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开学前，母亲将领来的一张申请补助金的表格填好交给我，我就拿着表格一家一家跑。当我用双手接过他们签字盖章的表格后，我总是恭恭敬敬地鞠躬：“谢谢叔叔！谢谢伯伯！”
我拿着表格步行到外滩金陵东路一家叫“天香斋”的饭店，找工会的福利干事钱叔叔。他大约三十多岁，很和气。他对我们一家很同情，也很照顾。
他跑堂端菜盘子就像演杂技，每只手可以托五个盘子，双手托十个盘子，上菜的速度很快，像猴子一样的灵活，楼上楼下飞跑着，从我身边闪过，我闻到菜肴散发的香味。
我饿着肚子，站在饭店的楼梯上，俯看着一排排杯盘狼藉的大桌面，心中想起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感到了一种不平等的刺激，但很快，我的灵魂自信自傲了起来。我觉得我有着崇高的人生理想，我年轻而前途无量，我心中自勉着，这一切好吃的，从来没吃过的，都不稀罕！只要人穷志不穷，总有一天，我会扬眉吐气的！
在我发呆时，钱叔叔已经站在我面前，等他签好字后，我向他深深鞠个躬，并向他保证：“钱叔叔，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你，一定好好读书，读出好成绩来！”每次我都要讲这些话。
我还得去八仙桥的青年会，尽管那里有电梯，但进电梯的都是些衣冠楚楚的人，我不敢朝里面挤。熟水业属饮食业部门，饮食业的工会主席在青年会九楼淮海饭店上班，我饿着肚子往上爬，直到九楼找到工会主席范叔叔，等他盖最后一个章才能生效拿到补助金。
临走时，我向他九十度鞠躬，然后走下高楼。
这一圈子跑下来，这张表格上已盖满了五个图章。
这时天色已晚，周围的一切都无法引发我的兴趣，只想尽早到家，把申请到补助的消息告诉母亲，好让她放心。从金陵东路八仙桥，要穿过几条马路，才到老城隍庙，再穿几条小路才到家，当我把这张盖满图章的表格交到母亲手上时，家里的电灯已经亮了。
凭这张表格，才可去饮食业财务科取钱。
工会规定了我们家里每人每月的生活标准：母亲十六元，我九元、弟八元、三个妹妹都是七元，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拿不到补助了。我们在学校里拿到的助学金也算在里面。
靠这些补助，我和弟妹们可以缴上大部分书费，买铅笔、买墨水、练习本，钱不够再向人借点。同时，我们也很节俭，我读书时买的书包，用后给我弟用，弟弟用破了，补一补再给妹妹用。我的书读完后，也要留给弟、妹。
我们没钱买纸、笔等文具，我和我弟做数学题都是在马路上捡香烟纸，在香烟纸的背面打草稿，字写得很小。
就这样，我们度过一年年的读书危机。与此同时，在学校里，我也得到了丙等助学金。每月五元。读书时，我是一个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有一天，我竟饿昏在考场上。
那天，正值期末考试，上午考语文，下午考代数。中午，我没有回家，因为妹妹生病，母亲带她去医院看病，这天母亲的工资全用于挂号费与医药费了。午饭时，同学们一个个打开了从家里带来的盒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吃，我只有躲在一旁。下午考试时，不知怎么就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老师与同学都围在我的身旁。结果坏事倒成了好事，老师和同学对我很同情。
从此以后，体育老师在上体育课时，照顾我只上半节课，上半节课主要是做操、练习走路，左转弯走右转弯走，向前看齐，立正稍息；而下半节课是自由活动，打篮球，踢足球，练双杠，练单杠，我可以不参加。
在我饥饿昏倒之前，班长和个别积极的班干部，一直批评学校与班主任给我丙等助学金是对反革命子弟的温情主义。班主任为此再三再四向同学们解释：凡是家庭清贫，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了帮助其完成学业，均可以享受人民助学金。她还说：“孔祥骅虽然出身不好，但他毕竟与他的父亲是两回事，你们都是同班同学，不要歧视他！而是要帮助他进步！”
自从我在考场上饿昏后，班上再也没人公开反对学校给我丙等助学金了。五元助学金对我来说，可以买二十多斤米了，对我这个处于饥寒交迫的家庭的学生来说，已经是很可观的补助了。
每当我拿到助学金，路过城隍庙附近的熟菜店，就拿出五分钱，等在旁边看着师傅把猪头上一些杂七杂八的零角碎肉，给我一大包。
这些零角碎肉是卖给养狗的人喂狗吃的，我觉得这些肉尽管难看，但毕竟是荤菜，蛮好吃的。我带回家去，弟妹们围在方桌前用手抓着大嚼了起来，母亲皱着眉头说：“这东西怎么能吃？”我们几个孩子都说：“好吃。”
自此，我每个月领到助学金那天，就去街上的猪头肉摊，花五分钱买一大包零碎猪头肉带回家来改善伙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