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模式的转型进入了一个特定时期。这个条件的出现，对中国“转方式”形成了直接压力，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即在经济潜在增速回落之前，发展方式转变应有实质性进展。但要成功实现转型，更重要的是形成“迎接挑战”的机制，明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并实施“转型方式”的路线图乃至时间表。关于实现转型，我们在第二章已有详细论述，中央实际已经看到了中国正在面临欧洲一些国家所经历过的“高收入之墙”困局，因此从2008年世界大危机后就开始针对内需拉动和新兴产业转型进行布局。只是这样的布局是否真能给中国一次华丽转身，未来中国经济是否仍能顺利翻过“高收入之墙”，我们拭目以待。
老龄化社会与刘易斯拐点
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也以极快速度增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了著名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快从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的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然而由于年轻人口比例过大，使人口惯性增长不可避免。为了更快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政府于1980年开始实施更为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到21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种调查和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后更是低于1.5，并在1.5以下运行，2000年更是到了1.22最低水平。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型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国际经验表明，1970—1995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比率曾经高达1/3到1/2。
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如果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1/4之强。
但计划生育也使中国人口迅速老化。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中国已是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学家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2040年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为1.12亿、2040年达到3.12亿后仍将继续上升。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专家认为，中国这个“人口红利”的转折阶段大概在2020年到2025年前后出现。
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由“人口红利”引起的经济增长的源泉终究要消失。换句话说，到2020年之前的中国发展期，将逐渐出现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开始式微，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因此，充分挖掘现有的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不到10年左右时间里，是中国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国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社会保证体系等提出一系列严峻挑战：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中国20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10年全中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7.38%。这样的覆盖面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事实上，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排斥了9亿农村人口，也排斥了1亿多人口的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2.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婚姻夫妇两边的四个老人）、二（婚姻夫妇）、一（婚姻夫妇的一个独生子女）”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使得现行家庭养老模式正遭遇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10年的10.1%，到2020年的19.8%，以及到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上述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居家养老方式是难以实现养老目标的。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中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产生了“空账”问题。2000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10年底“空账”已经高达2万亿元。
4.人口老龄化必然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提出挑战。老年人是一个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将急剧增加。2000年全中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24万人，2010年增加到5359万人，当年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到18亿元，比2000年上涨了31.6%。由于中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政府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刘易斯拐点似乎接踵而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一国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提出。
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用工荒。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中国过往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模式中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将在未来10年内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虽然真正的结束或者消失仍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总有一天，中国将出现“民工荒”。这一劳动力市场变化征兆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已经显现，在南方如广州和深圳一些特大城市里尤为严重。
产业升级转型之困
经历一系列员工频繁坠楼事件后，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继2010年6月两次宣布加薪之后，于8月初宣布，将把富士康的主要生产线由深圳迁往河北廊坊，迁址工作预定在2010年完成，到时只有部分产能留在深圳。至此，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内迁”传言在得到证实后再次将它推向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历史时常会重复自己。从20世纪的80年代起，马来西亚靠近新加坡的柔佛州凭借它的地域优势和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高科技生产制造企业。但到了90年代初期，持续前往当地投资的同类企业发现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其发展的严重“瓶颈”。等到了90年代中期，不断飙升的生产成本、严重短缺的劳动力供给开始驱动工业外设和电子存储企业离开大马，迁往中国等地。而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制造在国际社会频频遭受反倾销，以及人民币升值、工人工资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大量其他产业的初级加工企业纷纷转战成本低洼的国家或地区，这种过去在新兴国家发生的产业迁移问题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企业面前。
从中国产业转移实际看，富士康内迁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成本倒逼，而劳动力成本变化是本轮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力。富士康实施内迁计划，其实质是竞争优势的困境。正在富士康身处困境、业绩滑坡的时候，富士康的同城“兄弟”华为、比亚迪却正处在如日中天的上升轨道上，业绩不断向好。华为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接连超越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在美国知名杂志《财富》7月份公布的2010年“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华为首次上榜，以年销售额218.21亿美元排名第397位。曾经作为富士康的“追随者”、代工出身的比亚迪，依靠“电动汽车”概念、产品研发成功和上市，以及“股神”巴菲特的注资，股价节节攀升，并荣登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2010年度科技企业百强榜首。尽管2010年比亚迪营收仅57亿美元，远不如亚军苹果的429亿美元，但营收增长率和股东回报率却分别高达50%和246%。
这三家同样位于深圳的国内顶尖企业，都依赖“低成本优势”起家，如今却因为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命运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迥异。华为、比亚迪为“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树立了榜样，然而，像华为、比亚迪这样的企业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和富士康一样正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和抉择：是继续沿着过去那种低成本道路前进，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还是同华为、比亚迪那样转型升级到新的利润高地？
虽然从总收入看，富士康高于华为、比亚迪，但富士康的利润率却远低于这些品牌企业。富士康国际财报显示，其整体毛利率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9.2%降到2010年的6.9%、2011年的5.9%，而2011年的营运利润率仅有1.9%。相比之下，华为的运营利润率从2010年的12.9%升至2011年的14.1%。富士康的利润率之低，与它处于全球电子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有关，也与近年劳动力成本上升挤压了利润空间有关。
富士康最早从台湾转移到深圳，看中的就是深圳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及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但近些年来，这些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深圳及港澳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环境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和劳动力成本的挤压，“逼”得富士康不得不将发展目光投向内陆地区。
显然，富士康大举“内迁”回避了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所带来的经营压力。但富士康内迁也牵出了中国产业升级隐忧的问题，凸显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两难选择。在产业转型的压力下，富士康再次重复了它22年前的选择，以前是从台湾迁址深圳，这次是从深圳迁往内地。我们相信，富士康的选择也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的无奈：宁愿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也不愿往高端领域转型，虽然他们清楚单一的内迁方式只能解决眼前困难，要想长远发展就只能走创新升级之路。但转型升级之路，又何其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