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宋代，中華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達到了高峰，此後在五代紛擾的局面下，中日兩國之間依然保持着往來。當時的吳越和日本貿易特别頻繁，明州（寧波）一直是中日交通的門戶。到了北宋時期，日本統治者禁止人民私自渡海，日本商船遂絕於中國。但北宋的商船仍不斷前往日本，中日之間的貿易依舊進行着。十二世紀中葉，日本統治者一改從前禁止中日貿易的態度，開始獎勵商舶和南宋貿易，南宋也注意招致外國商船。中日商船往來於中國對日的主要貿易港明州和日本的貿易港博多之間。貿易的頻繁使宋代的錢貨盛行於日本。同時，寄身商舶前來南宋的日本僧侶數量也比較多。南宋也有許多僧人前往日本，盛行於南宋的禪宗也不斷地傳入日本，並對日本社會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當時中國著名僧人的“語錄”中也常著錄日本僧人的名字。宋代具有先進的印刷技術，當福州刻印的大藏經傳入日本後，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印刷業，促使日本的印刷技術發生了重大的飛躍。十三世紀初，以朱子學爲代表的南宋儒學傳入日本，在日本的思想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受到日本當權者的大力推崇。中國茶葉的種子和南宋人“喫茶”的風氣，在通過禪宗傳入日本後，遂風行於日本，並形成了日本所特有的茶文化，直到今天，飲茶之風仍然盛行於日本。
如果說唐代文化是中華文化主動向日本輸出的話，那麽宋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較之唐代則更顯出了與衆不同的意義。
§§§第一節宋代文化影響日本文化的積極意義
宋代是繼唐之後中國的大一統時代，也是一个面向將來、朝着新方向前進的近世開始的時代。由於貴族階层的没落，創造文化的主人也換成了新興知識分子即士大夫，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佛教方面，宋代迎來了佛教思想的一大轉折。兩宋之時，由于西域流入和傳譯的經典所帶來的刺激已经喪失，後周世宗的滅佛政策和五代的戰亂又使諸宗的章疏典籍大量佚散，中國人自己的佛教——禪宗乘機蓬勃興起。而此時日本大體上正處於鐮倉時代（1192～1333），鐮倉時代是日本從古代國家向中世紀過渡的時期，其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宋代由於禪宗極盛，引起了日本禪僧渡海參叩的念頭。同時中日交通恢復，航海技術進步，航行比較安全，雙方來往的商船很多，給中日雙方禪僧的往來帶來了方便。日本自古以來便有留學中國的傳統，從鐮倉末期至南北朝初期，除了個别禪僧外，其餘的日本高僧大都遊學于宋朝。這些日本的禪僧們千方百計地將中國文化移植於日本，掀起了繼唐朝之後日本第二次學習中國的熱潮。日本從中國吸收了宋學和其他的哲學思想，並使之日本化，成爲日本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宋代文化也因此在日本成爲獨立的學術。日本對宋代文化的吸收，極大地豐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加速了日本文化的發展。
§§§第二節宋代中日文化互補及相互學習的重要性
中日兩國的文化關係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唐代，兩國的文化關係是以中國向日本輸出文化爲主。唐時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和留學僧到中國學習，前後時間達三百年之久。舉凡中國的政治法令、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以至於風俗習慣、娛樂遊戲，無不汲取。唐代中日兩國關係友好，文化交流頻繁，在歷史上极負盛名。而到了宋代，在中國文化向日本輸出的同時，日本文化也開始向中國輸出。日本汲取中國文化的方式改變了，但仍繼續不輟，衹要中國有什麽新的學派或理論，日本就有它的翻版。程、朱、陸、王的哲學思想在中國曾風靡一時，在日本也都有他們相應的名家，其在日本的地位和影響也和在中國不相上下。中日兩國的這種文化關係和現象，直到明治維新前夕，還依然可見。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正如日本著名漢學家内藤湖南所說：“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碱水一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原文載1963年3月16日《光明日報》。）木宮泰彥也認爲：“中國，乃東洋文化之母國。……倭人來自中國，目睹其情形，必賚往若干新知識，而對中國文化作極熱烈之欽慕……亦思如漢人有燦爛如花之生活也。”（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上卷第20頁，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他繼而又說：“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爲多係日本自創，然一檢唐史，則知多模仿唐制也。”（同上，第195頁。）由上面日本學者所述可知，日本人對其古代文化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有足够的認識的，這也是古代兩國文化關係的主流。
但是，古代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也存在着互補性。雖然中國文化影響日本文化是主流，但日本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着中國的文化。日本文化中的先進之處，很早就被中國的有識之士所認識。在中國的一些古代文獻中就有日本在生产技术方面的特长的記載。此外，在逸書的保存和歸還、倭刀的製造、摺扇工藝品等方面，日本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日本對中國的文化輸出，主要是宋代以後纔顯著起來。中日兩國在文化上的互補，體現了兩個民族對待不同民族文化所抱有的開明態度。正是由於兩國在文化上的互補，纔使兩個民族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共同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