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说到，“几”有两层含义：一是始动之微；二是变化之妙。本章讲“慎始慎终”，就是更进一步，从“始”与“终”两个重要的侧面探讨“始动之微”与“变化之妙”的问题。“始”即开始，也就是《周易》中所谓的“初”。“卦之初始，起于微细”，不可不辩。“终”即终结，也就是《周易》中所谓的“上”。剥复否泰，物极则反，更需谨慎。一“始”一“终”，一“辩”一“慎”，就是“慎始慎终”。古人云：“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君子敬始而慎终，始终如一”（《荀子·礼论》），“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礼记·经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4.1
“慎始”是古代哲人的共识。在讨论《周易》“慎始”思想之前，我们不妨先引几段相关的材料：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
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也。（《荀子·大略》）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韩非子·喻老》）
小过不生，大罪不至。（《韩非子·内储说上》）
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人，小人贼国。（《关尹子·九药》）
这几段材料，我们并不陌生。其中的有些话语，作为警句名言，早已人人皆知。它们的意思，用《周易》的观念说，就是强调“始动之微”及其重要意义。“始”，在《周易》中多指初爻，如《坤》初六《象传》曰：“阴始凝也。”《恒》初六《象传》曰：“始求深也。”都是以“始”释“初”。《周易》六十四卦有六十四个初爻，因为它们所处的卦象不同，每一个初爻的情状也多有差别，但总其大要，不过吉凶两种倾向。而其何以吉、何以凶，则是需要认真辩证的问题，也是本章所谓的“慎”之所在。先说初爻之何以吉：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泰》初九）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否》初六）
这两条爻辞，一为《泰》之初九，一为《否》之初六。《泰》与《否》，一为下乾上坤，一为下坤上乾。一为“小往大来”而通泰，一为“大往小来”而否闭。可以说无论从卦象还是卦意，都正好相对。但它们的初爻均为吉辞，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大体而言，二爻有同有异。二爻之同表现在：二爻均为初爻；爻辞均以“拔茅茹，以其汇”为喻；二爻之断辞均为吉。二爻之异表现在：《泰》为阳爻，《否》为阴爻；《泰》初之吉为“征”吉，《否》初之吉为“贞”吉。
应该说，二爻之吉，乃是因为它们的相异之点。《泰》与《否》是一个对子卦，如果我们把相对于爻的卦看作一个大背景，那么二卦所反映的环境、条件都是很不相同的。而要想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获得相同的结果，只能依靠不同的方法、手段及不同的处世态度。“拔茅茹，以其汇”，意思是拔起茅草，根系相连。在此，爻辞是以茅草“根相牵引之状”为喻，说明《泰》下之乾与《否》下之坤分别为同性相连之义。但同是同性相连，《泰》初因其阳性而以“征”为其志，《否》初则因其阴性而以“贞”为其守。一“征”一“贞”，成就了它们的吉利结局。《泰》卦下乾上坤，初九当泰之时，阳刚处下，王弼注曰：“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已举则从，若茅茹也。上顺而应，不为违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周易注》）“三阳”即乾之三阳爻。“同志”即志向相同。《泰》卦初、二、三俱有外应，当此通泰之时，三阳亦均有志于应外而上行。初爻警以“征”辞，并指出可以因“征”而得吉。因此《象传》说：“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与此不同，《否》卦下坤上乾，初六当否之时，阴柔居下，王弼注曰：“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故拔茅茹以类，贞而不谄则吉、亨。”（同上）按《否》之初、二、三亦有应爻，但《否》卦所营造的大背景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彖传》）。君子当此否闭之时，应当“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否·象传》）。所以爻辞戒以“贞”字。只有“贞而不谄”，才能获得“吉亨”。
可见，虽同居初位，均有应爻，但因所处的景况不同，其因应的对策自然也有所别，这就是《周易》所谓的“唯变所适”，也就是六十四卦中初爻为吉之爻的所以吉之故。
14.2
再说初爻之何以凶。兹举数例如下：
剥床以足蔑，贞凶。（《剥》初六）
鸣豫，凶。（《豫》初六）
飞鸟以凶。（《小过》初六）
上述几则爻辞，其断语均为凶。它们为什么是凶？因为什么而致凶？这是最值得慎思明辨的问题。“蔑”，即灭，没。“贞”，固执。《剥》卦初六的意思是，剥床之足而致蚀灭，固执而不知变通则凶。《剥》卦下坤上艮，一阳在上，五阴在下，象征以柔变刚，使刚剥落之象。初六以阴居《剥》卦之下，恰似大床先从足部受到毁坏。所以《象传》说：“‘剥床以足’，以灭下也。”《周易集解》引卢氏说：“坤所以载物，床所以安人，在下故称足。先从下剥，渐及于上，则君政崩坏，故曰‘以灭下也’。”可见，“剥足”、“灭下”的危险是很大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不言而喻。但就《剥》卦的初爻而言，其所以为“凶”，关键在一个“贞”（固执而不知变通）字。因为阴之灭阳，必自下始。君子不察，则会“渐及于上”而致凶。相反，君子若能“早辩”，并防患于未然，便会在其“剥足”、“灭下”之初就使其受到抑制。如是则何凶之有？
“豫”，欢乐。“鸣”，自鸣得意。爻辞的意思是，欢乐过甚，自鸣得意，有凶险。《豫》卦下坤上震，《周易集解》引郑玄说：“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豫。豫，喜豫、说乐之貌也。”可见，《豫》为欢乐之象。那么，处此欢乐之时，初爻为什么因“豫”而致凶呢？这是由于初爻不冷静察知自己的处境，不但“豫”，而且“鸣豫”的缘故。金景芳先生说：“初六以阴柔居初而与豫之主九四相应，象不中不正的小人处在逸豫之时”，“逸豫是好事，处理不好便是坏事。荒于逸豫是坏事，开始便荒于逸豫而又不知戒惧，尤其是坏事。初六鸣豫，在豫之初即鸣，可知器量已尽，志气已穷，怎能不凶。”金景芳等：《周易全解》，140页。这说明，《豫》初之凶，在于它的位不当而不知自处，豫之始即欢乐过甚。所以《象传》说：“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飞鸟以凶”为《小过》初爻爻辞。《小过》下艮上震，整体卦象为四阴包二阳。朱熹《周易本义》曰：“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小者过”即小有过越，如《程氏易传》所说：“小者过其常也，盖为小者过，又为小事过，又为过之小。”因为此卦象征小有过越，所以卦辞曰：“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飞鸟遗之音”，王弼注曰：“飞鸟遗其音，声哀以求处，上愈无所适，下则得安，愈上则愈穷，莫若飞鸟也。”（《周易注》）卦辞的意思是说，可以谋平常小事，不可以谋非常大事。譬如飞鸟留下悲哀的叫声，不宜向上强飞，宜于向下安栖，大为吉祥。然而，初六居《小过》之始，不顾“不宜上，宜下”的环境条件，一心想着上应九四，结果必然是凶。所以王弼说：“小过上逆下顺，而应在上卦，进而之逆，无所错足，飞鸟之凶也。”
初爻为凶的例子还不少，但由以上三例可以发现，其之所以凶，主要是由于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在“始动之微”之时找准自己的位置，察知细微的苗头，适应可能发生的变化。因而，该止之时不能止（《剥》初六），该收敛时不收敛（《豫》初六），该谋小时不谋小，该下顺时反逆进（《小过》初六）。如是之不明，不凶何待！战国末期的荀子，十分强调“积微”和“不傲慢小事”，可以说是对于此种“不明”的警戒。其曰：“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其日，霸者敬其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箸焉，焉可以时记也？王者之功名，不可以日志也。财务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荀子·强国》）荀子的议论，颇能为《周易》慎始思想做注脚。
14.3
“终”在《周易》中意义颇多，但就卦象而言，则多指上爻。如《需》上六“敬之终吉”，《复》上六“终有大败”，《家人》上九“终吉”，《夬》上六“终有凶”，以及《比》上六《象传》“无所终也”，《否》上九《象传》“否终则倾”，《剥》上九《象传》“终不可用也”，《夬》上六《象传》“终不可长也”等，都说明“终”指卦之上爻。
与“其初难知”不同，上爻多处于事物发展的终结阶段，形势较为明朗。但一事之终结或为它事之开端，因而，每一卦的上爻，也往往是剥复否泰、物极则反的关节点，所以，也十分需要知其几，察其变，慎其所以。仍以《泰》、《否》为例：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泰》上六）
倾否；先否后喜。（《否》上九）
“复”通覆。“隍”，“城下沟，无水称隍”（《周易集解》引虞翻语）。爻辞的意思是，城墙倾覆到干枯的护城河里，出兵征战已属徒劳，只有发布罪己的告命，正己修德，才有可能渡过难关。《泰》卦本为通泰之卦，但处于上六之时，也难免泰极否来之忧。王弼说：“居《泰》上极，各反所应，泰道将灭，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复于隍’，卑道崩也。”（《周易注》）
可见，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始有终，到达了它的终点，实际上也就等于到达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向哪个方向变化，仍然是一个“动而微”的问题。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说明，有一个好的开端并不等于有一个好的结局。因此，与前面强调的慎始同样重要的是“慎终”。“慎厥始，惟厥终”（《尚书·蔡仲之命》），“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诸葛亮：《诸武侯集·便宜十六策·思虑》）。不然，便有可能被通泰之时的景况所陶醉，不知因时变化，而致“城复于隍”的结局。
“倾”，覆。“倾否”即倾覆否闭局势。《否》卦本为否闭不通之象，但否闭发展到了极点，也会向相反即通泰的方面转化。所以爻辞说“先否后喜”，即先闭塞，后得通而喜悦。《象传》说：“否终则倾，何可长也。”“何可长也”就是否闭之势不会长久。程颐注云：“否终则必倾，岂有长否之理。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故《否》之上九则能倾否，《屯》之上六则不能变屯也。”（《程氏易传》）
从程氏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发：一是极而必反，无论处于何种困境，都不要灰心丧气，相反要保持信心和斗志；二是极而必反虽是常理，但需要人的顺应与配合。《否》上之所以能够“倾否”，就在于它的阳刚健硕的本性。反之，如果像《屯》上那样，又怎能扭转局面呢？
以上两卦，它们的上爻所展示的变化都是十分典型的。它告诫人们，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不可掉以轻心。否则，顺境有可能在你的傲慢无知中变为逆境，而逆境变为顺境的机会也有可能在你的颓废萎靡中给丧失掉。
由于极而必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常理，所以《周易》特别注意防止“过头”行为。如《乾》上九曰：“亢龙有悔。”《文言传》释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因此，朱熹认为：“当极盛之时，便须虑其亢，如这般处，最是。《易》之大义，大抵于盛满时致戒。”（《朱子语类》）朱子此说，可谓得其要领。
14.4
《周易》乃忧患之作，目的是叫人趋吉避凶，其所谓慎始慎终，也正是为了揭明此理。有些初、上爻辞，辞中即已包含了如何趋吉避凶的道理。如：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大有》初九）
闲有家，悔亡。（《家人》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离》初九）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需》上六）
“无交害”，即不交往不惹祸。金景芳先生说：“大有初九以阳居大有之初，处在卑下的地位，上面没有系应，必无骄盈之失，所以无交害。无交害谓无交则无害。‘匪咎’，大有本无咎，然若以为‘匪咎’而以易心处之，则反有咎。必也思难兢畏，不生骄侈之心，则无咎。”(金景芳等：《周易全解》，126页。)可见，《大有》初爻之无咎，固然是《大有》之时势所然，但要保持这种无咎，还需要人的“思难兢畏，不生骄侈之心”，否则，是会由无咎而生出有咎的。《诗经》说：“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诗·小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闲”，防止。王弼注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处《家人》之初，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闲有家’然后‘悔亡’也。”（《周易注》）因此，爻辞的大意是，对于治家而言，开始时就立下规矩加以教育、约束，可以免悔。在这里，“悔亡”的前提条件是“闲有家”。其实何止于治家，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慎其始”。如《师》初六云：“师出以律，否臧凶。”即出兵打仗，一开始就要强调纪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做不好这一点，结果必凶。
“错然”，《周易集解》引王弼曰：“敬慎之貌。”爻辞的意思是，事物开始之时就小心谨慎，恭敬不苟，则没有咎害。《象传》说：“履错之敬，以辟咎也。”在这里，“无咎”的前提是“履错之敬”。按《离》卦下离上离，有附丽之象。初为以阳居阳，虽有刚动健进之德，但于附丽之初，也应当谨慎自守，以求有所附丽。所以爻辞戒以“履错之敬”，王弼注曰：“处《离》之始，将进其盛，故宜慎所履，以敬为务，辟其咎也。”（《周易注》）“辟咎”之“辟”说明咎之有无，并非全在客观，或者也可以说主要不在客观。与客观环境相比，主体自身的德行、态度、方法也许更为重要。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结论：慎始慎终的关键是“慎自己”，慎自己的德行，慎自己的态度，慎自己的能力。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可谓凶兆。但《周易》认为，“敬之”，终能获吉。《需》卦下乾上坎，上六以阴居《需》之终。朱熹说：“柔不能御而能顺之，有敬之之象”，“敬而待之，则得终吉也”（《周易本义》）。这说明，以阴柔之爻处极险之境，只要“敬之”，就能摆脱危险。可见，处于弱势并不可怕，处于险境也不可怕，关键是要有离弱出险的方法。
总之，慎始慎终，就是知几察变，就是从始动之微发现其未来的吉凶；从变化的苗头发现其以后的走势。一句话，就是在细小处用功，因小而知大，图难于其易。如老子所说：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