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追求断除人生烦恼和解脱生死痛苦的宗教，是极富修行实践性的宗教。自释迦牟尼以来，历代佛教学者都十分重视探寻解脱的途径，设计周密的实践方法，从而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佛教实践哲学。
戒、定、慧是佛教实践的三大纲领，是佛教徒成就佛果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佛教的一切法门都是戒、定、慧的具体展开，都尽摄于戒、定、慧范畴之内。戒学、定学和慧学，是佛教修行者必须修习的最基本的学问，被称为「三学」。戒学的「戒」，是禁制的意思，指皈依佛教的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即佛教的道德戒条。在「三学」中，戒是佛教修持实践的基础。小乘佛教根据佛教徒的不同类型，制定出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大乘佛教又制定出三聚净戒、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等。戒的功用，一是消极方面，在于防非止恶；二是积极方面，在于促发善业。定学的「定」，是使心专注于某一对象而不散乱。佛教为防止心意散乱以求达到安宁的精神状态，提出了种种方法。小乘佛教有四禅定、四无色定、九想、八背舍等，大乘又提出九种大禅、百八三昧、百二十三昧等。慧学的「慧」，指能破除迷惑，观达真理的智慧。发此智慧而努力进修，称为慧学。慧学内涵丰富，有小乘修学四谛、十二因缘，大乘观照真如、实相等。戒、定、慧三学主要是从心理实践、心理修养和智慧修学这三个方面来规范佛教修持实践的内涵，分别用以制身、定心和证真。佛教还强调主体的修持进程和提升次第——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即持戒清净始可得禅定寂静，具有禅定寂静有助于开发智慧，从而揭示了佛信徒修持实践中制身、定心和证真的依次推进和前后制约的内在逻辑关系。〔注释：修习上，佛教还有闻、思、修三慧说。闻于经典的教法而生闻慧，思维所闻所见道理而生思慧，修习禅定而生修慧。其间依闻慧而生思慧，依思慧则有修慧。〕
大乘佛教为了成就佛道又提出六种实践德目，称为「六度」（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前五度可归于慈悲，为第六度般若智慧所统率，「般若波罗蜜为五波罗蜜作导」〔注释：《小品般若经》，《大正藏》第8卷，544页中。〕，突出地强调般若智能的导向作用。六度是三学的展开，布施、持戒、忍辱为戒学所摄，禅定即定学，智慧为慧学，精进是努力不懈地修习，通于三学所摄。六度实也不出三学的实践范围。
中国佛教信徒的修持实践，是在印度佛教三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因而表现出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殊实践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戒学实践。
由于中国和印度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生活状况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中国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戒学修持实践的内容，作了调整、改变与补充，形成了新的实践特征。这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仪规制度方面，为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早在东晋时代，道安就首创僧尼规范三例〔注释：《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大正藏》第50卷，353页下）〕，此后中国佛教学者也时有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之举。到了中唐，禅宗兴盛，百丈怀海禅师更是制定了与律法不同的《百丈清规》作为禅宗寺院（丛林）的新例。元代，百丈山德辉禅师又奉朝廷之命，将《百丈清规》的不同本子重加厘定，名《敕修百丈清规》〔注释：《大正藏》第48卷，1109-1156页。〕，颁发全国。清规设有方丈、法堂、僧堂等制度，规定了禅僧的种种职务，制定对帝王圣寿万岁的祈愿及禅宗祖师忌辰的典礼等仪式，并确立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邀请大众劳作的「普请」制度等等。清规确定的中国禅宗寺院组织的规程和寺众日常行事的章规，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佛教仪规制度的特点。二是在戒律的研习与传持方面，形成了弘扬《四分律》〔注释：《大正藏》第22卷，567-1014页。〕学的律宗。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的有四部广律〔注释：译出的四律是《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和《五分律》〕，唐中宗支持律宗，明令禁用《十诵律》，因而使《四分律》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佛教戒律。律宗把佛教所有的戒归纳为两类：一是「止持」，即制止身品作恶业的戒法；二是「作持」，指随顺所受的戒法而积极修习善业。律宗融合了唯识学说，认为僧人受戒是在心理上所形成的防非止恶功能，就是阿赖耶识所藏的种子，种为「戒体」。律宗又还认为，戒、定、慧三学是彼此互摄，圆融无碍的。三是在伦理准则与规范方面。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居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佛教的出家出世伦理遇到了儒家伦理的强烈抗拒，因此，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伊始，就采取协调的立场，并逐渐肯定和日益重视儒家的忠、孝伦理，后来有的佛教学者更宣扬孝是首要的戒条，从而使中国佛教伦理具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具有儒家化的特色。
定学实践。
「定」是专注于一境，集中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定学是佛教修定之学。在中国，禅与定通常连用，禅定的意思是安静敛心，止息杂虑。定学是佛教修习的重要方面与中间环节，是区别于其它一些宗教的独特的修持模式和生活方式，大小乘经论都广为说示，种类繁多，方法繁杂。定学（禅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曾译出多种禅经，禅定的思想和方法一直获得广泛的流传。隋唐时代成立的佛教诸宗派，都依其所奉持的教义而修行禅定。其中，依据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思想并加以综合而创立的禅宗，更是把以定为重心的印度禅转化为定慧一体的中国禅，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注释：郭天锡：《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语录序》，《大正藏》第47卷，495页中。〕为其宗旨，从而发展出一种特有的禅法、禅风，一种成为源于印度佛教禅法又大别于印度佛教禅法的新宗派。禅宗作为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宣扬本心、本性是人的本质，是成佛的超越根据，提倡以参禅方法，彻见心性本原，成就佛果。慧能以后，禅宗逐渐衍化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临济又分化出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禅宗各派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但因接引学人方法和教学方法，亦即门庭设施的不同，又形成为各异的宗风。随着禅宗的长期流传，其禅风也带来流弊，由此后来的禅师又提倡信奉净土，同时修习禅与净土，从而又转入了禅净合一的信仰轨道。此外，天台宗的止观实践，也是中国禅的一支巨流，其中所保留的印度传统的禅法，比禅宗要丰富得多。
慧学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