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述诸夏区域东西一万三千余里,南北九千余里。历代相沿此说不变。宋土逼窄,犹作此语。汉尺短,用清营造尺比汉尺,则汉一尺得清营造尺七寸四分。汉一万里为清七千四百里。今自蒙古至琼州只六千里,焉得有九千里?明尺即今木尺,一尺等于营造尺九寸,则万里当有九千里,数亦与今不符。汉人之言,犹可诿之测量未精,故有是误。
晋裴秀为司空,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已知测量之法矣。六朝时遵用之,唐贾耽则有《禹迹图》、《华夷图》,刘豫刻之西安,今存西安府学,观其里数亦觉过大。盖当时虽知测量,仍不知北极测地之法也。
《周礼》职方氏所云九州之内东西南北相去七千里,其外相去一万里。以汉尺七四计,尚得五千一百八十里。本部南北相去断无此远,古今人皆以为疑。近人廖季平乃谓职方氏是指全地球而言。实则自汉至明,里数总不确实,凡为测量未精不知北极测地之法故也。
职官之学有职官沿革表可供参考,然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加审辨。如唐之六部与《周礼》六官不同,此前人已知之。《周官》冢宰乃唐之尚书令,非唐之六部也。《周礼》天官,大宗伯在汉为九卿,至清大理、太常、太仆则虚名耳。明太仆寺尚须养马,清则无其事矣。光禄寺不知起于何时,清光禄勋本郎官,不知何以变为庖厨之职?汉之鸿胪如后之理藩院。此皆名同而实不同者。
古今职官名实相同者仅有县令,清之知县犹是汉之县令也。以知府比太守,即已不符。顾亭林谓太守如督抚,此语良然,以其有兵权也。日本人译西洋官制之名,于台湾、朝鲜则曰总督,称印度、香港之最高长官即曰太守,不知是否西洋文之本意如此?抑故意作此译名也?实则守之大小,本无规定。
明代总兵镇守边陲,亦称曰守。以故印度总督可比太守,香港只可比巡检司而已。汉之太守与后之知府,不但名不同,实亦不同。研究职故官不应取其名,务须稽核其实。古今官制,屡改不一改矣,绝非但见其名相同最即可谓是同一职掌也。
他如古今度量衡之变迁沿革,亦不易知。要之考制度以裨有政,乃读史第二等事,其效已次于职方略知运用也。
读史所最忌者,妄论古人之是非是已。宋人往往好以当时之是非衡量古人,实则古人之安危利害,不应以后人之目光判断之。后人所应纠正古人者,乃如华歆,魏晋人均赞扬之,魏之代汉,歆颜色不悦,曰我本汉臣。此之矫揉造作,而曹子建信之,何也?又如古称扬雄,几于圣人,司马温公尚然,而后人訾之。以余观之,雄不过常人而已。
复次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王船山《读通鉴论》,于范文正贬官,欧阳修、尹师鲁、余靖与之同去,以为好名。后之朋党,即由此起。实则宋之朋党起于神宗时,范、欧四贤曷尝有此心哉?明怀宗时流寇猖獗,朝臣多议南迁,光时亨曰“国君死社稷”,以此而止。
船山于时亨不加訾议,乃力斥李纲,以金人来侵,纲力主迎战,与时亨同也。不知南宋迁亦亡,不迁亦亡。其时宗泽尚在河北,所以不能成功者,以黄潜善等沮之也。
如船山之言,南迁而守东都,东都亦岂易保哉?船山史论常以宋事影射明事,后之读史者往往以此矜夸。夫作诗有寄托,发感慨。原无不可,然非所语于读史也。读史当论大体,以为判案,岂可逞臆而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