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平民主义文学，不单是胡适一人的主张，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标明三大主义，其第一条即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其第三条“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青年》，第2卷第6期。）也包含同样的意思。平民主义之所以必需，是因为社会起了大变化，贵族与平民的壁垒已渐打破，人群的生活社会化了，文化下移的趋势更明显了。如果说宋明之际，已有市民文学产生，那么到了清末以至民国，下层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店员等等，也都有了文学上的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因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文学家刺激感奋的已不只是君相豪杰、宫廷贵府以及文人小圈子内的事情。世界与国家、社会与家庭、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青年与妇女，各领域各阶层的事都进入文学家的视野。从前的文人，其笔下只有清风明月，醇酒美人，或感叹身世，或知交酬唱，稍涉世事往往不出善恶相报、因果循环一类说教式的东西。现在，按胡适的平民主义要求，必须大大推广文学材料的范围，“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期，又见《胡适文存》第1卷。）。
由此又可见，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实在又是为了扩充文学的社会内容，导扬现实主义。我在前面提到，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最初的酝酿即是起因于旧文学的大病在于“文胜质”，有形式而无内容，无灵魂。所以，当他发表那篇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书《文学改良刍议》时，第一条要求就是“须言之有物”。以下又有“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又见《胡适文存》第1卷。），等等，大旨都在提倡写实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第二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新青年》，第2卷第6期，又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也是提倡写实主义。写实主义文学与形式主义文学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前者追求内容的真实，追求对真实内容的最有力的表达。后者不关心内容的真实与意义，唯用力追求文句的雕琢与形式技巧，是一种唯美主义倾向。它把文学的美看做可以离开内容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胡适在自觉提倡文学革命之前，在文学欣赏上即偏爱写实主义。对写实主义的追求成为他倡导文学革命的始初动因。在胡适看来，表达真实内容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又见《胡适文存》第1卷。）。显然，这是只有白话文学才能办到的。因此，他坚信：“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又见《胡适文存》第1卷。）
与胡适相反，梅光迪不赞赏写实主义，我们从他与胡适辩论中所发表的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在谈到诗的创作时，特别强调遣字用词要“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把真实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更充分、更逼真，而是只有这样做，“而后始见奇材焉”（ 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8月8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3页。）。这正是旧式文人穷其力追求在文字技巧、排比对仗、音韵变化等方面争奇斗胜的心理。梅氏鄙视白话，唯因其出于村农伧父之口，不能得文人“美术家”的认可，而完全不问其是否可以表现文学的内容。有时他也勉强承认白话中有一小部分可以入于文学，但必须经过专门“美术家”“慎之又慎”地加以“锻炼”；未经专门“美术家”刻意“锻炼”过的白话，“乃鄙俚不堪言”（ 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8月8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3页。），绝不能入文学的殿堂。他完全不理解，真正文学的美，只存在于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思想和感情得到逼真地表现之时。即以诗词论，那些真正足以流传千古，为人叹赏不绝的，还是那些最能真实表现生活、思想、感情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比较朴素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些专意雕琢文句、堆砌典故的诗匠们的作品，只有供后来二三流诗人刻意模仿之用，在文学上甚少价值。
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历史进化的观念。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又见《胡适文存》第1卷。）。他指出，生今之世，而强效古人的腔调说话，乃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从中国文学进化的趋势上认定，古文已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其在古代尽可以产生第一流的古文学，在今日则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白话文学早已产生，只是还不曾占居重要地位。宋元以来，白话文学已得到相当的发展，小说、词、曲已有第一流的文学产生。胡适给予《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诸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胡适致任鸿隽的信（1916年7月26日），见《胡适留学日记》，993页。）。
梅光迪不承认文学进化的观念，他只承认古已有之的东西，只承认文学大家们所已承认过的东西。因《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白话小说已有名家给予承认，所以他也勉强承认“白话可以作小说”。但他强调：“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7月24日），见《胡适留学日记》，981页。）胡适说，白话之未能见盛于诗文，不过是因为古已有之的“白话诗确是不多”，尤其没有人“用全力作白话诗词”，更没有人“自觉的作白话诗词”（胡适：《逼上梁山》，见《胡适自传》，123页。）。所以他说：“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了。”他下决心“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作白话诗”（同上书，122页。）。当时他在给任鸿隽的信上说：“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胡适致任鸿隽的信（1916年7月26日），见《胡适留学日记》，989～990页。）
胡适这时已是实验主义的自觉信徒。他不迷信，不盲从。他认准了中国文学进化的大趋势，必将是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因而便不怕议论讥笑，从事实地试验。1916年9月3日，他写了一首论尝试的白话诗，名曰《尝试歌》。其中说：“‘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灵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天下无此容易事！……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作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胡适留学日记》，1020页。此诗原有序，谓陆游观能仁院前古石像所作诗“尝试成功自古无”与其“主张实地试验主义正相反背”。实则，陆游原意亦在批评“莫想小试便成功”。胡适因有感于任鸿隽说他的“白话诗试验完全失败”而心里不服，于读陆游此诗时，不求甚解，乃借题发挥其试验主义的主张。）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任鸿隽的信上，胡适发誓说：“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胡适留学日记》，994页。）
坚信实验主义的胡适，在朋友们的反对声中“单枪匹马而往”，努力作白话诗的尝试，并预先决定了他将来的白话诗集取名曰《尝试集》。这本诗集终于在1920年春天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其艺术成就虽不高，但其新鲜活泼的精神和试验主义的态度却颇得好评。连老辈的梁任公先生读了以后，也为之“欢喜赞叹，得未曾有”（梁启超致胡适的信，见拙著：《胡适研究论稿》，373页。）。更有一大批年青的文学爱好者追随其后，新诗集相继问世，有不少在艺术上超过了胡适。虽不能说白话诗已获成功，但白话诗将成为中国新诗的唯一大道，则已确定无疑。
梅光迪既不赞成文学进化观念，更不欣赏胡适的“尝试”态度。他偶尔发议论也承认中国文学应当改革，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应由大家公认的“文学大家”来实行。他有时也承认，民间文学应有可借鉴之处，白话中有小部分也可以用于文学，但必经过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家”加以锻炼。胡适的试验，他完全不放在眼里。因为胡适当时同他一样只是个留学生，还不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大家”。胡适在批评梅光迪1916年7月17日的信时曾写道：“所谓‘美术’、‘美术家’、‘锻炼’云者，究竟何谓？吾意何须翘首企足，日日望‘美术家’、‘诗人’、‘文学大家’之降生乎？何不自己‘实地试验’，以为将来之‘诗人’、‘美术家’、‘文学大家’作先驱乎？此吾二人大异之点也。”（《胡适留学日记》，980页。）这的确是他们两人的“大异之点”。一个是投身到时代潮流中勇于试验的先锋，一个是站在时代潮流之外评头品足的批评家。而这位批评家所尊信的理论恰是反对任何新潮流的保守主义。所以，在他们的争论中已显示出具有超出文学革命范围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四
梅光迪不但不承认文学进化的观念，而且根本上不承认卢梭以来的西方近代文明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有一次他批评胡适：“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智识（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10月19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45页。）他激烈抨击欧美社会“近百年来食卢梭与Romanticmovement之报，个人主义之趋极端，其流弊乃众流争长，毫无真伪美恶之别”（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7月24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46～449页。）。遂使“价值混乱，标准丧亡，天下皆如盲人瞎马。卒之，抉择之力失，智识上之发达退步千里”（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10月5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9～463页。）。在他看来，西方近代文明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千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文明退步的结果。他说，由于“真伪无分，美恶相淆，入主出奴，互相诋毁，而于是怨气之积，恶感之结，一旦横决，乃成战争”（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10月5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9～463页。）。他对未曾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旋涡的美国文明亦十分鄙夷。他批评道：“吾辈眼见美国人行事异常灵便，初皆惊之，羡之。其实，美国人乃最偷闲苟安者也。惟其偷闲苟安，故只顾目前生涯，而于人生大问题皆不能顾。其思想之鄙野与志气之颓败乃出人意料之外。”（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7月24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46～449页。）他甚至于讽刺白宫主人乃“志行薄弱”者。
在梅氏看来，除了科学技术等社会上实用知识，欧美较有长处外，其余皆不如中国远甚，而且简直是堕落不堪。所以他对胡适说：“我辈决不能满意于所谓ModernWesternCivilization，必求远胜于此者，以增世界人类之福。”（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5月2日），据原件。）远胜于西方近代文明的东西在哪里呢？他认为应当向中国古代去寻找。而对于中国古代文明，他的看法也很独特。他说：“晚周诸子之时，学术思想自由极矣。然平心论之，其大多数皆无存立之价值者。”（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10月19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44页。）而秦汉以来之学术又受祸于一尊，亦不可取。他的结论是必须复兴孔教。他说，改良社会必先改良个人，即“养成君子”。“养成君子之法在克去人性中固有之私欲，而以教育学力发达其德慧智术。”（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12月28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66页。）孔子所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正是养成君子的最好途径。他认为：“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此种文化今日正当大力发扬，故“吾国之文化尚须为孔教之文化，可断言也”（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12月28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66页。）。
我们从梅氏的言论、思路看，完全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人物，只是他不像梁漱溟或熊十力那样，有系统阐扬自己主张的著作行世，所以影响不大。
梅氏确信“孔子之大，实古今中外第一人”（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3年2月16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343页。）。早在1912年，他就有意要发起孔教研究会，发行中英文杂志。并表示，若此会能成，“将竭毕生之力从事于此”（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2年6月25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377页。）。后来此事无成，对陈焕章的孔教会甚为推许，认为陈“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2年6月25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3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