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谦斋辨证论治学的发掘过程 (2)
从理法方药来说，所谓“法”，既可以是治则，又可以是治法。那么治则与治法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它们各自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些问题，前人未经系统的整理出来，是立法之中的薄弱环节。笔者在困惑之余，看到谦斋这样一段话：如经过辨证确认病因是血虚，它的病证是头晕、心悸、惊惕不安，病的部位是在心肝两经，那么论治就以滋补心营肝血为主，结合潜阳、安神等镇静方法［1］。笔者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滋补心营肝血”是治疗原则，是针对病因病位的；“潜阳、安神”等镇静治法，是针对证状头晕、心悸的。然后把这一分析的结果上升为理性认识，充实到辨证第二步内容中去，加强了治则、治法与病因、病位、证状的逻辑对应关系。
16.8从无字处着眼探求谦斋医学伏笔
《中医临证备要》一书，以内科为主，兼及外、妇、儿、喉、眼科等，将形体分成20类417个证状，涉及716首方剂。由于证状多，内容复杂，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笔者就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各种读书笔记，如以证状为纲，或以脏腑为纲，或以方剂为纲等读书笔记。所谓“以脏腑为纲”，就是把417个证状按肝、心、脾、肺、肾分类。这样归纳的结果，使每个脏腑所能引起的证状尽收眼底，其病因病理亦一目了然。正是由于这样一本很普通的读书笔记，却让笔者意外地发现：谦斋从不单独提肝阴虚。
他在《中医临证备要》一书中，有11处提到肝阴，均是肝肾并提，其表述形式有4种，即肝肾阴虚、肝肾阴血不足、肝肾阴肝血不足、肝肾阴血极虚等。肝阴虚，是中医的惯用提法，可他从不单提，他亦不提心阴虚、脾阴虚等等。谦斋在《命门的初步探讨》近7000字长文中，主题是肾与命门，却通篇不提肾阴、肾阳。这些无字之处，困绕笔者竟达10年之久。后经分析、考证，终于解开了不解之谜。谦斋伏笔虽然揭开了，但他埋下医学伏笔的原因仍有所惑。据当代名医何时希回忆：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指频繁政治运动），使得秦伯未战战兢兢，一反常态。每次农工民主党在金鱼胡同那桐宅开会时，有酒吧间，伯未不邀人而去独酌一杯，然后随众吃“工作餐”。我当时因病戒酒，见其空腹饮白干而苦之，问何不携酒入座，其缩颈摇手曰：瞻观不雅，盖恐引起不良反应［6］。
从中可以看出，喝点酒都怕“引起不良反应”，那人们还敢做什么？埋下众多伏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谦斋通过伏笔的方式，总算把“辨证论治学”传了下来，堪称中医史上的一件逸事。
16.9质疑其弟子的文章而考证出辨证思路
1964年，我国正以阶段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谦斋当时已觉察到政治气候的紧张，所以在1964年5月发表《认真总结中医的疗效》一文后，就已经封笔了。至于他在1965年为“工农兵”写的《外感咳嗽》和《谈谈痹证》等短篇通俗讲座，是为了应付形势，当属例外。也就是说，从1964年到1966年****，这两年期间他迫于形势而沉默了，而这一时期，正是谦斋在学术上炉火纯青，特别是他治西医病日趋成熟的阶段。如何挖掘他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他能不能以间接方式表达其学术观点呢？笔者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他的弟子，就跟踪他们的学术动向，结果就在1965年《江苏中医》杂志上，发现了其弟子李英麟、武****、杜怀堂等4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均能看出谦斋的大手笔。为了进一步求证这件事，笔者就写信向谦斋之入室弟子余瀛鳌老师讨教4个问题：
①李英麟《中医肝病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是否是秦老的作品？
②李英麟《根据中医理论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紫癜的体会》是否是秦老的作品？
③杜怀堂《简述糖尿病的证治》是否是秦老的经验？
④武****《对于慢性肾炎辨证施治的初步探讨》是否是秦老的经验？余老在百忙之中赐教：“《中医肝病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是秦老的东西，《根据中医理论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紫癜的体会》是秦老的经验，《简述糖尿病的证治》和《对于慢性肾炎辨证施治的初步探讨》有秦老的经验”。因为有了这一考证，笔者才在《谦斋辨证论治学》中多次引用，而《中医肝病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实际就是《谦斋医学讲稿·论肝病》的姊妹篇。
16.10在处方禁区里探索规律
方剂书可谓汗牛充栋，处方书却几乎是空白。谦斋在其诸多著作中，仅有《漫谈处方用药》一文是论处方的。面对处方资料十分奇缺的情况下，处方规律从何谈起？现在写书，都实兴抄书，所谓“不抄不成书”，可这处方规律上哪去抄呢？一个中医大夫，在学完中医临床课后，了解了“君、臣、佐、使”，掌握了方剂的加减、中药的功能，按理说独立处方该没问题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处方是门独立的学问，一切辨证论治，最终是要落实到处方上。处方之难，就在于没有处方学，没有规律可循，使得处方成为一个禁区。目前的情况是：中医治法虽多而不能一步到位，方剂虽多而结构不合理，药物虽多而分类不实用，问题在于理、法、方、药逻辑关系不明确，不能一环扣一环。
这样看来，处方规律不单是处方本身问题，还涉及立法、选方、议药等一系列问题，其范围之广，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谦斋辨证处方规律”一文，是《谦斋辨证论治学》中最难写的一节。这篇文章的问世，主要得力于自己的学习方法。笔者的治学方法，也免不了老生常谈，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好书必备两本。对于《谦斋医学讲稿》和《中医临证备要》名著，均购置两本，一本放在单位，一本留在家里。由于好书须臾不离身，整日在谦斋医学思维下熏陶了一二十年，能豁然开朗也是很自然的。②不动笔墨不读书。仅学习《中医临证备要》一书，就做了5种读书笔记，能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观点也在情理之中。③不提问题不读书。笔者在《谦斋辨证论治学》中，提出了数十个中医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无字之处还能发现一些新的问题。④不解决问题不著书。
中医不缺少提问题的人，因为中医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中医缺少的是解决问题的人。笔者在《谦斋辨证论治学》中，总算解决了一两个实际问题。正是在这样学习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对谦斋的每个治法的制定、成方的解读、药物的分析等如数家珍，并把它们上升为理性认识，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例如谦斋在《心绞痛诊治一得》一文中，主要探讨了心绞痛的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3首基本处方。笔者就以这篇文章为素材，根据他对心绞痛轻证重证的不同治法，归纳出立法的思路；根据他对瓜蒌薤白白酒汤的病因病理认识，归纳出复杂处方公式；根据他治心绞痛用加减当归四逆汤，归纳出处方的思路、步骤等。这一挖掘过程，实际是很艰苦的，因为其素材非常有限，却要把它做细、做透，这篇文章的出笼，前后9易其稿。当《谦斋辨证处方规律》一文真的印成铅字而呈现在眼前时，笔者不禁热泪盈眶，夜不能寐，处方禁区终于打开了。
近代名医张赞臣说，伯未对中医学术的研究，颂为博、大、精、深不为过也，只可叹因十年浩劫，致使他过早去世，是我国中医界不可弥补的损失［7］。这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大有“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大医泪满襟”的感觉。面对当代名医名著一系列成果，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破字当头却又立不起来呢，还是在原有学说的基础上做点务实工作？
［附］谦斋辨证论治学形成年谱
1901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上海县陈行镇的世医名家。
1932年8月：在《治疗新律》一书中，提出病因十三纲辨证，即风、寒、暑、湿、燥、火、疫、痰、食、虫、气、血、虚。
1954年6月：“常用配伍药汇解”在《江西中医》连续发表，首先系统提出药对79对。
1957年1月：“浅谈辨证论治”在《江苏中医》发表，提出辨证论治的涵义和原理。
1959年9月：在《中医入门·辨证论治》一节中，提出辨证基本观点，即辨证论治的意义、法则和方法；在《中医入门·八纲》一节中，提出八纲辨证三类二十五型。
1961年1月：“辨证论治纲要”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连续发表，提出病因十四纲辨证。
1961年8月：以“五行学说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为题，在北京市中医院讲稿，提出五行生克辨证十六型。
1962年2月：以“漫谈处方用药”为题，在北京中医学院讲稿，提出处方公式和处方常规。
1962年3月：以“论肝病”为题，在北京中医学院讲稿，系统提出肝脏辨证模式。
1962年4月：以“脏腑发病及用药法则提要”为题，在北京中医学院讲稿，提出特征辨证思维和辨证两大基石。
1963年4月：“命门的初步探讨”在《中医杂志》发表，提出命门概念和肾命阴阳精气辨证模式。
1963年9月：在《中医临证备要》附文里，提出辨证论治定义、辨证论治三步和辨证格式。
1964年9月：在《谦斋医学讲稿》一书中，系统提出脏腑辨证模式。
参考文献
［1］秦伯未.中医入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6，47，6.
［2］秦伯未.中医临证备要［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239.
［3］秦伯未著，吴大真、王凤岐辑.秦伯未医文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36，3.
［4］黄文东，方药中，邓铁涛，等.实用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9.
［5］秦伯未.谦斋医学讲稿［M］.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
［6］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M］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77：204.
［7］王凤岐.一位老中医的心愿［J］.中国中医药报，2004，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