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鴉片戰爭之前，中日兩國在文化上的交往是以中華文化向日本輸出爲主的。當古代中國文化處於領先地位時，日本向中國學習較多。到了近代以後，日本在掌握科學技術方面領先於中國，则中國向日本學習較多。
在中日兩千多年的往來中，對日本影響最大的當屬中華文化。早在公元二三百年之前，日本還處於新石器時代後期時，中國的青銅器和鐵器幾乎同時傳到了日本，使日本很快進入了金石並用的時代。與此相前後，中國的稻種和種稻技術也傳到了日本，日本因此從漁獵社會一躍而成爲農耕社會。彌生時期（彌生時期：日本考古學家通常把公元前後各約二百多年的這個重大的過渡時期稱彌生時期。）是現知中日文化最早開始交流並産生了重大影響的時期。
繼之傳入日本的中國文化是漢文和佛教。漢文是中國文化産物，但佛教卻有所不同，它雖然發源於印度，但日本所接受的卻是從百濟傳去的中國版佛教。在此之後，中國諸子百家的典籍、文學藝術等作品也都傳入了日本。這些東西的傳入，對日本人的精神生活産生了極大的影響。隋唐之時，持續三百年之久的中日文化交流達到了古代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峰。如此頻繁的文化交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
宋元時期，中國的程朱理學、禪宗以及其他的文化藝術都曾風行於日本，並且在日本取得了和中國不相上下的地位。與此同時，日本的文化也開始影響中國。中華文化在宋代以後的發展中，不斷地吸收日本文化，從而使中華文明释放出更加燦爛的異彩。
§§§第一節吸收宋代文化而形成的新的日本民族文化
嚴格地說，世界上是不存在純粹、單一的種族的，所有的民族都是由好幾個種族混合而成的，日本人也不例外。正如樋口清之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時所說：“日本人是在日本所産生的，但其要素是以和華南洪積期（數十萬年以前）化石人類有關係的化石日本人爲核心，並且還漸次加入南方的馬來人、印度支那人、北方的通古斯人、阿依努人等，結果産生出尚未完全融合的現代日本人。”（樋口清之：《日本人之祖先》第39頁，東京每日新聞社1978年版。）日本的民族文化是日本人攝取大量外國先進文化，特别是大量吸收中華文化之後，經過數百年的吸收和演進而逐漸形成的，到了奈良時代（701～794），日本迎來了經濟、文化的繁榮時期。大批的遣唐留學生、留學僧長期深入中國社會，如飢似渴地學習唐代文化，爲改革和發展日本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當時，日本不僅在政治制度方面，而且在佛教、文學、民俗等各個領域，均呈現“唐化”氣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平安時代（794～1184）初期。從九世紀中葉開始，“唐風”文化纔逐漸變爲“和風”文化，逐漸形成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雖然包括各個領域和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論，但其中的主幹卻始終是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國儒學的發展，從宋初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宋代的儒學家們着力從先秦儒學中發掘出形而上的東西，並吸收佛道思想，再加以理論化、系統化，形成新儒學，這種儒學又稱宋學、宋明道學或宋明理學。新儒學以“理”爲最高範疇，統天人，合内外，大大加強了儒學的哲學思辨性。同時，“理”又具有條理、規範等意義，可以和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智等說教相通，避免了佛教的“空寂”之病。因此，新儒學取代佛道而成爲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中國儒學的發展變化也必然影響到日本的儒學。在鐮倉時代（1184～1333），新儒學傳到了日本。
在鐮倉時代，日本到中國的遊學僧、中國到日本的僧侶逐漸增多，兩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既有榮西、俊芿、辨圓、道元等日僧來宋，又有蘭溪、兀菴、大休、子元等宋僧渡日。在這種往來中，中國新儒學就由禪僧傳入日本。這些禪僧多主張儒佛一致論，認爲世俗儒教可爲弘佈佛教之資，因而使新儒學得以傳播。其後，由於五山禪僧的繼續傳承，到了江戶時代，就形成了獨立的朱子學派。
由於禪宗和新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及其影響，日本的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吸收先進的宋代文化時，日本把它與自己固有的文化交織在一起，創造岀一種新的混合文化。這種混合文化具有鮮明的日本民族的特點，如吸收宋元繪畫中的新鮮式樣而形成了帶有日本特色的頂相畫、水墨畫；引進禪宗和朱子學並使之日本化，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武士道；引進淨土教並使之在日本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诸如此類的文化民族特點構成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個性，從而使这种越是民族性的文化越是成爲了世界性的文化。
兩宋之時，日本在中國文化狂瀾的衝擊下，不僅没有被同化，相反地它以中國文化爲骨幹，以固有文化爲血肉，構成了一種與中國、朝鮮相異的獨具一格的文化。到了近代，日本民族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仍然牢固地保持着極其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徵以及保存在這些特徵中的中國文化因素。“西歐與日本之間有着顯著的類似性，儘管如此，還存在着根本不得否定的相異性。”（林健太郎：《西歐與日本》第6頁，新潮社1992年版。）日本没有真正把西方文化核心——基督教文化吸收過來，基督教在日本也没有得到廣泛的傳播。儘管由於日本社會的現代化在某些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但其古老的大陸文化傳統卻始終没有變動。
§§§第二節日本文化對宋代文化的影響
日本文化在吸收了中華文化之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日本融合東洋西洋文化，但又不失其固有之精華，從外國借來的東西全然爲我所有，從外國輸入的東西恰如固有一樣。這就是日本文化的特色。”（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一卷，日本春秋社1953年版。）取長補短，兼收並蓄，成爲了日本攝取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
日本文化的發展要受到交通條件的影響，尤其是與中國交通的方便與否直接影響到日本文化的成長。由於日本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古代文化、歷史的後進性，因此日本要想取得社會的進步，就必須向以中國爲核心的東亞大陸學習，攝取先進的中國文化，改造落後的社會。日本與大陸的交通越頻繁，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就越豐盛，給日本的影響也就越深刻，這一點從日本先後十九次任命遣唐使一事就可以證實。當時日本文化正全面模仿唐朝，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個學習唐朝文化的運動，中國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勢湧進日本，推動日本文化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日本攝取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
在整個世界古代史中，没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日本那樣熱衷於對中國文化的攝取。無論是从日本的化石人是中国華南化石人的一支的觀點而言，還是從岀土的文物資料來看，日本从舊石器時代就开始受中國影響了。後經彌生時代到古墳時代，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在逐漸加深。大化改新成功後所建立起來日本古代律令制早期封建國家，就是以隋唐封建王朝爲模式的。其後奈良時代的白鳳、天平文化更是盛唐文化的移植。日本文化全面模仿唐朝，促成了對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攝取。全方位的吸收中國文化構成了日本攝取中國文化的第三個重要特徵。
平安後期，由於唐帝國的滅亡，作爲唐文化一環的日本文化開始逐步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從模仿走向創新，然後從中國文化的模式中脫胎岀來，終於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即所謂國風文化。在鐮倉、南北朝、室町、戰國、安土桃山諸時代的日本中期封建社會中，地方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王朝貴族没落，武士階級興起，日本政治的實權由中央轉移到了地方，地方文化開始發達起來。新興的武士階級需要自己的文化，於是日本又積極地攝取宋、元文化，從而促成了日本對中國文化的第二次大攝取。
至於日本攝取中國文化的範圍和内容，則異常廣大豐富，無所不包，無論社會思想、政治制度、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衹要是對日本有用的，都成爲日本攝取的对象。日本在攝取、吸收中華文化的基础上創造岀來的自己的文化，在達到一定的高度後，又反過來影響中國的文化。在宋代，雖然這種影響不佔主流，但畢竟與唐代有所不同了，其大致的表現如下。
中國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在生産技術和文化知識方面的特長，並記錄下了其對中國的貢獻和影響。成書於五世紀中葉的《後漢書》和成書於三世紀末的《三國志》都記載了日本的内部情況以及它和中國的往來，這些典籍是世界上有關日本歷史的最古老和最詳細的文獻資料。日本是一個島國，“倭水人好沉没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三國志·魏書·倭人傳》。），捕撈漁業成爲了日本先民從自然界奪取生活資料的主要手段。日本至今仍存在大量貝塚（貝塚是古代日本人民把吃剩的貝殼、魚骨、食物殘渣及其他無用之物抛棄在其聚落附近而形成的大堆。），便是這方面的證明。日本的這种生産技術特長，也被鮮卑人注意到了，他們還對此加以利用。據史書記載：“鮮卑……元和元年（84）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以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集秦水，廣從類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水上，令捕魚以補糧食。”（《後漢書·東夷傳·鮮卑》。）這裏所謂的“倭人國”，可能是指生活在朝鮮半島上的一些日本部落。鮮卑人是居住在我國東北的少數民族部落，他們爲了自身的生存，強令倭人爲其“捕魚以補糧食”。這大概是日本向中國輸岀生産技術的最早歷史記錄了。
隋唐之時，由於中日兩國之間往來頻繁，中國人在與日本的交往過程中，有了更多的機會來觀察這個鄰邦的優點。在新、舊《唐書》中，唐人對於日本人的文化修養和各種技藝造詣的印象非常深刻，對其讚賞之詞在史書中有多處記載。日本第八次遣唐使粟田真人被稱讚爲“好讀經史，能作文，容止溫雅”（《舊唐書·東夷傳》。）。當第十一次遣唐使藤原清河來華時，玄宗親自接見，並對其優雅的風度予以讚賞說：“聞日本國有賢君，今見使者趨揖自異，禮義之國之稱，洵不誣也。”唐玄宗還命畫工畫下藤原清河的畫像藏於内庫。並讓很早就來唐朝留學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陪他去參觀府庫和三教殿，以示優待。藤原清河回國時，唐玄宗親自作詩相送，詩曰：“日下非殊俗，天中佳會朝。念余憶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駃夕飆。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張步雲：《唐代中日往來詩輯注》第1頁，陝西人民岀版社1984年版。）《新唐書·日本傳》还讚揚第十六次遣唐使布勢清直“善書”。當然，這些讚揚或許是出於禮貌的考慮，但其他一般來華日本留學生、留學僧因才能岀衆而受到讚揚的也大有人在。
日本遣唐使之所以能在中國獲得如此好評，主要原因是日本在遣唐使的人選上下了很深的功夫。他們爲了有利於自己的學習，不惜迎合中國時尚，即使在細微之處也不疏忽。因其用心周到，故而效果也十分顯著。公元八至十世紀是中日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時期，也是日本古代文化最繁榮的時期。其後，日本文化在許多方面都能青岀于藍，開始對中國進行文化“逆輸岀”了。
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輸岀，主要是從宋代開始的，並在此之後逐漸顯著起來。日本學者将這種現象稱爲文化“逆輸岀”，意爲沿着和傳統相反的方向輸岀。這種文化“逆輸岀”現象，在北宋時就已經有人注意到了。大文學家歐陽修在他寫的《日本寶刀歌》一詩中說：“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岀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帖香木鞘，黃白閉雜輸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采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海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歐陽修這首膾炙人口的詩中，除了歌頌日本刀之外，還談到了日本“土壤沃饒風俗好”、“士人往往工詞藻”、“器玩皆精好”、“逸書百篇今尚存”等方面的特點。對日本社會的這些特點，歐陽修表現岀了贊佩羡慕的心情，顯示岀了與一般中國封建士大夫不同的寬闊胸襟。歐陽修讚揚日本的這幾點，有些方面還是很受人們注意的。
1.日本對中國逸書的保存和歸還
日本保存中國逸書之事，早在五代時中國就已知晓，並且還專門派人去訪求並抄回一些。浙江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發祥地。天台宗的教派典籍，在唐代時就已被日本搜羅得極爲齊全，並保存得非常完好。但中國由於唐末的戰亂，天台宗的教派典籍大多殘缺不全。爲了弘揚天台宗的教義，到了五代錢椒時，還曾通過商人到日本去補抄。據《皇朝類苑》卷七十八引《楊文公談苑》載：
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椒買書于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
在《釋門正統·義寂傳》一書中也提到了此事，並認爲錢椒這样做，乃是出於天台宗九世祖義寂的慫恿。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日僧奝然入宋。當宋太宗接見他時，他送給宋太宗的禮物中竟有珍藏古本《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及《孝經鄭氏注》一卷，這些書都是用金紅紅羅褾水晶軸裝潢成的卷子本，是中國已經失傳了的書籍（關於此事的記載，參見《宋書·日本傳》。）。奝然不通漢語，與中國人交流衹能筆談，但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卻是對雙方都有重大影響的人物。除了呈送上述二書外，奝然還向宋朝贈送了《職員令》和《王年代紀》各一卷。其中的《職員令》今已不存。《王年代紀》雖也已不存，但《宋書·日本傳》卻對此書作了詳細的介紹，引用或摘錄的原文共有約一千二百餘字，把日本皇位的嬗遞和中日往來中的大事作了概括性的介紹，這本書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日本古代的歷史雖然悠久，但有關的文字記錄卻很少流傳下來，其最早的歷史衹能在中國的史籍中去尋找，而在中國的正史中卻都有倭人傳或日本傳，衹是關於日本的國體卻一直記載模糊，敍述不清。直到奝然送來《王年代紀》後，中國史籍在這個問題上纔有了較爲正確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