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之治”指北宋真宗赵恒当政时期，即从赵恒997年继位，至1022年去世，共26年。赵恒先后用五个年号，“咸平”是第一个。其间以文安邦，与辽和平，集中精力发展民生与平民文化，鼓励男人以读书为业，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出于此时，盛况远胜“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来龙：黄袍加身】
唐之后，中华大地又陷入半个世纪的大混乱，史称“五代十国”，由此名即可想见那时的相互厮杀有多惨烈。
其间也出过一个小小的盛世——“长兴之治”（926—933）。五代后唐皇帝李嗣源，生活简朴，后宫只留老宫女100人、宦官30人、鹰坊20人、御厨50人、教坊100人，罕见之简单。战场上他身先士卒，甚至摘掉头盔冲锋陷阵，像刺猬一样载着敌人的箭凯旋，外号“李横冲”。为帝后他常诵读《悯农诗》，念念不忘百姓疾苦。慎用刑罚，但对于横征暴敛，克剥百姓的官吏不惜动用极刑。注重兴修水利，连年丰收。可惜他不通汉文，难以亲理朝政。更遗憾的是他过早病逝，仅八年就盛世不再。
五代有个后周，皇帝郭威跟李嗣源有几分相似。郭威生活节俭，曾说：“我出身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岂敢厚自奉养而薄待百姓？”可恨老天不作美，他在位仅四年就病逝。他亲生儿子被后汉杀光，只好让养子柴荣继位。所幸柴荣也是难得的明君。他不信佛，下令减寺院和僧尼，不许受戒出家，将铜佛像收回作铸铁原料。他说：“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他还用木头刻一个农夫像和一个蚕妇像放在宫中，提醒自己时刻不忘百姓。他在位只有6年，39岁病逝，继承人是年方7岁的柴宗训。这历史关头显然又需要一位周公，然而周公不再。
960年正月，欢欢喜喜庆元旦的时候，忽报契丹（即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宰相命赵匡胤率禁军前去抵抗。赵匡胤当时的职务是“殿前都点检”，掌行从宿卫、关防门禁等，相当于现代首都守备区司令。行至陈桥驿（开封城北20里），下属军官观察天象，说是发现“点检作天子”的天命。于是，赵匡胤之弟赵匡义等军官连夜策划兵变，说：“当今皇上那么小，我们在外卖命他知道什么？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第二天一大早，一群大将齐立庭院，高喊：“诸将无主，愿册点检为帝！”赵匡胤没来得及答话，黄袍就披到他身上，众人即下拜，高呼万岁。想当年郭威也类似这样登位。然后他们马上回京城，逼柴宗训“禅位”于赵匡胤，后周灭亡，改国号“宋”。
在评价一个朝代的时候，有些人将国家武力是否强大作为首要标准，因此将刘彻治下的西汉等列为至尊，宋朝被视为屈辱。现在越来越多人将百姓实际生活如何作为首要标准，则将北宋列为最好。前几年，互联网上流行一个热帖评选“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朝代”，结果北宋名列第一。那帖子写道——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难得他在11世纪的五个继任者都特别听话。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地高……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其实，向往北宋的远不仅是网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我个人也赞同，我的长篇小说《京城之恋》就努力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生活细节。
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我心目中是中国第一好帝王。他显然比李世民、刘邦等人还好，至于尧舜那只是传说人物，不去比。赵匡胤从不唱高调，却有三点了不起的好——
首先，如前文帖子所说：“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
其次，他对革命同志够哥们儿。和平演变成功后，鉴于当时那种历史背景及具体政治体制，他学刘秀，宴请诸位功臣，忧心忡忡说：“如果有一天，部下也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怎么办？”战友们听出弦外之音，第二天纷纷称病，解甲归田，告老还乡。他也讲交情，发给大笔钱财，真挚地劝他们多买些良田，多建些好房子，多娶些美女，多享点清福。他也讲诚信，果真让这批难兄难弟都得以善终。
再次，他与民同乐。他希望老战友多买些良田，多建些好房子，多娶些美女，多享点清福，也努力让所有官吏和天下百姓都这样，而不是只让一部分人乐。人生几何，享福要紧。至于那些拓展不了的江山就不硬打了，君子报仇十年百年也不晚，等子孙条件成熟再说，不强求耗费百姓生命财产建自己的虚名。至于儒家那套说教，在不影响国人幸福的前提下听听也罢，否则一律屏蔽！官员出差也可以享受美人歌舞，只要别上床别影响家庭婚姻就行。所以，那个时代几乎可以说皆大欢喜，也有“建隆之治”（960—976年）之誉。
976年十月赵匡胤病逝，他38岁的弟弟赵光义继位。赵光义也干得不错，亲征灭北汉，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同时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确立文官政治。但他两次攻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均遭失败，从此改为守势，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997年四月赵光义病逝，其子赵恒继位。
一、没事生事
为彻底摆脱“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以至纷纷独立兼并的乱局，赵匡胤一上台就“杯酒释兵权”，安排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有功之人享受生活，而不搞“分封”之类，不让他们介入政治，更不让他们掌握兵权，釜底抽薪。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军人出身的帝王，他却致力于打造文官政府。其后的宋帝一代代继承这一国策，坚持以文安邦，效果十分显著。有些人认为赵匡胤是赵光义谋杀的，缺乏证据。赵光义继位后，为稳定自己的皇位及传位，也费了一些周折，只是相对不那么激烈。因为大哥发疯、二哥暴死，才轮到赵恒当太子。继位之时，也不是风平浪静，只是有惊无险。此后倒是没什么王族争位，也没什么大臣叛乱，似乎大家都埋头享乐去了，对皇位再没人感兴趣。
赵恒自己倒是嫌太清静。赵恒迷信道仙，喜欢玄乎。汀州（今福建长汀）有个逃犯王捷，上京城敲登闻鼓，吹嘘说在南康（今属江西）遇道人。那道人姓赵，是司命真君（俗称“灶神”），送给他一柄神剑。赵恒信以为真，赐他名为“中正”，将他奉为赵真君的代言人。1007年五月王捷又说真君降临他家新屋，而且是圣祖（即赵匡胤）。赵恒听了更高兴，觉得祥瑞光临，得天独厚！正是在王捷的导演下，赵恒一次次制造“天书”神话。
1007年十一月某日赵恒宣称昨天半夜有神人降宫中，告诉他正月初三应当在乾元殿设道场一个月，会有《大中祥符》三篇。于是，马上新建道场，结彩坛九级，隆重而虔诚地恭候。1008年正月初三清早，果然有卫兵报告说有条黄帛悬挂在左承天门之南角鸱尾上。赵恒便亲自前往，命人取下。帛上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之类。赵恒连忙拜受下来，大赦天下，并将年号改为“大中祥符”，准备泰山封禅。然而，天书的欺诈性太明显，许多正直大臣上书质疑，宰相王旦也反对。赵恒便宴请王旦，临别又赠送一坛酒。回家打开一看，竟然满坛金银。帝王给大臣行贿，空前绝后吧！他不敢再反对，忙着同年十月赴泰山，往返47天，规模空前，占城、大食等国也派使者来庆贺。封禅回来，群臣献贺，举国若狂，似乎“澶渊之盟”的耻辱一洗而尽。
意犹未尽，赵恒还搞祭天活动来纪念天书这种非凡的大事。设坛祭天本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祭祀，北宋时冬至在开封南熏门外祭天，每三年一次。天书事件后，增加两次盛大祭天活动，其一是天书问世十周年之际。
第二年即1019年三月，巡检朱能与内侍周怀政通谋伪造一份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赵恒想再得天书，又怕大臣们说三道四。有人献计说：“上次，最不相信天书的是寇准。这次如果让他进献，没人不信！”赵恒让周怀政去做寇准的思想工作。当时寇准刚好在此，任永兴军长官。以寇准的秉性，他不可能做这样荒诞不经的事。可他受贬身处逆境，在周怀政等人劝诱下勉强同意。于是又一个离奇的故事发生：寇准随军从关中向南进发，行至石瓮子（今陕西柞水县石瓮乡），突然暴风骤雨，寇准和几名军士攀登乾佑山寻洞避雨。一帮匪盗将寇准等人劫持，捆绑虐待，昏迷不醒。匪盗走后，寇准还如痴似梦，魂荡天宫，见玉皇大帝赐玉旨，醒来见一书，著有安邦治国良策。寇准将天书降临的“喜讯”上报朝廷，赵恒大喜。
历史如果出现两次，那么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所谓“天书”本来就是闹剧，只因为主角是帝王，所以第二次直到高潮也还是喜剧，不想高潮之时陡然直下，突然变成悲剧。当然，既然这戏的主角是皇上，他只演到喜剧部分，悲剧部分就改由别人当主角了。关于寇准献天书史料多有记载，有的还说第二年即1020年寇准再次被贬是因为天书事件败露。至于这事的结果，倒不见什么记载，我只是从贾文龙《宋代“妖言”罪源流考》一文读到一个说法：这次天书事件定性为伪造，并定罪阴谋作乱，11人受处罚，活钉示众3日，断手足，五刑处死，够残酷的！宋朝从一开始就不搞“文字狱”不杀文人，这说法看来很很值得怀疑。
王旦因为赵恒送的那一坛财宝，一次次奉着伪造的天书主持各种大典，脸上虽然阳光灿烂，心却在流泪。临终时，他给儿子留遗嘱说：“我没其他过错，只有没劝阻天书这事是赎不了的罪。死后让我剃发，穿黑衣下葬。”可想而知，寇准的内心如何。在1020年被贬途中，他写一首《题驿亭》值得一读：
沙堤筑处迎丞相，驿吏催时送逐臣。
到底输他林下家，无荣无辱自由身。
至此，寇准才惊讶于自己不如那些隐士。
民间反抗主要还是西南地区。总体来看，这时期造反相对数量很少，也不太严重。但有一个突出特点——士兵闹事，其规模小但也很可能与当时重文轻武的大气候有关。
二、以钱帛换和平
五代十国时期，契丹迅速强大。907年契丹各部统一建国，后定国号为“辽”。辽全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南部的白沟河（流经山西东部等地），以致欧洲人认为契丹就是中国。据说哥伦布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他所仰慕的契丹帝国，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近十个国家把中国称“契丹”，就像把中国称为“瓷器”（china）一样。北宋有两大先天不足：
一、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硬件方面”，说起来挺丢脸，但不能不说：燕云十六州，即幽州（今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县）、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新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蔚州（今河北蔚县）和朔州（今属山西），这一大片土地约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台湾岛，都处于长城南边。宋建国之前的936年，后唐皇帝李从珂调他姐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到郓州（今山东东平）任节度使，石敬瑭不仅像李从珂当年一样起兵叛变，而且向塞外之敌辽求援，承诺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报酬。辽喜出望外，由皇帝亲率大军出击，击溃李从珂，让石敬瑭接任。石敬瑭当权后，不仅称比他小十岁的辽帝为父皇，还真割让燕云十六州。这样，长城对中原没了意义，辽距北宋都城1000来里地一马平川，没有任何要塞可挡，敌骑很容易直抵开封城下。
二、软件方面，辽侵占的中原有汉人治理，他们后方也有无数的官吏、文人、工匠来自汉，早已不是汉唐时期那样单纯的游牧民族。这样，他们在战争中既保持游牧民族的优势，又吸取汉文化的长处，且更能针对汉人的弱点。
所以，对于北宋来说，辽的威胁显得特别严重。赵匡胤看似文质彬彬，其实野心很大。当他南下时，那位写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凄美无比词句的南唐皇帝李煜还天真地抱怨：“我没什么过错吧？”赵匡胤直言不讳说，他南下的理由不是李煜有没有过错，而是“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对于卧榻之侧的辽，赵匡胤自然也不容许它鼾睡，何况它还经常南下骚扰。然而，他亲自征辽却无功而还。赵光义继承他遗志，先后对辽发动三次战役，两次惨败，一次半途而废。
到赵恒时期，大宋依然处于下风。1004年闰九月辽军大举南侵，大有吞并北宋之势。至定州（今属河北），两军相峙。辽军怕腹背受敌，提出议和，赵恒拒绝，十一月宋军在朔州（今属山西）大败辽军，但辽军主力三面包围澶州（今河南濮阳）。辽国统军萧挞凛不把大宋守军放在眼里，率数十轻骑直驱澶州城下，被一箭毙命。为此，辽国萧太后等人痛哭不已，辍朝五日。赵恒则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士气大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感到吃不了对方，多数大臣主张见好就收。于是议和，主要内容：一是辽宋为兄弟，辽帝年幼，称赵恒为兄，后世仍以此论；二是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三是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四是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对于早已习惯四方来贺的中原来说，“澶渊之盟”显然是屈辱。但冷静想想：自赵光义开始，宋辽之战25年，损兵折将，生灵涂炭。当时宋财政年收入1亿，而一场中等规模战事的耗费就达3000万，那30万岁贡只是其1%，微不足道。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常年重兵戍边造成过量徭役和赋税，而此后百姓享受到100多年的和平。
除了辽国，对北宋构成威胁的还有党项。唐时党项人逐渐集中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唐政府在党项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等职。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李儇号召天下共同镇压。党项族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一带）刺史拓跋思恭出兵，其弟拓跋思忠战死。李儇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从此，党项拓跋氏有了领地，并有兵权。他们利用中原地区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宋初，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归宋，出兵帮助对北汉作战。但赵匡胤削藩镇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其首领李继迁时而归宋，时而归辽，并不时南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