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冬，挣脱法西斯文化专制枷锁的文学艺术顿时活跃起来。这股文学复苏的热流，首先以天安门革命诗抄为精神灵魂，向前迅猛发展。《诗刊》举办《欢呼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周总理活在我们心中》等有标题大型朗诵会，对在全国兴起的群众性诗歌热潮加以推波助澜。全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含泪倾听，同声一哭。诗歌《一月的哀思》、《周总理你在那里》传遍大江南北。
以丙辰“四五”为主题的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枫叶红了》，轰动全国；跟着出现了“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大墙文学”。这些作品，如《伤痕》、《在社会档案里》、《我该怎么办？》、《神圣的使命》、《枫》、《女贼》、《调动》、《飞天》等，都或多或少带有地下文学的色彩。
新时期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是孕育于“文革”，或本身就曾经是地下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将军吟》（莫应丰）就是写于“文革”中的1976年春。《黄河东流去》是李准被流放河南黄泛区西华县屈庄“劳改”四年的产物。《东方》（魏巍，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血色黄昏》（老鬼）都是动笔于“文革”。这些当年的地下文学很自然的在解禁之后，变成了地上文学。
新时期文学迅速发展，全国文艺期刊从“文革”中仅存的《朝霞》（丛刊）、《解放军文艺》等寥寥几种，发展到上千种，年发行量达12亿册。《收获》、《当代》、《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到了1982年，年发行量达数十万。进入80年代，长篇小说平均每年生产100部。这样大量的作品涌现，主要依靠在“文革”期间生长出来的广大读者群和一支庞大的群众性创作队伍。
这支文学新军当然不是五六年可以建立起来的。他们中许多人受过地下文学雨露的滋养，或发轫于地下文学，或本身就是地下文学的中坚分子。如：史铁生、张辛欣、陈建功（曾是大型歌舞史诗《路线》演奏员）、丛维熙（1975年曾写下最初的大墙文学--中篇《远去的白帆》）、流沙河、舒婷、顾城、杨炼、肖复兴、陆星儿、何继平、朱小平……以及电影界一批第五代的导演等。
随着“文革”结束，文化艺术的禁锢开始逐步解禁，地下文学自然而然地被一些反映转折时代的文学所取代。原来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治高压下自然形成的文学联盟开始分化，阵营也从此解体。
但是地下文学并不是一下被社会所接受的。“暴露文学”就曾被冠以“缺德文学”、“阴影文学”、“黑幕文学”加以斥责。具反叛性的“童话诗”、“先锋派”由于语言上的革命，也曾不为社会所接纳。同为地下诗坛的诗人，舒婷与岳重的知名度不可同日而语。直到1980年，社会才开始重视这些诗作，《诗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对朦胧诗展开激烈论争。
随着改革深入，国门打开，世界文化大潮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多元文化时代。现代哲学和文学被新一代文学青年所崇尚。这时候，再反回头来看地下沙龙在话语上的革命，其内在意义才显露出来。
“文革”地下文学10年的发展培养了文学新人，它的优良传统，如人民性、民间性、社会责任感、历史主动性，对艺术的大胆探索、对西方文化的如饥似渴的学习，它的坚韧不拔、勇于牺牲……这一切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个继承、创新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历史证明，“文革”的地下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块丰碑。它已成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宝藏，还将成为未来文学艺术的不尽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