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头到尾读了这本书，所得甚多。它尽管不像教科书那么严密，也不像理论著作那么深刻。但是，它很亲切，很实在，尤其具有可操作性。其中点到的许多问题值得广大记者、编辑和报社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朋友们认真注意。且看这样的一些篇章：《追求什么样的可读性？》、《从整体上打造精品》，《多写醒世之作》、《火候适度》、《关注“空白点”》、《说真话》、《书信谈心易沟通》、《批评是为解决问题》《新闻“注水”现象》、《口罗嗦也是公害》，《题好一半文》……光是题目就很能吸引人们去读；且文章内容有经验、有教训、有警示，亲切自然，中肯实在。
这本书的缺点在于：思想上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观念上传统有余，创新不足；批评和表扬上平缓有余，尖锐不足。这与作者是四位古稀老人有关——“文章合时而作”，要古稀老人们写出太“新锐”的东西，这要求就未免太苛刻了。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老年人不比中年、青年人那么锋芒尽显，锐气逼人，然而他们古道热肠，言多谆谆，这么做又不完全是缺点。用心的读者宜多从严肃中得教益，传统中悟规矩，平缓中品诚恳。
与别的行当一样，咱们新闻行中的有些东西，也不是可以随便变来变去的，更不是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而是有章法的。现今有的媒体和媒体中人，不学习、不借鉴，自以为是，违背基本规律，看似改革，实质胡来，终究只能为天下笑。我们要记取这样的教训，好自为之。
通过这本《编事百味》。我特别想到：作为与社会生活之树常青同步“常青”的新闻事业，一定要前赴后继、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的老同志，在新闻事业中奋斗了几十年，无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无论系统的理论，还是片段的体会，离退休之后，把它们写出来、印出来，供后人阅读借鉴，意义深远。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有言：“若你希望死后仍不被人们遗忘，那么就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后人去读，或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后人去写。”比起别的行当来，此话与我们新闻工作者关系最为密切而实在。
一个人做一辈子新闻工作，到最后仍可能有许多的遗憾，许多的不满足，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也不会要求我们那么完美无缺，但作为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我们总要向高处要求，以使我们既无愧于前人，又对得住来者。
§§§第四节集体智慧的结晶
——《编事百味》一书的作者答《党报人》记者问
记者：你们四位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作，《编事百味》一书已与大家见面了，此时此刻有何感想？
作者：我们有两句话。一是我们尽了这么点微薄之力，就得到集团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深感欣慰。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四人通力合作，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优势互补，让我们再次尝到发挥集体力量的滋味其乐无穷。
记者：有的同志觉得你们几位这种合作方式很独特，能具体谈谈吗？
作者：我们不是像写学术著作那样拉开架式，分出多少章节来写，而是把从事编辑工作各方面的点滴体会写成若干篇小文，采取“滚雪球”或者叫“推磨”式的方法定稿。谁想出什么题目，报出来大家筛选敲定，谁就去写。有了初稿，交其他三人转圈修改。改动大的，跟执笔人商量，认可了定下来就去录入。出来样子，又转圈改，有些小文转了五六圈才定稿。
我们四个人每个人既是作者，也是编者，还是主编。作为编者修改执笔者（作者）的稿件，与办报时修改记者和通讯员的稿件不同，可以增减、调换事例，可以深化思想，可以修改和增删文字。比如，《多写醒世之作》这一篇，执笔者只举了“就同‘大款’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系列言论一个事例，其他同志改稿时，就加上了赵超构老先生批评“文革”遗风短文的例子。这就使得文章内容比原来厚重了。再如，《掰开揉碎滋味殊》一文，在修改时把吃西安泡馍的内容加上了，就更形象生动些，给人的印象会更深。还有的是调换事例。《勿忘“老天爷”》一文，原来是写在一次降雨中有人工增雨的功劳，我们的两个报纸，一个点出了“增雨”，另一个可能是记者疏忽了，只报了降雨没提“增雨”，把功劳都归之于“老天爷”了。一位同志改稿时，换了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1983年6月26日《河北日报》一版头条发表“我省小麦总产比上年增加了3亿多斤”消息的肩题是：“政策增强干劲，科技显示威力，老天从中帮忙”。这个例子比原来的要胜出一筹。
总起来说，我们几个人合作写书，就是各抒己见，各施所长，达成共识的过程。每个人对自己的稿子都抱着不怕改、欢迎改的态度。有不同意见就一遍一遍地商谈。有时，对有的稿子有不同意见的双方阐述自己观点的文字就达数千言。最能反映几个人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的例子是书稿“分篇”的问题。一开始，并没有分篇，有的同志提出，这样一揽子推出，条理不清晰，不利于读者把握书中的内容，于是，大家都同意“分篇”。在反复调整时，对一些稿件放在哪部分又有了不同认识，一时不好统一，又产生了图省事的办法，索性不“分篇”了。临近付印时，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应该大体分分类、扒扒堆，大家同意了。有的同志建议：在篇名下边最好写一首诗，反映这组稿件的主旨和精神；但是，经过商讨，认为用诗的形成来表达有不少困难，效果不见得好。议来议去，最后确定：每组稿件的前面写一个很概括的引言，既是提要，又是按语。由一人统筹执笔写出初稿，转了两三圈修改推敲，就成了现在书中的样子。这个“分篇”的事，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路。
说到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议论，为何书中的文章没有署名？看了上述这些，同志们即可明白，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每篇都是用集体智慧凝聚而成的。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如体育运动，我们这次打得是“团体赛”。
记者：我听到有些同志说，感谢几位老同志花了这么多心血和精力，把参与办报的一些体会整理出来献给党的新闻事业。
作者：说感谢我们，实在不敢当。这本书虽然有我们多年的亲身体会，但更多的是我们把大家的创造总结了一下，其中还包括参考了不少同志曾经总结出的有关材料。形象一点说，我们的作用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的一些珍珠擦亮、串起来了。这确实是前人和今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限于我们的水平，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书中反映得都很不够，有待于大家打开自己的“百宝箱”和“智慧库”。
§§§第五节金婚话老伴
今年，是我和老伴的金婚。10月11日，我们参加了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的金婚庆典。
回想相依相携、风风雨雨五十年，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俩的婚事是老人包办的，直到去区政府领取结婚证时，才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在婚后的生活中，培养了感情，加深了理解。我逐渐体会到，我的老伴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人的品格不低，有许多优良品德。最突出的是为了孝敬老人和照顾家庭成员，可以做出自己的牺牲和奉献。这也是我们和睦恩爱的最重要基础。
牺牲自身利益，孝敬老人。1959年，我从县城调到唐山工作以后，本想把她接到唐山，找个工作，一起生活。可是，我母亲舍不得她走。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六个，当时他们年龄还小，而且上边还有一位老祖父，我老伴是母亲最得力的帮手。于是，就留了下来。因此，我们俩过了25年“牛郎织女”的生活。她一直是个家庭妇女。
为人憨厚，屈己待人。我们弟兄分家，没按传统的“长子住正房”的规矩，而是让弟弟们先挑，最后给我们剩下一个不能住人的破厢房。1974年，我在亲朋同事帮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盖了处新房。1979年，我老伴和孩子农转非迁来石家庄，让一个弟弟偿还了尚未还清的建房债务（仅相当于盖房费用的三分之一），就把房子归弟弟了。这些确实表现了我老伴的高风格，特别令我钦敬和感激的，是她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两地分居25年，她一边拉扯着四个孩子，既参加农业劳动，又操劳家务，伺候老人。我在外边，“一个人吃饱了一家不饿！”可以集中精力、时间工作和学习。我高小毕业，开始当记者，工作非常吃力。多亏了老伴的支持，经过自己的拼搏，加上老同志们的帮助，才较快地胜任了工作。有一首歌唱道：“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我虽然没有军功章，但是，我的每一个进步，工作上的每一项成绩，都有她的一份功劳。我曾对儿女们说：“你妈劳苦功高，我们一定要善待她。”
心灵手巧，热心助人。我老伴手很巧，我们结婚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人的鞋几乎都是她做的，又结实又好看。她看到哪个小孩穿了件新颖样式的衣裳，就端相一番，回家就可以仿制。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在农村老家时，她经常帮助乡亲们裁衣服、做衣服。因此，人缘很好。她刚来石家庄的那几年，大家收入都不高，而且又“做衣难”，她仍然像在老家那样，帮助邻居裁裁剪剪、拆拆改改。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加上她是个孝媳、贤妻、良母，曾被推荐出席石家庄市“五好家庭”代表会议。
近年来，我参加青年人的婚礼，在致贺词时，总是希望他们婚后，要互相忠诚、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适应。这既是我的衷心祝愿，也是我的切身体会。
§§§第六节甘当人民的“老黄牛”
——访《河北日报》原副总编辑牛增慧
我们从一些老同志那里了解到，咱们县郭家桥乡刘家桥牛增慧1934年1月出生在牛庄（紧挨着刘家桥，1943年两村合并，统称刘家桥），只是高小毕业，从当话务员到当县报记者、地区报记者，到当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最后从河北日报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我们认为，牛增慧同志的经历有点不平常，他是怎样从话务员到省报副总编辑的？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益？最近，我们访问了他。下面就是我们的对话。
李臣、宣奇稳、白志刚：您只读过小学，是怎样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
牛增慧：1953年10月，我从本县大杨铺完小毕业，到鸦鸿桥电话站当话务员。刚参加工作，有股子热情，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政治上有较强的进取心。1954年我入了党，担任兼职的区直机关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委员、副书记，对团里的工作抓得比较紧，团的生活比较活跃，曾被团县委授予优秀机关团总支的称号。大约在1955年，我读《中国青年》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著名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谈的是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他参加革命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开始给报社、通讯社写稿，有许多字不会写，得向别人请教。但是，他不灰心、不气馁，一点一点地当了报社的通讯员，以后当了记者，最后成了作家。我当时受文章的启发，心想我没有想当作家的奢望，也不当记者，只想能争取当个党报的通讯员。动机主要是借此锻炼写作能力。我把想法跟邮电支局的领导一说，他很支持，并向我介绍原来玉田县委宣传部有位刘锐，年轻时怎样勤奋好学，以后成了《河北日报》一位有名的记者。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大着胆子给《唐山农民报》（当时的唐山地委机关报）写了一封信，询问当通讯员的条件，作了自我介绍，表达了想当通讯员的心愿。很快，报社给我来了信。回信比我的信还长，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提示了当时的报道要点，给予我热情的鼓励。这封信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从此，我坚定了信心，开始练着写稿或写信反映下边的情况。写了一个时期以后，慢慢地发了几篇小稿，也就是人们笑称的“豆腐块”。这样，县委宣传部可能就把我纳入了视线。在创办《玉田报》时，领导调我，我认为，并不是我能马上胜任工作，而是从发展的眼光，着眼长远，立足于培养造就。退休后，接触当时的老领导时，谈论这个话题，证实我的判断是准确的。我在新闻战线上锻炼成长的过程中，始终把不辜负县委领导的关爱、培养和期待作为奋发学习、积极工作的重要动力。这是我的根，我的本，永远不能忘！
李臣、宣奇稳、白志刚：听说，您年轻的时候，学习很下功夫，比较刻苦，请您谈谈体会。
牛增慧：新闻工作政治性强，时间性也强，从业人员要有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写东西出手要快。我的底子很薄，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谈我的学习体会，概括地说就是肯下笨功夫，我深信“勤能补拙”，坚持多读、多记、多想。
多读。刚到县报的时候，连个小消息都编不好。在领导的帮助下，经过近一年的实践，稍微适应一点了，又调到《唐山劳动日报》。地区报比县报要求更高，这下更吃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好在我有个有利条件，家在农村，夫妻两地分居，没有家务负担。于是，就全身心地集中所有业余时间，挤一切可以挤的零星时间，早起晚睡地读书学习。那时候，我很少到亲友家串门，很少看电影、电视（那时刚有电视），不逛商店、不逛公园，更不打扑克。从1959年到1964年（包括住院治疗肺结核一年零四个月），经过几年努力，我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了两遍。与新闻工作关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如关于论述新闻工作、关于调查研究、关于整顿党风、关于主观能动性、关于对待困难等论著，读过多遍。《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读的遍数最多。同时，阅读了不少阐释经典著作的辅导材料。读了能借到找到的新闻业务书籍。那时，正式出版的这类图书太少，多是部队培训通讯员时内部印发的。这几年，边学习边实践，在学用结合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64年6月，我被评为出席唐山地区直属机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