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从1955秋到1958年夏，共有六个学期。
每到开学前，是我家最严峻的时刻，学校里催缴学费、书籍费和杂费，母亲就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无奈中，母亲忽然想起卖东西。
母亲叫我和弟弟把家里仅有的两只旧皮箱搬到老虎灶的门外，在东街和西姚家弄的十字路口，铺一张破草席，把箱子里所有衣物在破席上全部展开：几件小玉器、镀金刀具、包金怀表、派克金笔、旧毛皮大衣、旧西装、旧皮鞋、礼帽、西装领带、齐白石的画，趁着街上早市的时侯，卖掉几样以解燃眉之急。
我们卖旧货的地摊摆在路上，看热闹的人倒是围了一圈，可买的人却很少。我们也不会要价，如齐白石的两张国画，都是真迹，一张画的是彩色的寿桃，桃树的叶子上还有一只逼真的蝉；另一张是水墨画，画的是几只虾。每张只卖十元还没人要。最后，只卖了父亲的镀金怀表，老虎灶上的老茶客搬运工黄家玉买去了，母亲只要他十元钱。我问母亲：“这些东西都卖了，我能读到初中毕业吗？”母亲说：“读一年是一年吧。”
晚上，母亲在灯下，边补衣服边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要记住，为了供你们读书缴学费、书费，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地摊也摆起来了，你们要发愤读书啊！别叫人家看不起我们！”
听了妈的话，我心里一阵酸，泪水没从眼眶流出，咽到了肚里。
进初中后，虽然家里穷，向学校里申请减免学费依然很难。这时期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学校里对学生的出身成分很讲究，每年都要学生填写“家庭情况表”，父母的政治面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在学校的待遇，父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在学校里就得到优待，入团、入党、保送进大学，学费也可以得到减免。
如果父母是政治运动的对象，在学校里就有可能被某些教师和学生歧视。奇怪的是这些歧视别人的人往往也是出身有“问题”的人！这也许是人类的一种特有现象，自信者往往善待他人，而自卑者则往往看不起别人。其实工农子弟对我倒挺友善，而家庭有“问题”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反而排斥他人。
我恨自己不是干部子弟，不是知识分子子弟，不是工农子弟，担心有关方面会把父亲的问题塞进我的档案袋。我虽只有十来岁，但心头已经背上了父亲“政治问题”的包袱。
在张榜宣布学生的学费减免情况时，我看到自己只被免了三元。母亲听说后，心里很急，那时每学期学费是六元，另外三元哪里来？下班时，她又匆匆赶到福佑路校门口，看见墙上挂着一个意见箱，于是就地捡了两张香烟盒，将软纸烟盒扯开铺平，买一只信封，借一支笔，写了封短信，投进意见箱里。校方阅信后，立即派人下里弄调查，不久第二榜张贴出来，宣布我的学费全免。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当时学校还是很实事求是的，不是一味追究家庭出身，更看重学生的品行和成绩。母亲去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对母亲说：“难得你带着五个孩子这样生活。孔祥骅读书用功，是好学生，我们给他助学金……家庭出身与学生本人要分开看，家境清贫、成绩优秀的，学校应该帮助他继续求学。”母亲再三向老师表示感谢。
学费解决了，书籍费和杂费还要向母亲单位申请。
老虎灶熟水业的基层干部，一般文化水平很低，不识几个大字，他们自己的孩子读到小学就去做学徒了，他们觉得母亲很傻，给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呢？孩子早一天工作，就早一天出道，早加工资，早结婚，早生孩子，总的算起来，还是比读书合算。他们认为我们就是苦死了，也不值得同情，在他们看来，饿着肚子送孩子上学，是很荒唐而可笑的。每学期花五六十元书籍费和杂费维持几个孩子读书，是母亲自找苦吃！有个干部对母亲说：“路瑞凤，我倒要看你熬到哪一天才叫孩子去干活？你这是自我折磨，也在折磨你的孩子啊！”
母亲看到基层工会不管，只好越级向区里反映。区里领导看到我们的成绩单，愿意批准补助我们书费，下面的事就比较顺了。此后我们每学期缴的书费，就由母亲单位的工会补助。
这是1955年的中国，反右斗争还未发生，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卷进阶级斗争的漩涡。所以在我们的书学费问题上，方能有比较开明、人道的决断。当然，这也与办事人善良的本性有关，我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