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讲“时”、“位”，既有宏观的审视，又有微观的把握。比如《周易》强调“知几”，就是从微观的角度探讨“时”、“位”中的时机、机遇、契机、转机等问题。《系辞传》中说：“几者，动之微也，吉凶之先见者也。”“动”，就是运动，这里可以理解为发展变化。“微”，就是细微，这里可以理解为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或萌芽。《周易》认为，这种苗头或萌芽虽然“微”而似无，但却能够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是吉是凶。而《周易》作为一部忧患之作，一部教人趋吉避凶之书，其目的正是要帮助人们“知几察变”，在“动之微”之时就处于主动的地位，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
13.1
照《系辞传》中的说法，《周易》是一部“研几”之书。其曰：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意思是说，《周易》是穷究幽深事理而探研细微征象之书，只有穷究幽深事理，才能会通天下的心志；只有探研细微征象，才能成就天下的事物；只有神奇地贯通《易》道，才能不须急疾而万事速成，不须行动而万理自至（译文参见黄寿祺等：《周易译注》，554页。）。
在这段话中，作者提示了“深”、“几”、“神”三字，这三字，一体贯通，联系密切。正因为事理深奥，所以它的征象几微；正因为事理深奥，征象几微，所以它的变化神奇。可以说，“深”、“几”、“神”是一体之三面，而《周易》正是探研并彰显此一体三面之理的著作。于是，《周易》也就成为包含深奥之理、几微之象、神奇之道的宝典。
那么，圣人是如何用《周易》探研并彰显此一体三面之理的呢？《系辞传》中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大意是说，圣人发现天下幽深难见之理，就用具体的卦象比拟其形态，象征其特性，所以称之为象。圣人发现天下万物变化不息，就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以利于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于是撰系爻辞来论断吉凶，所以称之为爻。但是圣人论述天下幽深难见之理，不搀杂主观偏见；论说天下万物运动的本质，不乖违无据。他们总是先比拟物象，然后再言说其道理；总是先审议物情，然后再揭示其运动，通过比拟审议，然后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第二段引文与第一段引文的意思大体相同，是说圣人用以穷极天下幽深难见之理的是卦象，用以鼓舞天下奋进振作的是卦爻辞，促使事物交感化裁的是适时之变，推动事物生生不已的是条顺亨通，显明《易》道的是人的智慧，默契《易》道、信而有成的是人的德行。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周易》探讨几微之理的方法是观物取象，设卦系辞。然而，几微之理“深”而“神”，没有足够的智慧不能“神而明之”，没有足够的德行不能“默而成之”。所以《周易》强调在观物取象、设卦系辞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可恶”、“不可乱”和“拟议”三个环节。就认知的层面说，“观物”的过程就是收集感性材料的过程；“取象”的过程就是知性条贯归纳的过程；“系辞”的过程就是理性综合的过程。而“不可恶”、“不可乱”和“拟议”则是这三个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13.2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可恶”、“不可乱”和“拟议以成其变化”呢？《系辞传》认为，做到上述诸点，关键在于“知几”。其曰：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是讲“知几”。“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是讲“几”是什么。“《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是举爻例说明知几及其意义。“几”，晋人韩康伯释曰：“几者，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唐人孔颖达疏曰：“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又曰：“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谓心动事物。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周易正义》）宋人张载说：“几者，象见而未形也，形则涉乎明，不待神而后知也。”（《张子全书》卷二，17页）宋人程颐也认为：“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程氏易传》）可见，“几”即“微”，是事物之初始萌动，略见征兆，尚无迹可寻。金景芳先生说：“几是事之方萌，有象无形，欲动未动的状态，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吉是凶，于此已可见端倪。事未至而空论道理易见，事已至而道理显然尤易见，唯事刚刚萌动就看出它的未来结果，最难。事情尚处在似动未动，吉凶两可的时候，就能见其究竟，预先采取相应措施，这不是神吗！”（金景芳等：《周易全解》，511页。）所以孔子说：“知几，其神乎。”孔子还认为，君子与上交往恭而不谄（甘言媚人），与下交往和而不渎（轻侮人），能很恰当地把握“恭”与“谄”、“和”与“渎”之间的分寸，最能体现“知几，其神”的意蕴。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是《豫》卦六二爻辞。王弼注曰：“处豫之时，得位履中，安夫贞正，不求苟豫者也。顺不苟从，豫不违中，是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明祸福之所生，故不苟说；辩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终日明矣。”（《周易注》）按《豫》卦下坤上震，意指快乐。六二处下卦之中，为众阴所包。金景芳先生说：“豫卦有一个特点，凡与卦之主九四有所系应即应、比的，不是凶就是悔，不是悔就是疾，都不好。如初六与九四应，凶；六三与九四比，有悔；六五与九四比，贞疾。唯六二特立于众阴之中，无系于九四，处豫乐之中而无迟迟耽恋之意。静则确然自守而坚介如石，处优越、顺利的环境不能动摇它的意志。动则善于见几而作，及早发现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识断果决，去之迅速，早上该做的事情，绝不等到晚上。” 金景芳等：《周易全解》，140页。可见，《豫》之六二包含了深刻的“知几”之理。孔子据此指出：君子知晓隐微的前征就知晓昭著的结局，知晓阴柔的功益也知晓阳刚的效用，因此可以成为千万人所瞻望景仰的杰出人物（参见黄寿祺等：《周易译注》，585页。)。
关于知，《系辞传》中还有种种说法：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在这段话中，“知”字共出现了六次。其中除“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中的“知”字作智慧解外，其他五字均指认知意义上的“知”。所谓“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乐天知命”、“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等，这几种“知”无不与“几”（“幽明”、“死生”、“鬼神”、“天命”等）有关，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知几”。这些知是如何获得的呢？根据上文，“知幽明之故”靠的是观察天地自然之象；“知死生之说”靠的是推原事物之生成坏毁；“知鬼神之情状”靠的是考究精气之聚散变化……总之一句话，靠的是主体的正确认识和自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13.3
《周易》重视“知几”，而“知几，其神乎”！所以，“知几”等于知神。或者换句话说，“知几”可以通神。“神”，传文中33见，其中作为单独概念者16见。如曰：
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传》）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
这两句话，可以说最能表现《周易》“神”这个概念的含义。韩康伯注曰：“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妙谓微妙也，万物之体有变象可寻。神则微妙于万物而为言也，谓不可寻求也。”张载《正蒙》曰：“两在故不测”，“阴阳者物也”，“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异名尔”。
由以上诸先哲对“神”的理解，可知“阴阳不测”与“妙万物而为言”，一是指“动之微”，一是指“变之妙”。“动之微”，特就事物变化之征兆而言；“变之妙”，特就事物变化之关节点而言。二者一隐一显，但都是指事物的变化。如张载所说：“显其聚也，隐其散也。显且隐，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荡所以妙乎神。”所以《系辞传》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认为知道了“变化之道”，也就知道了“神”的作为。由此，不难发现“知几”之妙用，其逻辑进程为：知几——通神——察变。
“变”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周易》提倡“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强调，人们应该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不可故步自封，作茧自缚。关于这一点，有一些十分著名的小故事，很值得人们时时反思：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吕氏春秋·察今》）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刻舟求剑”。故事的情节，不用解释人们都很清楚。毫无疑问，这位楚人最终是求不到他的剑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唯变所适”。与此相关的故事还有：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雍水。雍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吕氏春秋·察今》）
这则故事与“刻舟求剑”表达的意思差不多，都是讲不能“变通”的危害。这两则故事，也许寓言的成分多一些，但确实揭示了很深刻的道理。照故事所说的，楚人和荆人，非但不能知几，大概连什么是变化都不甚了然。当然，故事的讥讽难免过极，但现实中确实不乏这种颇为好笑乃至愚蠢的事例。因此，人们不可不在“知”字上下工夫。这里我们不妨再讲一个看似与“知几察变”关系不大的例子：
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飨饵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餐得士二人。”（《战国策·中山》）
大意是说，中山君宴享宾客，请大家吃羊肉羹。其中有个叫司马子期的，没有分到羊肉羹，他怀疑中山君给他难堪，于是跑到楚国，说服楚君攻打中山国。中山君败后逃亡。但在逃亡的路上，始终有两个不相识的大汉紧随左右保护他。脱离险境后，他询问二人，才知道此二人原系亲兄弟，其父困饿交加之时曾因中山君所赐一碗稀饭而活命。所以今天当此中山君有难之时拼死相助。中山君得知原委后十分感慨。这个故事表明，一切事变，其苗头均存于几微之中。任何发生了的事情，事后想来，都有其原因和苗头。在这个故事中，中山君因“羊羹不遍”而亡命，也因“壶餐饵之”而活命。但其亡命，其活命，均是在不自觉中种下的因果。相反，如果他能意识到这一点，把不经意的行动变成自觉的行为，“与”而“当厄”，“怨”而“不伤心”，则或许能免遭亡命之苦，或许能够由被动转为主动，“察于萌动之微，知所抉择而去取之”。
13.4
“知几察变”，目的有二，一是防患于未然；二是因变而变，找准自己的位置。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永远使自己立于恰当有利的位置。关于这种智慧，我们还可以举老子《道德经》中的看法。当然，老子的观点与《周易》颇有区别，但正因为有区别，才可以形成互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老子关于这方面的智慧，可以称之为“柔弱胜刚强”与“知雄守雌”。“柔弱胜刚强”，强调的是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如何用自己的智谋改变它；“知雄守雌”，则强调在形势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如何用自己的智谋守住它而不使之改变。应该说，这种智谋，如无知几察变的功夫，是绝对用不了的。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这是以水为喻，强调柔弱之能胜刚强。那么，柔弱如何胜刚强呢？老子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这是说，将收敛必先扩张，将衰弱必先强盛，将废毁必先兴旺，欲夺取必先给予，以此促进强大的事物尽快走向反面，从而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参见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关于知雄守雌，老子指出：“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赢若绌。”意思是说，最完满的状态好像是有缺陷，其作用却不会衰弊。最充实的状态好像是空虚的，其作用却不会穷尽。最正直的好像有些弯曲，最灵巧的好像有些笨拙，最雄辩的好像有些木讷，最盈足的好像有所亏损。这是强调，在正面的状况中包含有反面的因素，只有容纳了正面之反面，才可以达到完备的状态，而不使之走向反面。应该说，老子的这种智慧是有特色并十分深刻的。它可以与《周易》的智慧互相发明，以对我们的处世为人起到启发引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