，突出孝道，是由于孝道是中国世俗伦理的重心，具有不可动摇的维系家庭和社会作用，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佛教的因果报应、平等、慈悲等思想为世俗伦理所吸纳、践行，则是由于因果报应说的理论深度和平等、慈悲原则的普遍意义，符合人类的内在要求。可见，本土固有理论的主要规范与外来的深刻伦理思想，在伦理学说的整合过程中，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佛教伦理的命运，主要决定于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佛教伦理中国化，归要到底是中国本土固有伦理及其实践者对佛教伦理的比较、鉴别、筛选、择取的过程，也是佛教伦理传播、调整、改造、创新的过程。这其间显示出来的佛教伦理的开放性和中国世俗伦理的包容性，推动了两种不同伦理思想的交流、融合，并结出了新的果实。
中国佛教伦理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在论述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和主要特色后，可以明确：中国佛教是肯定社会伦理，而不是排斥社会伦理的。下面，我们想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就中国佛教伦理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作一简要的评述。
中国佛教伦理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1）有助于封建统治者推行封建伦理。如上所述，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就是不断与儒家伦理相融合的过程，也就是配合中国儒家伦理向人们进行教化的过程。在古代社会，佛教伦理发挥了配合儒家伦理的辅助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同时，佛教伦理对某些崇佛的统治者的残暴行为，也起了一守的遏制作用。（2）中国佛教伦理成为广大平民的精神支柱。佛教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极大。广大平民阶层把希望寄托于佛教，佛教伦理自然也就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成为他们满足情感、平衡心理的支撑点，使他们苦难而平凡的一生得以安宁地度过。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佛教伦理，尤其是众生平等的思想，有时也成为农民起义的驱动力。宋代以来，有的农民起义领袖就是打着「平等」的旗号起来反对封建统治的。（3）近代反封建的斗争中，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派，纷纷从佛教中寻求改革社会的思想资源，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把大同世界称为「极乐世界」，并以「去苦求乐」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标志，实际上就是以佛教的「慈悲救世」原则作为社会改良的工具。谭嗣同撰《仁学》一书，吸取佛教伦理观念以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大声疾呼要「用宗教（指佛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视佛教伦理是净化人心、培养美德的良方。历史表明，佛教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复杂而多重的，既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简单地肯定与否定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国佛教的伦理资源是否具有现代价值呢？我想回答应是肯定的。理由是，佛教伦理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方面，这些成分、方面对现代社会尤其是道德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中国佛教伦理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成分、方面是什么呢？我想，以下四条是主要的。（1）去恶从善思想。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人们对善恶所作的判断，往往反差很大，但是佛教伦理德目中的如「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应是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这对维护现代社会的秩序，保持人际关系的稳定，推动家庭结构的巩固都是有益无害的。（2）平等慈悲思想。如前所述，这地当代社会消灭阶级对立、等级差异，对巩固和平，反对战争，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平衡，都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3）自利利他思想。这种思想虽有其佛教的特定的宗教涵义，但它所内含的精神，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或者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在现代社会也应成为人们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准则。事实表明处理好个人与他人或集体的关系，对于个人是重要的，对一个国家、社会也是极为重要的。（4）入世精神。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提倡入世精神。中国佛教也十分强调要「为出世而入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也就是要以一种超然的心态服务于现实社会。这种精神对我们淡泊名利，不惊荣辱，而又热爱事业，勤奋工作，即培养崇高的奉献精神也是有相当启迪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