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屋里曾经有过干净的地面，整洁的被褥，整齐的衣服，清新的气息。如今变得凌乱冷清。一只小耗子在窗台上的暖水瓶口上悠然自得地趴着，两只鼠眼骨碌碌地转动，它在盯着我，好像在嘲笑我。这个暖水瓶里曾经每天都灌满了滚烫滚烫的开水，自从司马柳树妈出事后就再没灌过开水，暖水瓶一直是冰凉冰凉的。我把手里的一本书狠狠地向它砸去，它吓得吱吱叫着，跳上床跑了。就在这张床上，曾经躺过司马柳树妈鲜活的肉体，曾经充满着令我心醉的女人气息。这种气息使我浑身充满燃烧的激情，感到无比的满足和欢乐，伴随我在湨梁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现在这气息早已消失殆尽了，闻到的气息有些发冷，有些陈腐。我感到了悲伤和凄凉。
我背着行李和书包走出街屋，特意看了一眼上房。上房屋的门洞开着。这几天上房屋里再没有传来司马魁那种令人讨厌的啊啊声，也再没有听见他用棍子敲打窗户那种令人心碎的声响。他为了司马家族的名誉，提出和司马柳树妈离婚，是我首先表示同意的。他已搬到大老婆家里去了。这对于司马柳树妈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我也走了，对她来说，也真的是解脱了。老靳告诉我，为了司马柳树妈的脸面，对我的处分是党内的，湨梁村人是不知道的。
我走出街屋，看见了门口那棵香椿树。香椿树上曾经倚靠过仙女下凡般的司马柳树妈。就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她倚靠着这棵香椿树，含情脉脉地告诉我：你住在我家，我一定不给你丢脸。这曾经让我心乱如麻。我知道这时候司马柳树妈就在上房屋，我看见她在屋里影子一晃就不见了。我故意使劲关街屋门，把关门声弄得很响。响声过后，我故意站着没动，用眼睛瞟着上房。上房的门大开着，没有看见司马柳树妈。我想，她一定是在故意躲我吧？或许正在从窗户上那块玻璃往外看我。
突然，我看见上房屋的一扇门在轻轻地移动，心里一阵惊喜。我觉得司马柳树妈知道我要走了，一定会出来见上我一面的。我有很多话要告诉她，特别是一定把老靳的阴谋和我对她的误解告诉她。一直以来，我们之间有着太多太多的误会，这种误会从很大程度上讲都是老靳造成的。我要告诉她，这些误会像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大山时时刻刻压抑着我的心灵，使得我痛苦万分，一直无法摆脱。
接下来的一幕使我彻底绝望了。我看见上房屋的门在慢慢地移动，最终被人从里面关上了。就像一场好戏演完了，无论热情的观众怎么鼓掌，两扇帷幕毅然决然地拉上了一样。
我死心了。就在那一刻，我又想到了老靳吃的那一碗黑乎乎的红薯面条，我吃的那一碗白光光的白面条。我两眼含着泪，慢慢走出司马柳树妈家的大门。
突然，“咔嚓”一声雷响把我惊醒。我坐起身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漆漆的天，一阵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很快就要来了。
原来，刚才我做了一场梦。
补记
这是根据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手记整理的。那天，我坐在大厅里父亲生前常坐的老布沙发上，翻阅着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跃进亲历记》。书中写道：三教堂养猪场一头母猪一胎产下62头猪仔，应城县“保证一个红苕1万斤，力争一个红苕2万斤”,亳县亩产水稻40808斤，象山县最大的一颗“卫星”亩产水稻16万斤，昌邑县的中学生提出为亩产20万斤小麦而奋斗。浮夸风、浮躁风和接踵而来的大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亳县农民因缺粮只能吃树叶、树皮、谷糠、稻壳、棉籽壳充饥，一些农民因大量吃槐叶、椿叶、蓖麻子、苍耳子中毒死亡。芜湖县殷港村殷港小队22户人家86人得过浮肿病，饿死11人。叶县旧县公社妇女得了浮肿病，子宫下垂，“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体外，挂在裤裆里”。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偶尔听到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讲起那个年代的事情，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的故事和传说。
我看到这些类似于天方夜谭的亲历记，禁不住掩书嘘唏，思绪翻滚。我深深地被那个年代忽视经济规律、脱离客观实际、浮躁浮夸及其带来的灾难所震撼。
母亲走过来，看看我手里的书，问了问我的感受，回她的房间去了。不一会儿，母亲拿出一包用牛皮纸包裹着的东西放在我的手上，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你好好看看，整理整理，不知道有没有刊物能发。
包裹手稿的牛皮纸颜色已很陈旧了，外面用纸绳扎着，像是一包年代久远的文物。我打开包裹，急切地翻了翻，发现是父亲20世纪50年代末到６0年代初，在温县湨梁村当驻村工作组副组长时写的手记。手记中，父亲记录了湨梁村的一些事情和人的故事，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叫司马柳树妈的女人，父亲在很多地方都写了她。有时写得很有文采，洋洋洒洒。有时则欲言又止，几笔带过，好像有意在隐藏着什么。
我静下心来，用了一段时间研读父亲的手记，整理出《湨梁村手记》，寄给了省里的黄土地文学杂志社，很快就发表了。
一天，一个男人找到我。这个男人大约50多岁，波浪般的长发披在肩上，额头上勒着银灰色的缎带，戴着墨镜，身后跟着几个青年男女，众星捧月一般。他们手里拿着一本《黄土地》。那个男人说：我叫司马柳树，是湨梁村的。
我一听是湨梁村的司马柳树，立刻紧张起来。没料到野地烧香引来了群鬼。我赶紧让座倒茶，说：我只是把父亲的手记整理整理，有什么不妥，你们多多包涵。
司马柳树摘下墨镜，笑了。他说：薛老师，你的《湨梁村手记》勾起了我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父母之间个人的恩怨情仇已成为历史了。那时的社会太浮躁，浮躁得近似疯狂，真像我母亲当年说的王祥吹猪。不过，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说：那是，那是。
司马柳树说：我想把你的《湨梁村手记》改编后拍成电影贺岁片，名字暂定为《疯狂的年代》，预计能收入10个亿。想请你当顾问，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我吃惊得有些语无伦次：你拍？拍电影？10个亿？
司马柳树没有说话，他用两个手指头夹着一张黑色的名片，很优雅地画了一个圆圈，然后递给我。我看见上面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只有几个烫金的大字：中国司马懿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马奥卡。我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噢，你就是司马奥卡？
司马奥卡还是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司马奥卡是中国影视界的大腕，是名扬国内外的大导演，拍过很多大片和贺岁片，经常到戛纳电影节去走红地毯，有时一次轮番走好几趟，有时站在红地毯有人推他也不肯下来。可惜他拍的电影我一部也没有看过，他的大作、大名和参加戛纳电影节活动我都是从报纸电视上知道的。
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个穿着裤头、上身裸露、满身汗灰、头上沾着草屑、端着一大碗面汤和抱着一个女人大腿猛咬、咬得那个女人“娘啊娘啊”直喊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会是眼前这个著名大导。
司马柳树半眯缝着眼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司马奥卡，我的艺名。
正说着，和司马奥卡一起来的小伙子手机响了。小伙子捂着嘴接听一会儿，弯下腰，把手机捂着夹在裤裆里，轻声问司马奥卡：董事长，王总电话，说胡导的《人鬼绝恋》报纸上登了，一周票房收10个亿，我们的《狗马情深》两周才7个多亿，咋办？
司马奥卡很平静，用嘴“呼呼”吹了两下手里的墨镜，说：给王总打500万，起用水军，说《狗马情深》五天票房15.763亿。
小伙子点着头，从裤裆里掏出手机，捂着出去回电话了。
我有些发呆，说不出一句话。脑子里发木，一片空白。过了好一阵才有些清醒。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日记》里写有一句话：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原刊责编 赵兰振 本刊责编 李昌鹏
【作者简介】 冯俊科：1972年参军，翌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出版有《帝王治国策》《两槐居论稿》等专著和散文集《写在墙上的思念》《并不遥远的往事》，杂文集《有话直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