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鑒真東渡日本傳播中國醫藥學之外，日本也派藥師惠日、倭漢直福田等到中國學習醫藥學技術。日本的一些醫藥學家把中醫藥學的理論與日本的醫療實踐相結合，寫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醫藥學著作。如侍醫出身的深根輔仁於延喜十八年（918）奉赦編成《本草和名》十卷，記載藥物一千零二十五種。該書是日本最早的本草辭書，序目依據《新修本草》，其藥名以和漢對照排列，極大地推動了本草學的日本化進程。此後，源順所撰日本最早的漢和辭書《和名類聚钞》，使用了近四十種中國醫書，對身體部位、病名、本草名稱等分别注了漢名與和名。這種醫用漢語的日語解釋，也表現了實用化的傾向。
延長五年（927）完成的法典《延喜式》，在典藥寮之部對歷來的醫學教材的學習方法作了如下改訂：
凡應讀醫經者，《太素經》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小品方》三百十日，《明堂》二百日，《八十一難經》六十日。
據此，醫學典籍被統一爲《太素經》、《新修本草》、《小品方》、《明堂》、《八十一難經》五書，原來的《素問》、《針經（靈樞）》、《甲乙經》、《脈經》則被刪除。而作为經典的上述五書，後來在中國全部失傳，幸由日本將其部分保存至今。
3.兩宋時期中日醫學交流
中國的宋元時期正是日本平安朝後半期及鐮倉時代，雖然日本與中國官方的聯繫極少，但王公貴族們對中國的物質文明的興趣，仍然十分濃厚。僅就醫藥學而言，中國的醫藥學巨著多於隋唐時期傳入日本，並對日本的醫學家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也仿照中國學者，編寫成了集中國醫藥學家之長且有日本特色的醫學著作。在現存于世並有深遠影響的日本醫學著作中，當首推丹波康賴（911～995）於永觀二年（984）所著的《醫心方》了。丹波康賴是針博士兼醫博士，係東漢靈帝後人、歸化日本的阿智王的八世孫。他編著的此書共三十卷，仿照中國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醫藥學典籍编寫而成，成爲後來宮廷醫學的秘典，奠定了丹波氏醫家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該書内容從醫學的各個領域廣及藥物、養生、房中等學科。《醫心方》的完成，標誌着日本的中醫學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水準。其書的影響不僅在日本，當它流傳到中國後，對中國中醫學的發展也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並爲中國一些中醫學家所推崇。《醫心方》共引醫書與非醫書二百零四種，所引條文一万零八百七十七條（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醫心方〉一千年紀念志》第45～89頁，昭和六十一年三月十日出版。），其中絕大多數爲中國古醫籍，堪稱是漢魏六朝隋唐醫學文獻的選粹和集成。作者參考中國唐代以前醫書與非醫書，博采衆家之長，從理論到臨床、從藥物到片劑都記載得十分全面而系統。從《醫心方》的編纂方法也可看出日本人的取捨標準和民族性格，如陰陽五行說、脈論等抽象思辨的部分多被刪節，食品的記載、選擇也考慮到當時日本的物産情況。可见，日本醫學更重實用。
《醫心方》所引文獻，在後世中國大半亡佚，加之均爲古書原始形態，所以在研究中國中世醫學時，該書更是彌足珍貴。此後至平安時代結束的百餘年間，雖然又有《醫略抄》、《長生療養方》等醫書問世，但質量都無出《醫心方》之右。
《醫心方》不僅標誌着日本醫學發展的新高度，而且也是中日醫學交流的新結晶。
北宋之後，中國的印刷技術取得了飛躍的發展。由於宋朝的皇帝大都重視醫學，原來手抄的醫書，此時得以大量出版，醫學知識也隨之迅速普及。通過日宋貿易輸入的當時稱爲拓本的宋刊本，傳來了中國的最新知識，給日本學術界以巨大的衝擊。建久二年（1192），源賴朝在鐮倉開設幕府以來，宋版醫書陸續傳來。在中國，由於宋刊本的出現，舊卷子本隨即消失，而日本的醫書，歷來都是以遣唐使爲中心帶回的古卷子本和新傳入的宋元版並存的狀態。唐代醫學和宋元醫學共生雜糅，是鐮倉南北朝日本醫學的主要特徵。
4.飲茶文化傳入日本
遣唐使停止之後，日本政府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但入宋日僧及民間貿易卻在不斷增多和發展。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民間的交流得到了進一步繁榮，這種繁榮從日本再次引進宋朝的茶文化方面，表現得尤爲清楚。
日本引進中國的茶文化，大約始於奈良時代（710～794），不過那時是將茶作爲一種藥品使用。日僧榮西（1141～1215）從宋朝帶茶種入日本，使得茶文化在日本再次形成高潮，飲茶作爲衛生保健的一種手段，則日益爲日本朝野民衆所接受。榮西根據自己的入宋見聞所撰寫的《吃茶養生記》，向人們介紹了茶的功用，飲茶遂成爲了日本民族的喜好。
5.兩宋醫學傳入日本對日本醫學的影響
兩宋時期，由於朝廷對發展醫藥學的的關注和重視，加之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使得醫書的的校正、印刷、刊行成爲了可能，中醫學在這種條件下得到極大的進步。金元時期，由於治療學發展的需要，醫學界更是形成了研討爭鳴的局面，李、朱學派（李、朱學派是元代醫學家李東垣、朱丹溪所形成的醫學流派。）的形成與發展，引起了日本醫學界的關注，更對日本的醫學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中國的本草學歷來爲日本學者所重視。宋元時期，中國本草著作陸續傳入日本。論述臨床各科的醫學書，傳入日本的也不斷增加。其他如兒科、痘疹、婦人科等，在日本也都有了很大發展。日本醫學的發展，一方面是繼續通過民間貿易與入宋僧侶不斷引進中國的醫學新著，另一方面則呈現出明顯的日本化特點。一般而言，中国的僧人道士都懂點醫術，能治些病證，日本的僧侶也不例外。不過日本僧人大都是到中國學習了一些醫學知識之後纔回日本行醫的，如木下正道入宋後，學會了解毒丸的製造法。宋朝有一名醫郎元房，曾經爲北條時賴做過私人醫生，他在鐮倉住了三十多年，在當地的醫藥界影響極大。日本醫學家在掌握了中醫學理論與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不斷地探索並結合本國的實際，總結和發展富有日本特色的醫療經驗，不斷從低層次向高層次邁進。平安朝（794～1192）後期的200年間，用日文撰寫的如丹波康賴的《康賴本草》二卷（公元984年成書）、丹波雅忠的《神遺方》三卷（公元1081年成書）、釋蓮基的《長生療養方》二卷（公元1082年成書）等具有日本特色的醫學著作，大約有十五種。這些具有日本特色的醫學著作雖然較之前代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仍是以傳入日本的中醫書藉爲基礎的。到了鐮倉時代（1192～1333），類似的日本醫學家著作已有增加的趨勢，如榮西的《吃茶養生記》二卷（公元1214年成書）、丹波行長的《衛生要鈔》一卷（公元1287年成書）、惟宗時俊的《醫家千字文注》二十一卷（公元1293年成書）、惟宗具俊的《節用本草》八卷（成書年代不詳）、和氣種成的《續添要穴》二卷（成書年代不詳）計有十七種。日本這一時期引進的中國醫學，已開始了日本化階段。這一時期日本醫學家的著作多屬摘抄中國醫學著作，據宮下三郎考證，《衛生要鈔》主要是以《養生要集》和《千金方》爲依據的；《醫家千字文註》是從《太平廣記》及所引《孫思邈傳》等书輯錄的。但這種摘抄已不是簡單的重複摘抄，而是有選擇的摘抄，在摘抄的過程中，日本醫學家把自己的心得與經驗融入其中，中國的中醫學理論在這些日本醫學家的著作中雖然清楚可見，但畢竟已不完全是中國中醫學的原貌了。日本的醫學家已不滿足於閱讀中國中醫學的原著，而是要在此基礎上有所發明，有所創新，這也是中日醫藥文化交流中日本醫學深入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
6.中日醫學交流下出現的日本名醫
兩宋時期，在中日醫學交流中日本出現的名醫、名著，較之以前也有了明顯的增加，其水平也有明顯的提高。其中較爲著名的有僧成尋、希玄道元、圓爾辨圓、梶原性全等醫學家。
成尋於日本延久四年（1072）三月，帶弟子七人乘坐宋商孫忠的船來華，受到宋神宗的召見。宋神宗問及日本需要中國何種貨物，成尋回答需要香藥、茶、錦等，由此可以推測出這一時期的日僧從宋朝返回時，必帶有不少香藥及日本所需的日用器物等。
希玄道元是榮西大師的弟子，他與榮西另一弟子木下道正于貞應二年（1223）入宋。在宋朝學習五年之後，希玄道元返回日本，爲日本曹洞宗之始祖，被天皇封爲承陽大師。他們在宋朝除了學習佛教禪宗之外，也學習了中醫學的若干醫療技術。如他曾把在宋朝學到的“解毒丸”的製作方法等有關知識，帶回了日本，對日本藥學製劑的研究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圓爾辨圓，即聖一國師，他於日本嘉禎元年（1235）入宋，歷訪天童、靈隱等名寺，在宋朝學習六年後回國。他回國時，將中國數千卷的典籍帶回日本，入藏於京都普門院書庫，其收藏典籍之多，在日本有着很高的聲譽。在醫書中，宋寶慶三年（1227）刊刻的《魏氏家藏方》十一卷也被收入其中。當時《魏氏家藏方》僅刊刻十四年即由圓爾辨圓帶回日本，可見中日兩國的醫學交流速度是非常快的。
梶原性全，號淨觀，日本鐮倉時代著名的醫學家。梶原性全雖然没有來過宋朝，但它對中日兩國的醫學交流和中醫學的日本化以及促進日本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書于嘉元元年（1303）的五十卷《頓醫钞》，成書於正和四年（1315）的六十二卷《萬安方》，是日本醫學史上兩部著名的醫學巨著。《頓醫钞》主要仿照《諸病源候論》的疾病分類與目次，引用《千金要方》、《和劑局方》、《太平聖惠方》、《易簡方》等宋代醫方，並摘取其他醫方著作之要，加入自己運用有效之經驗編撰而成，但就總體而言，此書受《太平聖惠方》影響最大。全書用漢字假名混合的平易文體撰寫，内容十分豐富，有較高學術價值。特别是其所記述的人體内景圖說，即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等的解剖圖，據稱是記述此類内容最早的日本醫學文獻。此書對日本醫學的發展曾有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萬安方》六十二卷是梶原性全在《頓醫钞》後編撰完成的又一部醫學巨著。其取材更多偏重于傳入日本的宋醫學文獻，全書用漢文撰寫，作爲醫學典範以傳子弟，故質與量均倍於前者。《萬安方》的内容更多偏重臨床各科疾病治療經驗及宋代醫著的論述，進一步補充了《頓醫钞》的不足。
上述兩部醫學著作引用了多部宋代的醫學典籍，說明這一時期中醫學典籍東傳日本，似乎並没有受到日本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的太多影響，而民間的交流更爲中醫學典籍東傳日本開拓了一個廣闊的途徑。
7.中日兩國之間的中醫藥材的交流
隨着中醫學的影響在日本的進一步擴大，日本社會上至皇室貴族，下到一般庶民，對中醫學的信任與日俱增。因此，日本社會對中藥材的需求也就有了進一步的增長。《宋史》卷四九一就曾有日僧一次從宋朝帶回龍骨十橛、石硫黃七百斤的記載。日僧成尋在中國居留時，神宗皇帝待之甚厚。當神宗詢問日本需要何種中國貨物時，成尋作答時把中藥材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仁宗天聖六年（1028），福州商人周長裔赴日時，在給右大臣藤原實資所獻的方物中，就有麝香、丁香、石金青、光明砂等中藥。英宗治平三年（1066）五月一日，宋商王滿赴日時，也曾向天皇獻上靈藥與鸚鵡等。除了上述官方的記載之外，民間的交流則更爲頻繁。不僅有宋朝産的中藥材輸入日本，也有日本産的藥物進入宋朝，如理宗寶慶年間的《寶莊四明志》市舶條，就有關於日本輸入宋朝的藥珠、水銀、茯苓、硫黃等藥物的記載。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宋代中國與日本的醫藥學交流，雖然受到日本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的限制，但民間貿易與僧侶等的文化醫藥交流，卻是比較頻繁和富有成效的，中醫藥圖書輸入日本也有增加的趨勢，數量也多於前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日本在吸收中醫學的過程中，民族醫學特色已漸趨明顯，表現在結合日本實際來選擇那些對日本有實際用途的中國醫學家的典籍，以及中藥名也變成了和名。而許多大型醫學著作的出現和名醫輩出等現象，則反映了日本中醫學在中國醫學的影響下日趋繁榮的事實。
十、曆學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曆法的國家之一。據《尚書·堯典》和《史記·曆書》的記載，在顓頊時代就已設觀象授時的“火正”一職，繼而帝堯置“羲和”之官，遣往四方觀察日月星辰，制定歲時節氣，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陰陽合曆的雛形。
自殷商至明清，中國一直使用陰陽合曆，歷朝所造曆法大概不下百餘家，但有些僅有其名，有些未及使用，有些屬於民間私曆，正式頒行且實際使用的曆法，漢代以後大約有五十種。
在中國周邊的國家中，一些鄰國和周邊民族主要襲用中國的曆書，然後據此編撰岀各自的曆本。
日本自古無曆，《魏略》載：“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江戶時代編撰的《大日本史》也載：“上古民物淳樸，機智未開，是以曆數占測之術，未聞其有。”
唐朝時，日本派遣了大批的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學習的内容幾乎無所不包。日本在唐朝末期，採用的曆法是《宣明曆》。這個曆法一直沿用到德川幕府中葉。宋朝初期，賀茂保憲開始編撰曆書，他把曆書分爲了曆與天文兩個部分。在此之後，陰陽五行之說流行，並按照星宿的方位來占卜凶吉。從大化改新之後，日本朝廷便設立了曆學陰陽博士，用來測算陰陽，占卜凶吉。當時日本朝廷的曆學陰陽博士測算陰陽曆法的技能仍因循過去傳統的一套，並無太大的進步。但僧侶們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由於日僧的相繼渡宋，他們中有許多人相繼學習了宋代較爲先進的曆學。更有些人間接受其影響，在曆學方面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從宋太宗末年之後，僧侶們參與曆法的制定活動便已開始。日本時稱造曆師爲“宿曜師”，稱其造曆爲“宿曜道”。這些僧侶們的造曆之精，已明顯地超出曆學陰陽博士的水平之上。長和四年（1015），曆學博士賀茂守道特請仁統法師與他共造日本曆法，便已說明日本在制定曆法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
日本的曆法在經歷了沿用、模仿中國曆法之後，又經過了幾百年的消化吸收，至平安中期時，終於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曆法。
十一、棋藝
棋藝是中國古老的傳統技藝。在古代，棋藝成爲衡量知識分子綜合素質的標準之一，深受各界人士的喜愛。中國古代的棋藝以圍棋、象棋爲主，下棋的高手也常常被記載在史傳典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