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说君王如果看不起臣民，那么臣民也可以看不起君王呢？在封建帝王看来，应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看不起臣民理所当然，臣民看不起君则大逆不道！本来从1084年开始孟子也配享文庙，1372年朱元璋怒罢孟子陪同孔子“吃冷猪头肉”的待遇，引起大臣们异议。朱元璋不许人们为孟子说情，甚至指示禁军可以直接射杀说情者。然而，钱唐这老头不畏死，带着棺材进宫，被射伤还带着箭流着血继续求见，明言：“臣为孟子死，死有余荣！”朱元璋为钱唐所感动，第二年勉强恢复孟子的配享。
可是，朱元璋对孟子的恨并没消除。1374年他下令编《孟子节文》，将《孟子》原书内容删掉85条。著名哲学史专家容肇祖指出：
《孟子节文》就是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不许说人民对于暴君污吏报复的话，不许说人民应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不许说人民应有生存的权利，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不许说反对征兵征实同时并举，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不许说反对内战，不许说官僚黑暗的统治，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不许说君主要负善良或败坏风俗的责任。这11个“不许说”，实质就是权力王国的主宰者们“不许”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说”不利于现存统治的话，而孟子洋溢着道德理想主义光辉的王道政治学尤其“不许说”。
原来如此：朱元璋心虚啊！封建专制就是如此野蛮，不仅要活着的民众屈从，还要让死了的人物也屈从于他！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是“死者为大”，明清统治者却常搞鞭尸之类，就出于这类阴暗心理。
朱棣心胸稍宽容些，1411年下令恢复《孟子》全文，《孟子节文》仅用17年。
朱棣对孔子也更尊重些。1414年十一月命儒臣胡广等人纂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前两本书众所周知。《性理大全》是新编，第二年九月成书，朱棣亲自撰序。这本书主要是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汇编，所采宋儒120家，共70卷130多类，所设门类也较同类书更详。但因成书太快，不免庞杂冗蔓。1417年三月将这三部书印发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全国各府州县学。1417年九月还对曲阜孔子庙加以修葺。
孟子风波事件发人深省还在于，“钱唐”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悍卫儒家偶像，这让我想起同时期在法国教会盛行的一种理论：教皇的权力好比太阳，国王的权力好比月亮，后者的光是向前者借来的，因此国王的宝剑也非经教皇许可不能佩带。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也有这种野心：帝王能做做被关进礼的笼子的样子也就罢了，如果连样子都不肯做的话，那么他们就要拼命！
再举个实例吧：明武宗朱厚照死了，没有儿子，由他堂弟朱厚熜继位，引发大麻烦。儒教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即朱厚熜虽无法做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做他叔叔即朱厚照父亲的儿子，大宗才不算绝后。这样，朱厚熜应该称伯父为父亲，称伯母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自己的母亲为叔母。朱厚熜虽然才15岁，觉得这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表示反对。他寡居的母亲在进京途中听说后也生气，裹足不前。然而，儒臣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刚巧宫中发生火灾，儒教“天人合一”那一套理论派上用场，说这是老天爷对违反礼教的惩罚。听这么一说，朱厚熜母子害怕了，只得屈从。但火灾应付过去，朱厚熜还是要恢复正常的称呼。宰相杨廷和坚决反对，并以辞职要挟，朱厚熜宁肯让他走。四年后，朱厚熜正式恢复本来的称呼。杨廷和等人闻知，如丧考妣，竟然像孩儿王一样号召数百大臣在宫门齐声大哭，声称朱厚熜如果不改变对父母的称呼，就哭个不停。朱厚熜不肯让步，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134人，第二天又捕90多人，全部廷杖，其中16人死于杖下。
儒家太天真了！殊不知礼的笼子跟清早公园里老大爷手上那鸟笼无异，惹生气了，他随手可以将笼子摔个稀烂。这不，朱元璋摔笼子了，朱厚熜也摔笼子了，朱棣虽然给了孟子面子，可他灭方孝孺十族不也是摔笼子吗？虽然孔子、孟子、朱熹等死后被捧上天，可活着的儒家哪个像法国教皇波尼法斯那般威风过？又有哪个帝王像法王腓力普四世那样佩把剑也请示儒家？给你们点面子只不过是为了给大臣和百姓在法的笼子之外再加个礼的笼子罢了，你还真想把帝王也关进去？
对百姓而言，中国几千年从来不缺法，“康成之治”刑措不用不等于没法，长期缺的只是约束帝王的法的笼子。
2.禁僧过多
朱棣对佛教无偏袒。当时京城及浙江很多军人和百姓私自剃发，赴京申请出家度牒，多达1800多人。朱棣大怒，说：“祖上有制，40岁以上才能出家，现在犯禁的人怎么这样多！”1407年正月命兵部将这些人全部充军，发配到辽东和甘肃。1418年十月又限定僧、道的人数，府一级限40人，州一级30人，县一级20人，并改年龄为20岁，由亲戚、邻居保勘，出家五年后到僧录道录司考试合格者颁牒，否则罢遣为民。
在朝鲜的记载中，朱棣经常派宦官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张，同时索要美女。
3.图书
1403年七月命解缙等人召集147人编纂《永乐大典》，第二年初步完成。1405年再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纂，参与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2万多人，时称“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第二年四月朱棣问：“文渊阁的经、史、子、集都齐全吗？”解缙回答：“经、史基本齐全，子、集还缺很多。”于是命礼部派员到各地去求购遗失民间的书。1407年十一月《永乐大典》最后完成，朱棣亲自作序。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代典籍之一，规模远远超过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保存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总约3.7亿字，是迄今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比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早300多年。
《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七八千种，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清代《四库全书》也不过3000多种。但大都佚失，如今仅剩残本约400册，分散在日本、德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
朱棣还命人将古代的嘉言善行编缉成书，相当于现代常见的“名人名言”。1404年四月书成，定名《文华宝鉴》，专门用于教授太子。朱棣对太子说：“修己治人之要，俱在此书中。帝王之道贵乎知要，知要便足以为治。”朱棣又对讲臣解缙等人说：“帝王之学贵在切己实用。秦始皇教太子法律，晋元帝对太子讲授《韩非子》，而对帝王统治之道废而不讲，所以乱亡。本书所载都是大经大法，你们辅导太子，每天讲说，对他的品德事业定有好处。”
1416年十二月还编成《历代名臣奏议》，汇编商朝至元朝的奏议350卷，分君德、圣学、孝亲等64门，辑录包括晏子、管仲、李斯等名臣奏疏8000多篇。该书取材广泛，举凡历代政治得失、典制沿革、用人赏罚，无不收录，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六、经济保持发展
朱棣似乎特别关心百姓疾苦。1402年十月内战结束没几个月，他就命令从征将士有掠民间子女的，一律放他们回家。1406年八月诏令：凡上书奏民事的，虽然小事也必须上报给他。1412年正月要求各地入觐官员1500多人汇报各地民情，说不出的治罪，说的不当的不予追究。蒲州（今山西平阳）等处百姓反映说：“收成不好，很多人受饥，我们只好采疾藜、挖蒲根吃。”朱棣即要求予以赈恤，并对隐瞒不报的当地布政司及郡县官员予以惩处。同年六月又明文要求户部：凡地方官或朝臣使者目击百姓艰苦而不汇报的，一律逮治。第二年正月诏令凡朝觐对境内灾情不报的一律治罪，同年九月又重申郡、县官每年春初都要深入基层巡察，有蝗蝻害庄稼要立即捕绝，否则不仅惩治当地官员，还要追究其布政司和巡按的连带责任。1421年四月派26名官员分巡全国各地，视察军民疾苦，查处扰民官员。
注重扶持农业。如1403年五月对开垦荒田免租，同年九月还铸农具送给山东穷民。由于对北方战争的原因，畜牧业显得特别重要。1403年正月制定“牧马法”，一匹牡马配三匹牝马，每年产一驹，同年七月允许民间畜养私马。1405年三月对辽东马价作出规定：一等马绢八匹或布十二匹，二等马绢四布六，三等马绢三布五，四等马绢二布三，驹绢一布三。
对外贸易发展到新阶段。为适应新形势，1405年在福建、浙江、广东三个舶司设馆专门接待外商，福建的叫“来远”，浙江叫“安远”，广东叫“怀远”。安南平定后又设交趾、云南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西南各国政商。第二年三月在开源（今属辽宁）、广宁（今辽宁北镇）等地设三个马市，以便与海西女真及朵颜三卫等互市。
一是为着利用，二是为减灾，朱棣非常重视治水。如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决口，会通河三分之一的河段被毁，大运河中断，从运河运漕粮北上受阻。为解决迁都后北京用粮问题，朱棣决定重开会通河。1411年二月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南京）、镇江等地30万民夫，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建水柜，大干200日。特别是采纳熟悉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筑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济州河北段水量增多，通航能力大幅度提高。漕船载粮的限额，每船由元朝的150石提高到400石；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
又如1415年五月从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20里，形成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直达黄河。从此这里形成一埠，在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享有盛誉的交通枢纽、漕粮储地和商业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