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不想写回忆录，总觉得一生没有为人民作出多大贡献，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尤其在工作期间，我历来主张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也不愿过多地积累有关自己的资料。2005年，不少部属、亲友多次劝我，希望一个战争的幸存者，要考虑给后人留点什么，每次劝说都使我自觉不自觉地回到昔日硝烟战斗的岁月和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我已年到八旬，身体又不太好，年代这么久远，手头也没有保存资料，回忆起来深感力不从心。因此，由我回忆，请固原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靳双鹏帮助整理，写成这部《军号声的回荡》。书稿写成后，反复看了几遍，尤其对保密问题进行了审查，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对自己、对家人、对亲人都有好处，对别人也无害处，也算是对大家有个“交代”了。
我从小离开故乡，一生在军队中度过。儿时的事情依稀记得一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所经历的一些事件，主要靠回忆整理。文中介绍的一些大背景和大道理，都是后来从一次次战斗、一件件事情中，慢慢地理解和逐步懂得的。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前，我走上了营长岗位，政治上日趋成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我带领全营官兵，多次与美国鬼子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众多年轻的战友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每当看到“抗美援朝”这四个字，我就想起了从战场抬下的担架上，那些血肉模糊的身躯，那山坡上座座坟茔。每当听到“抗美援朝”这四个字，就在我的耳边回荡起战场上那冲锋的号声，就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起战友们舍死忘生的身影，就催我继续为新的征程去战斗。回国后，我经过不断晋升和换岗，走进团、师、军的领导岗位。在这些岗位上，我主要抓部队的战备、施工、训练、管理和一些重大任务，应该说任务完成得都很出色。当然，这都是在上级领导的指导和本级班子的集体努力下取得的。
1969年9月，上级任命我到青海省军区当参谋长。1980年4月，我调宁夏军区任参谋长，从事司令部工作。参谋长和参谋人员是司令部的主体，是党委、首长的智囊和助手。特殊的地位，重要的使命，决定了司令部工作性质事关全局，非同小可。因此，无论在师团任参谋长，还是在省军区任参谋长，我都为党委和首长的运筹、谋划和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认真履行参谋长职责。左权将军生前曾告诫参谋人员，“功在首长，过在自己。”我想，这应当是参谋长和参谋人员的共同使命和座右铭。
循其这一至理名言，无论在机关或是下部队，我都是先听意见，然后再提出处理办法，重要的是抓好上级指示和本级党委、首长决心的贯彻与落实。
1983年5月，我担任宁夏军区司令员，同时我还兼任党委书记，其责任就更大，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高，特别是主持宁夏军区党委全面工作后，参加上级和地方重大会议较多，决定的问题也比较重要，着眼于大局考虑问题，讲话开始事先准备提纲。无论何时，我都坚持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履行人民军队的神圣使命，立足把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以实事求是为准则，陈述自己的意见。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时，坚持“两点论”，绝对不仅讲好的，还要讲坏的或差的。我严格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原则，在干部使用上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在工作上主张“说了的就算、定下来就干”，在作风上讲究实效，雷厉风行。在领导班子内部，大家主动做好分内的工作，所组织的一切重大活动都完成得不错。
当今的世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使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军事领域也酝酿着新的重大变革。军事理论研究、武器装备发展、编制体制变化、战法训法改革等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永恒主题。继承和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讲“创新”不讲“继承”，是无本之木，只讲“继承”不讲“创新”，缺乏源头活水。既要有“继承”又要有“创新”，正如我军的优良传统，既不能失传，又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我们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指导下“继承”。因此，整理整理亲身经历，回忆战争年代的事情也很有必要，旨在保留一些难忘的历史，也有我对首长和战友们的怀念，同时给后人留下一些思考的空间。“逝者如斯，往事如烟”，年轻时的许多战友倒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艰难困苦的岁月已成为过去，我们的后来者将承载历史，书写未来。我的回忆显然是挂一漏万，有些在会议上的讲话，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就不在此记述了。即便是一些特别重要的事件，我也只作简单回忆，没有记述的部分留给写宁夏军区史的同志们去写吧。我所讲述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情，有啥说啥，不愿有半点假话。实话实说，倾尽心声，以此作为本书之序。
在这本《军号声的回荡》的撰写过程中，宁夏军区领导、机关的同志，在经费筹集、环境支持、资料借阅、文字处理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值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刘 学 基
2008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