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朝鲜，先是参与设置鸿门宴，将大院君逮捕，押送到国内保定关押，后又马不停蹄返回朝鲜，随军将日本人赶出朝鲜。事毕，袁世凯留驻汉城，主动向高宗提出要帮朝鲜练兵自强。袁世凯用英德近代方法帮助朝鲜组建了几千人的禁卫军，军容整齐、战斗力强，受到了高宗李熙的赞扬。两年后，袁世凯指挥庆军一半人马留驻朝鲜，成为了清朝势力在朝鲜的实质代表。袁世凯的主要敌人就是日本势力。日本人一直都处心积虑要吞并朝鲜。1884年12月，日本人趁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怂恿部分朝鲜官员叛乱和日本军队一起发动“甲申政变”，入宫劫持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局势不明，敌我力量悬殊，袁世凯当机立断，认为事情的关键是高宗皇帝被日本势力劫持，首先要夺回皇帝。袁世凯不顾部下反对，先斩后奏，集合所有清军攻进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政变。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袁世凯卷起铺盖住到高宗皇帝的隔壁，和皇帝一起听取大臣的汇报，处理朝鲜政务，指挥文武官员，成为了事实上的“监国”。日本人对袁世凯恨得牙痒，“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多次照会清廷，指责袁世凯挑衅多事，要求清朝查办。1885年，伊藤博文亲自与李鸿章交涉，要求惩办袁世凯。袁世凯一度心灰意冷，离开朝鲜。半年后，袁世凯再次受命护送大院君回朝鲜主政，第二次踏上朝鲜的土地，出任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入朝后强力恢复“监国”地位。而此次，朝鲜局势更加复杂，亲日势力高涨，部分势力则借助西方列强力量希望制约清朝。袁世凯在清朝投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在礼仪、外交等方面勉力维持中国和朝鲜传统的宗藩关系。1894年，日军借口镇压东学党起义增兵朝鲜与清军对峙。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处境恶化。一方面是朝鲜国内的反清势力敌视他，一方面是日本人到处扬言要杀掉他。日军甚至把大炮瞄准了袁世凯的官署。袁世凯依然尽职地拜访日本公使，奉劝日本撤军，遭到日本拒绝。未几，朝鲜在日军的逼迫下宣布为独立国。袁世凯的工作正式失败，悲壮地致电李鸿章：“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朝鲜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1894年6月15日，袁世凯黯然回国。6天后，日军掳去高宗，朝鲜停止向中国进贡。朝鲜局势滑向了战争。
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时，明确不招收日本军校毕业生，宁愿舍近求远进口德国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也对低廉方便的日本军火不屑一顾。看着袁世凯在晚清和民国政坛的崛起，仇视袁世凯的日本政府如鲠在喉。袁世凯出任清朝内阁总理时，日本人策划了截车炸车、袭击官邸的计划，企图暗杀袁世凯，没有成功。辛亥革命时，日本又伙同沙俄趁火打劫，出兵满蒙，一个要殖民东北，一个策划蒙古独立。袁世凯派人去蒙古查办，镇压叛乱，还查获了日本向喀喇沁王提供的军火。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缺钱缺人，但袁世凯四处向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寻求援助，就是不对跃跃欲试的日本伸出橄榄枝。
日本政府此次要求一贯仇日的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过分要求，实在是居心叵测。如果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可以全面控制北京政府，掠夺中国的资源，而袁世凯将承担卖国的千古罪名；如果袁世凯不接受，日本可以把破坏和谈的罪名贴在袁世凯身上，继续赖在胶州湾不走。日本人就等着看袁世凯处理“二十一条”这个烫手山芋时，手忙脚乱的样子了。
1月27日，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中日谈判，袁世凯改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以外交经验丰富的陆征祥为外长。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二十一条交涉会议，中方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参赞、高尾参赞。旷日持久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正式开始。
交涉一开始，袁世凯就正色告诉日本代表：“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外交次长曹汝霖是著名亲日分子，“平素喜怒不形诸颜色”，在会谈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竟亦吐露慷慨的言辞”。日本公使日置益认为“对中国尤其袁政府立场而言，却颇感严峻”，向国内报告称，要袁世凯全盘接受要求非常困难。
日本代表于是在会谈中抛出了一系列的“诱饵”，希望中国代表能够接受要求。这些引诱除了归还胶州湾外，主要是支持袁世凯政府、保障袁世凯的个人安全（这从反面证明了日本之前不支持袁世凯政府，一心谋害袁世凯）。二次革命后，许多革命党人流亡日本，集合留日学生和部分日本人，进行反袁活动。日本代表承诺一旦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严格取缔在日本的反袁活动（这也反证了日本政府之前支持反袁势力）。
在谈判桌上，陆征祥遵从袁世凯的指示，一味周旋，就做一件事：拖。
日本人也知道“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内容是狼子野心见不得光，因此希望尽快结束交涉，以免夜长梦多，引起国际干预。在谈判时间上，日置益要求双方天天谈判，全天不停地谈。陆征祥借口自己事务繁忙、身体不好，坚持每周就“二十一条”商谈三次，谈判时间为下午二时至五时，每次三个小时。日置益被迫答应。每次谈判开始时，陆征祥先请双方代表入座寒暄，说些天气、吃饭等无关话题，同时让侍从们上茶献烟，然后就桌子上的茶和烟再发一番评论。他安排的那些侍从们也特意稳步慢走，慢慢地点烟，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拖延时间。等寒暄品茶完毕，谈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在剩下的两个小时谈判过程中，不管日方代表如何危言厉色，陆征祥都和颜悦色，对提问未置可否，常常抓住一些细节发表鸿篇大论。陆征祥在外交界摸爬滚打几十年，外交技巧高超。他的外文说得比中文好，加上是上海人，说的官话中夹着上海口音和外国语法，让人听起来特别别扭。最神奇的是，陆征祥的说话拖沓是出了名的。比如，袁世凯曾一度提名陆征祥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去参议院发表见面演说时，竟然就家常话题和客套话讲了一个小时，让参议员们大跌眼镜，竟然因此没有通过提名。可以想象，日置益遇到这样的对手，既要费力理解，琢磨语句，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又抓不到陆征祥的把柄，不好发作。
对日置益来说，谈判是桩苦差使。对陆征祥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件苦差使。他这是在示弱，是在苦撑待变、以拖待变，实属万般无奈之举。但凡有强大的后盾，外交官是不会在谈判桌上不着边际地拖延的。袁世凯也很无奈，国家贫弱多事，强敌逼上门来。怎么办呢？
三
袁世凯不能直接拒绝“二十一条”，他必须借助外力来抵抗日本的压力，进而击退日本的侵略。横在他面前的首要障碍是，日本要求“二十一条”谈判秘密进行，绝对保密，不能向外界泄露只言片语。日本政府之前推测袁世凯可能的对策就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绝密”的谈判要求。
可是在1月19日，日本人自己就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刊登了日本公使与袁世凯谈话并提交重要文件的消息。22日，日本《朝日新闻》又印发号外，刊载了日本对华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虽然日本政府马上就以“有害两国国交”为由，禁止日文报纸转载和评论此等消息，禁止《朝日新闻》发行号外。然而同日，中文的《亚细亚日报》、英文的《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正在进行谈判。此后，零零星星的刊登上，中日新谈判消息的报纸越来越多。消息又是怎么泄露的呢？
消息是袁世凯政府有意泄露的。困守秘密外交的要求无异于作茧自缚，袁世凯自然不会迂腐地遵从日本要求。只有让外人知道了日本的强盗要求，中国才有可能争取到援助、抗击日本。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外交总长每次与日使会晤后，都要化妆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密通报谈判内容。北京城里最早获悉“二十一条”谈判的外国人之一芮恩施也回忆说：“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来同我就他们的困难进行商谈”，磋商“对付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的最好的办法”。《芝加哥日报》、《纽约时报》就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辗转获悉了部分谈判内容，分别在1月25日、27日介绍给了美国舆论。
日本方面见状，借口报纸登载了日本公使与中国外长的谈论内容，消息“系来自北京通讯”，强烈诘责中国方面泄露消息。袁世凯政府自然是矢口否认，并在交涉正式开始的2月2日发出关于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体泄漏消息的通告。
暗地里，袁世凯则采取了进一步行动。2月5日下午，他邀请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来谈话。袁世凯将日本的要求和盘托出。他首先向莫理循介绍了第五号文件的内容。袁世凯特别提到了日本要垄断中国沿海和岛屿；日本有权修造四条从南昌起始的铁路，袁世凯强调造的是日本人的铁路，而不是日本人为中国人建造的铁路；有关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意味着所有长江流域煤矿、铁矿的开采都受制于日本。这些要求都强烈侵犯了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利益。袁世凯认为日本要控制中国政府，最后说日本公使日置益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傲慢，坚持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
“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曾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理循意识到巨大的新闻价值，回去后立即整理了一份与袁世凯的谈话的备忘录。他认为，将材料公之于众、让西方对日本施加压力是中国免除日本要求压迫的主要办法。2月9日，莫理循主动与老东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第二天，端纳赶来了。莫理循把整理出来的消息给他、托付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2月11日，《泰晤士报》收到了端纳拍发的长达318个字的电讯。
不想，日本方面早就预料到了袁世凯会走媒体渠道、争取外援，事先让日本驻英大使出面向《泰晤士报》“解释”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西方政府知道中日开始新的秘密谈判后，美、俄、英各国纷纷向日本外务部要求获知具体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政府已经选择其中最为平缓的11条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没有一条涉及关键的第五号文件）。由于日本公布的11条要求都是对日本原有权益的必然扩大，并没有直接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所以并没有引起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关注。于是，2月12日《泰晤士报》只是以《二十一条要求大纲》为题刊发了特稿，谈了东北局势和与英国有关的长江流域的情况，并没有报道日本第五号要求有关内容。虽然莫理循在11日还把消息告诉了美联社驻北京通讯员摩尔，后者转告了美联社，但美联社把摩尔的消息扣了下来，要求告知消息来源，因为摩尔的消息和日本使馆“证实”的消息不符。
清末民初时期，来自中国的消息鱼龙混杂，夹杂着扩大和渲染的成分，所以西方媒体对披露“二十一条”内容的消息持怀疑态度。而对日本公布的“十一条”要求，许多媒体（包括《泰晤士报》）甚至认为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接受。
新闻战的第一回合，袁世凯政府出师不利，期望中的列强干预并没有出现。北京政府还“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硬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莫理循和端纳等人意识到，日本政府在有目的地蒙蔽世界舆论，于是建议中国政府公布日本要求的全文译本。2月15日，莫理循终于得到了官方拍照复制的“二十一条”全文英文译本。袁世凯终于决定公开日本的要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二十一条”曝光后，各国新闻哗然。列强政府纷纷抗议日本的有意蒙蔽。日本国内部分报刊也表示不满。迫于舆论和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月底将“二十一条”全文秘密通告了美英法俄各国。不过，它辩称第五号要求是对中国提出的“希望”，目的是增加中日友好。
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在2月5日、22日、28日三次由日置益专门提出交涉内容“泄密”的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大用新闻策略”，“如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日本要求中国严禁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甚至要求中国取缔报道相关新闻的报纸。北京政府反复声明“本国政府绝无利用报纸之事”。那么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袁世凯就指责日本自己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把内容泄漏给了日本报纸，“致中外报章纷纷注意，时为袒中袒日之论，以惹世界之揣测”！
四
袁世凯披露日本无理要求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期望中的外力援助能够适时到来吗？
借力打力，力从何来呢？袁世凯期望的外力首先是列强的同情和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列强忙于欧洲厮杀的时候，趁火打劫，想排挤列强、独霸中国，侵犯了各国的既得利益。所以袁世凯对于列强的干预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让顾维钧等人与美英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可他也没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列强身上，同时也积极开始对日外交，希望利用日本内部分歧化解中国外交压力，如果能够釜底抽薪，让“二十一条”消失于无形就更好了。为此，袁世凯向日本派出密使，甚至还向日本专家请教日本的政治体制问题，看日本政府是否能独立发动对华战争、天皇能否约束内阁的强硬要求。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消息披露后，国内民众救亡抗日的情绪高涨，成了期望之外的依靠力量。
中日交涉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各地一片愤慨之声，国内反日浪潮迭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各地，商家、学生和华侨各界，一致要求抗日——这在政治纷争的民国初年极少见。十九省将军由冯国璋、段芝贵领衔致电政府，表示强烈反日，“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贩夫走卒、挑水卖茶的，闲暇时也聚集在街头巷尾，“聚议中日交涉中之是非及华人如何救国之道，其状亦极迫切”。全国上下“茶坊酒肆公共会集之处皆有华人团坐桌间，攒首聚议最近之谈判消息，并悬拟日本将有何举动，声虽不扬，然颇激昂”。从2月2日到21日，总统府接到数百起有关中日谈判的文书，其中总统府顾问厅21件，洋务处14件，外交部23件；部员以个人名义递呈者117件，巡按使6件，将军43件，道尹30件，县知事200多件，普通百姓递呈者75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