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宋代書籍除了由無名宋商傳入日本之外，還通過宋禪師之手輸入日本。光是聖一國師圓爾辨圓的藏書就有三百三十九部一千餘卷，大都是由國師自己攜回，收藏於東福寺。正平八年（1353），東福寺第二十八世大道一以點檢藏書，編成《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根據此目錄記載，除去佛典，外典漢籍爲一百零二種。其中尤爲引人注意的是，《晦菴集註孟子》、《晦菴大學或問》、《晦菴中庸或問》以及《呂氏家塾讀書記》、胡文定《春秋解》等，都顯示了宋學新著及宋元學風的傳入。又據日本《泉湧寺不可棄法師傳》記載，從宋慶元五年（1199）至嘉定四年（1211）在宋十二年的俊芿回國時，帶回律宗大小三百二十七卷，天台教觀文字七百一十六卷，華嚴章疏一百七十五卷，儒、道書籍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三卷，法帖、御書、堂書等碑文拓本七十六卷，其他雜碑搨本無數，共計二千零一十三卷，其數量之多，實爲世所罕見。尤爲重要的是，當時中国朱熹集宋學之大成，他所著的《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等書，也在俊芿攜帶歸國書籍之列。這是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現象，它意味着禪宗與宋學融通互補的理念，正逐步由日本僧侶們具體地實踐，禪僧們已開始注意到朱熹思想的重要性了。朱熹的四書傳入日本後，使得日本人對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寶治元年（1247），宋槧本《論語集註》十卷的覆刻，開闢了日本翻印中國儒家典籍的濫觴，對宋學在日本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一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大部分当是寫本，後期有少量的宋刊本入境。它們歷經社會滄桑、兵火洗劫而保留到今天，已成爲了稀世之寶。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紹璗先生在日本的多年查考，有三十二種漢籍可以確認爲平安時代傳入日本的唐人寫本，其中被列爲皇宮御物的一種，列爲日本國寶的十九種，列爲日本重要文化財的十二種。另有《趙志籍》一種，因不明真相，難以辨定。這些漢籍錄敘於下（參見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第27～35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皇家宮内廳藏《古文尚書》卷三、卷四、卷八、卷一三。（皇宫御物）
2.東洋文庫藏《古文尚書》卷三、卷五、卷一二。（日本國寶）
3.京都神田氏家藏《古文尚書》卷六。（日本國寶）
4.東洋文庫藏《毛詩》卷六。（日本國寶）
5.京都市藏《毛詩正義》卷六。（重要文化財）
6.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毛詩正義》卷一八。（重要文化財）
7.東洋文庫藏《禮記正義》卷五。（重要文化財）
8.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禮記喪服小記子本義疏》卷五九。（日本國寶）
9.藤井齊成會藏《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日本國寶）
10.奈良縣興福寺藏《經典釋文》卷一四。（重要文化財）
11.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玉篇》卷九。（日本國寶）
12.大東急記念文庫藏《玉篇》卷八。（重要文化財）
13.京都府福光寺藏《玉篇》卷二四。（重要文化財）
14.京都府高山寺藏《玉篇》卷二七。（日本國寶）
15.滋賀縣石山寺藏《玉篇》卷二七。（日本國寶）
16.京都神田氏家藏《史記集解》卷二九。（重要文化財）
17.兵庫縣蘆屋市上野氏家藏《漢書》卷八七。（日本國寶）
18.高松市藏《周書》卷一九。（重要文化財）
19.奈良縣大神神社藏《周書》卷一九。（重要文化財）
20.金澤文庫藏《卜筮書》卷三二。（重要文化財）
21.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碣石調幽蘭》卷五。（日本國寶）
22.京都市小川氏家藏《世說新語》卷六。（日本國寶）
23.京都國立博物館藏《世說新語》卷六。（日本國寶）
24.京都市小西氏家藏《世說新語》卷六。（日本國寶）
25.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世說新語》卷六。（日本國寶）
26.滋賀縣延曆寺藏《六祖慧能傳》一卷。（日本國寶）
27.兵庫縣蘆屋市上野氏家藏《王勃集》卷二八。（日本國寶）
28.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王勃集》卷二九、卷三○。（日本國寶）
29.京都神田氏家藏《王勃集》卷二九。（重要文化財）
30.名古屋大須觀音寶生院藏《翰林學士集》一卷（暫定名）。（日本國寶）
31.日本文化廳藏《新撰類林抄》卷四。（日本國寶）
32.天理圖書館藏《五臣注文選》卷二○。（重要文化財）
宋代的大量佛經和典籍輸入日本，不僅對日本的佛典研究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更爲重要的是，刺激了該國出版業的发展。五山時代出版業的興盛，即是明證。自從北宋的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後，中國的印刷術便處於當時的世界領先水平。宋朝的印刷術十分發達，宋初的出版中心是蜀（四川），北宋末年杭州也成爲全國出版中心之一。到了南宋，臨安成爲京城，出版業更盛。福建盛産木材，紙張和木版供應豐富，建寧府也成爲全國出版中心之一。特别是建安縣的麻沙、崇化兩鎮的出版業更为興盛。
天平寶字八年（764），惠美押勝之亂被平定後，稱德天皇爲感謝佛恩而發願造百萬塔，每塔納入陀羅尼（陀羅尼爲梵語，是經文的一種，據說念此經有除障礙祛邪惡的功德。）。這種陀羅尼用印刷代替手抄，花了六年時間印刷，分别納於全國各寺的百萬塔中。這種天平寶字年間刊印的《百萬塔陀羅尼》是日本最早的印刷品。
平安末期，在宋朝的影響下，日本的出版業方始復蘇。鐮倉時代以京都爲中心出版了日本印刷史上有名的《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合稱爲“法華三大部”。這三部經卷上有執刀僧俗的名字，其中可辨認的名字有“大宋人盧四郎”、“宋了一”等。奈良的印刷品受京都的影響，除興福寺之外，還有東大寺、唐招提寺、法隆寺等版，總稱爲奈良版。鐮倉時代京都及近郊出版的有比叡山延曆寺、醍醐寺、泉湧寺等版，以及以知恩院爲中心的淨土教版，比叡山延曆寺現存有永仁三年（1295）寂性刻印的《大乘玄論》五卷。
鐮倉中期至末期，京都泉湧寺進行宋版翻刻。爲了弘布律部，泉湧寺的開山俊芿從宋朝回來後，翻刻了宋僧元熙所撰《四分律含註戒本疏行宗紀》四卷作爲教科書。泉湧寺版最古老的印刷物是寬元四年（1246）刊印的《佛制比丘六物圖》，這本書可以說是宋版的翻刻。
在日本的印刷史上，五山版圖書所佔的地位極爲重要。所謂的五山版圖書就是鐮倉時代以京都、鐮倉五山爲中心，由禪僧出版的中國宋、元、明翻刻本及具備宋元版式樣的刊本。這種版本受宋版式的影響較重，但字體較粗，並且比宋版刻得深。現存最早的五山版是日本弘安十年（1287）古倫慧文在鐮倉建長寺正續菴刻印的《禪門寶訓集》二卷。此外，五山版的圖書還有一部分是禪僧的語錄。在五山版圖書的印刷過程中，還有把日本禪籍帶到宋朝去刻版，然後再帶回日本印刷的，如直翁智侃將大川濟校正的蘭溪道隆的《大覺禪師語錄》帶回宋朝刻版，回到日本後印刷流佈。到了鐮倉末期，五山版圖書已出現了三十多部。五山版圖書的最盛期是南北朝的室町時代，印刷的内容包括從内典（佛教典籍）到外典（佛教以外的典籍）的多個方面。這方面的先驅是京都南禪寺的春屋妙葩，他曾向元僧竺仙梵仙學習印刷技術。古林清茂的《古林和尚語錄》最早便是由春屋妙葩于康永元年（1342）刻印而成。春屋妙葩在此之後還于應安三年（1370）出版了《無准和尚語錄》，于至德元年（1384）出版了《佛德禪師語錄》。當時春屋妙葩不但翻刻宋元版本，還擴大到唐式版本，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此二書刊印於建仁寺，與東福寺刊印的《元亨釋書》、南禪寺刊印的《佛祖統紀》等書一样，對研究日本佛教史貢獻很大。
鐮倉時代，日本雖已有精刻的複宋版，但不是本國雕工製作的，而是由中國雕工雕刻的。室町時代雖是唐式版的黃金時代，但日本的雕工技術尚不成熟，主要依赖赴日的中國雕工。到了應永年間（1394～1428），五山版圖書開始衰落，禪僧的語錄也不出版了。五山版圖書衰落之後，地方的僧侶也开始從事出版工作，其出版的圖書種類也較從前有了增加。據長澤規矩也的研究表明，到室町末期刊印的漢籍外典有：經部，十五部二十一版二十一種；史部，五部七版八種；子部，十二部十二版十三種；集部，四十部五十四版五十五種。現存的五山版圖書中有《韻府群玉》、《古今韻會舉要》等韻書及《古今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那樣的類書。到了明朝時，由於交通發達，從明朝輸入的中國紙張，促使日本的印刷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從宋朝開始傳到日本的印刷術，一直使用到室町末期纔被從西方傳來的活字印刷術所代替。
九、醫藥學
1.宋代之前的中日醫學交流
中國與日本不僅有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在醫藥衛生方面的交流也是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漢代王充在他的名著《論衡》卷六《儒增》篇中曾指出：“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又在該書卷十九《恢國》篇指岀：“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暢即鬯草，是用來釀造香酒、祭祀天地以求吉祥的物品。王充的兩段記述，當屬同一事實。如按王充所記，日本于成王之時既已向中國進貢鬯草，可見兩國之間的醫藥交流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就已開始了。日本是較早接受中國古代文明並經吸收、消化而産生巨大影響的國家之一。對於早期的徐福入海求仙，中日兩國的歷史、文化典籍都有不同程度的記述。按元代周致中《異域志》所載：“在大海島中，島方千里，即倭國也。其國乃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時福所帶之人，百工技藝、醫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爲國焉。”（周致中：《異域志》卷上，《叢書集成本》第4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這段記載表明，徐福的入海求仙，不僅把中國的文化科技帶到日本，而且把醫藥技術之類也帶到了日本。
兩漢時期，漢武帝最早在朝鮮設置了樂浪、真蕃、玄莬、臨屯四郡，中國與朝鮮的關係日益發展。在此影響下，日本許多部落小國也紛紛前來中國朝貢。《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記載有日本的小國前來中國朝貢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的秦漢之時，日本還處在神話傳說時期，醫藥衛生技術較爲落後，中國的醫藥衛生已是醫、卜分立，並有一定數量的人員移居日本。隨着兩國各方面交往的逐漸增多，中國先進的醫藥學對日本所産生的影響，已處於了萌芽狀態。
到了中國的隋唐時期，日本已進入了統一的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日趨進步。大批的“遣隋使”、“遣唐使”直接到中國大量移植先進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尤其是向唐朝派遣的十九次遣唐使，都是日本外交、儒學、佛學、科技、工藝、美術、音樂、醫藥、衛生等方面的優秀人才，以期達到引進中國科學文化的最佳效果。日本醫史學家富士川遊在《日本醫學史》中就唐代醫學技術傳入日本之事說道：
佛教傳來後七十餘年，唐醫方亦進入吾邦，吾醫術因而蒙受巨大影響。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遣藥師惠日、倭漢直福田等入唐學醫，後十五年歸朝，奏曰：“唐國法式完備，鮮有也，宜與之交通。”較此更早，雖有欽明天皇朝（539～571）吳人知聰攜藥書、《明堂圖》等醫書來朝，然唐醫方之興乃始于惠日、福田等留學彼邦而直接傳習其術歸朝之時。時隋代已亡，唐代之，醫書有（隋）《諸病源候論》、（唐）《千金方》之類宏篇，以此二書爲中心，發達之隋、唐醫方遂取代韓醫方，予當時之醫學以顯著影響，此從唐醫方興盛七十餘年後之《大寶令》中可窺一斑。
2.中醫學在日本的蓬勃發展
從日本推古朝遣隋使開始，日本政府即以大力引進中國之典章制度爲要務。特别是大化元年（645）的改制，更加速了日本全面效法隋唐統治體制的進程。日本不僅引進唐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成套地引進中國醫事教育制度。依照《大寶令》規定：中務省設置内藥司，内藥司設正一人、佑一人、令史一人，下又有侍醫、藥生、醫師、針師、按摩師、藥園師、藥戶等，總管醫事。同時，朝廷還規定把《本草》、《明堂》、《素問》等中國傳統醫書作爲教材，來培養日本的醫務人員。中日醫學交流達到了歷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隨着日本廣泛引進和深入學習中國醫藥保健制度和學術，中醫學學術著作經由遣唐使、留學生以及中國應邀訪日人員等攜帶至日本者，其數量之多令人吃驚。延曆十三年（794），日本進入平安時代，在參考中國醫書的基礎上，日本人也開始了醫書的編纂。大同三年（808），岀雲廣貞、安倍真直等奉敕撰進《大同類聚方》一百卷，據說日本全國固有的醫方被收羅備至，但恐怕大都還是源自中國。此外日本醫家撰寫的中國醫書的註解，如岀雲廣貞的《難經開委》、小野藏根的《太素經集註》，也於這一時期問世，其中《太素經集註》是日本醫學史上第一部研討《太素》的理論著作。據寬平三年（891）藤原佐世奉天皇之命編輯登記日本圖書目錄《日本國見在書目》所載，當時日本政府收藏了中國的《詩》、《書》、《禮》、《易》、《春秋》、《孝經》、《論語》等四十類，共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醫方是其中的一類，這些醫方包括醫針、中藥、仙方等，其中除了少數日本書籍之外，其餘全都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中医学典籍。據有關研究，《日本國見在書目》所記載的典籍約爲中國《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經籍志》所載文獻的二分之一，亦即當時日本所收藏的中國典籍僅比中國少一半。《日本國見在書目》還收錄了中國書目中未收藏的文獻。富士川遊在《日本醫學史》敍述《日本國見在書目》的中醫書目時，詳列了一百六十餘部、一千三百零九卷之書名、卷數及作者，而中國學者的統計爲一六十六部、一千一百零七卷。如此大規模地搜羅中國醫書，顯示了當時日本人吸收中國醫學文化的熱情。
日本的中醫學術的繁榮，也與他們大量引進中藥有關。中日兩國之間商贸往來，中藥材的貿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日本的正倉院裏，至今還保存着一些從唐代傳入日本的中藥材。鑒真東渡日本時，所攜帶的藥物有麝香、蓽茇、胡椒、甘蔗等，其中的一部分藥物交由正倉院保存完好至今。鑒真在日本時，不僅弘揚佛法，而且把中醫學理論與技術傳到日本，爲日本中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富士川遊引《本朝醫談》說：“日本古代名醫雖多，得祀像者僅鑒真與田代三喜二人而已。”日本的一些古代醫學偏方，亦來自鑒真醫方。直到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藥袋上，還貼印有鑒真的圖像，由此可見鑒真東渡對日本醫藥學的影響之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