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忙着找房子、搬家，都没顾得上请李哲吃饭，恭贺她“出关”。她说感觉自己考的还不错，应该没问题。最后，还是于庆彬请我和李哲去了“小肥羊”火锅，以示庆祝。
于庆彬的本意是，找个离我家近的饭店，把李哲送上出租车、再送我回家，他还能顺路去医院上夜班，一举三得。可他们都不知道，我早就搬家了。我没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我打算不告诉任何人，就连和耿奇通电话，我也丝毫没显示出异样。所以，我当然坚持没让于庆彬送我，也没让李哲来我家玩，因为这个，李哲还差点生气了，我好一通哄她，还买了她喜欢吃的红豆饼，她这才罢休。
离开北京的朋友们，也陆续回来了，他们并没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只是宋铭稍有察觉，我正在擦三十楼地板，她把我拉到一边，对着我左看右看，一会儿摸脸一会儿摸额头，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怎么看上去憔悴了不少，我笑笑，说自己没事，就是最近太累，休息不好。
我确实是太累了，睡眠也严重不足，为了多赚些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为了表示自己仍然还是月薪一万二的白领，我除了上班，还要多打好几份工。周末就更繁忙了，几乎是从一个早晨忙到另一个早晨。以往我每个月基本上都能往家里汇七、八千块，有时候需要添置衣物或是家居用品、小家电之类的物件，除去这些开销，汇的钱也从来没低于六千。而眼下，我必须要在上班以外的时间，去找别的工作做。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我在位于奥体中心“下沉花园”的那间商场当导购，商场大门和地铁站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百米，待十点下了班，正好坐地铁回住处，还算方便。凌晨一点到家，洗漱、睡觉，五点起床，六点准时到达苹果园地铁站附近的小吃店，帮忙卖早餐，九点收了工，又匆匆忙忙的赶往公司。周末两天就更忙了，除了要在商场和小吃店打工，我还在三里屯的“思忆”酒吧当服务员，酒吧上班时间是半夜十一点到早上五点，然后再赶地铁去小吃店，周而复始。我唯一能睡个好觉的时候，就是在周末，可以从上午九点半一直睡到下午两点。
好在，天道酬勤，我粗略的算了算，这额外的收入，也能有六千多块，等到发了工资，我把零头留下，其余的还是照样汇家里。不知宋铭对我每日的晚来早走，是否有微词，但范涵俊、黄日馨他们是对我越来越不满了，集体活动我总是缺席。并不是我不想参加，我是真的很忙。还有，我现在每天只吃一顿午饭，早饭和晚饭就免了，平时还好说，公司有供应午餐，周末我就只能自己解决了，中午吃了几次方便面，发觉不合算，便改为两个馒头和一袋榨菜，还能省好几块呢。起初，我的身体对于缩减饭量非常的不适，不仅感冒、发烧，还闹胃疼，我完全不予理会，后来在我的“无药”抗争下，竟不医而愈了。
其实，超负荷的劳动，我也快熬不住了，有一天在地铁站，我困到不行，乘电梯时打瞌睡，腿脚没站稳，差点就滚了下去，还好我及时醒过来，被前面的人挡了一下，不然，我铁定摔伤了。
这才十几天，我就偷偷的哭了不知多少回了，累是次要的，我最害怕的是，深夜独自一人走在街上，那种渺茫的无助，深入了骨髓。我掰着手指算日子，元旦快来了，春节也不远了，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无比的期待假期，无比的期待，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