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一样，中国似乎不可战胜，但中国却将在未来通往复兴之路上遇到“成长的烦恼”。“成长的烦恼”本来是指人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各种烦闷和苦恼。“成长的烦恼”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青春期是一个人从少年过渡到成年的特殊阶段、关键时期。在这样的特殊阶段和关键时期，人们是朝气蓬勃、活力无限、充满向往的，但也面临代际交流、关系处理、升学就业以及不够成熟、缺乏经验等方面的压力和问题。近年来，有人借用这个词来表述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种说法，既形象生动，又蕴含深意。一个人健康成长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成长的烦恼”，一个国家发展进步也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前进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本章我试图探究中国在21世纪走向“中国世纪”进程中的种种隐忧、困境和危机。笔者特别从人口与资源承载、贫富差距、转型体制矛盾、经济繁荣与社会非稳态、中产阶级诉求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国际上，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与全球一体化已经深度关联的中国将面临复杂的外部世界大环境。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超大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国际利益格局带来改变甚至冲击，而外部世界也可能因此产生种种不适，这种不适反过来又对中国发展形成复杂的掣肘。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社会”的中国，其治国理念理应从中国内外两个层面来加以深切关照，从而因应21世纪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局面，使中国发展模式臻于完善。
能否翻越“高收入之墙”
从2010年起，中国GDP人均收入水平由中低收入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是否会落入类似拉美等一些国家地区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抑或会面临欧洲一些国家所经历过的“高收入之墙”困局？笔者认为，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但中国正在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使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另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经济潜在增长率显著回落，将面临“高收入之墙”的困局。中国是否也会步其后尘？如何看待中国当前面临的这类挑战？
纵观全球经济史，可以发现尽管不少国家曾启动工业化并实现了早期的经济起飞，但是成功应对各个阶段的风险和挑战、顺利完成工业化并最终跨进高收入社会的国家并不多。拉美、东南亚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都在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大部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意味着发展陷入持续停顿。事实上，在上述国家中，有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仍然有较好的发展绩效，经济增长呈现加快态势。
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虽然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也经历过一个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过程，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恢复重建期间，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补课”阶段，其中以德国最为典型。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雄厚的人力资本，在战后经历了一个“压缩式”的快速追赶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末人均GDP达到105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逐步接近和达到前沿国家的水平。在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过程中，这些经济体曾遇到了某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危机，但通过努力，在中速状态下又保持了一个时期的持续发展。针对上述现象，国际上有学者提出“高收入之墙”概念，用以指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且指出：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
落入“陷阱”的经济增速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一种“非正常回落”；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研究表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增长型态和轨迹与越过“高收入之墙”的国家确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高速“压缩式”增长，并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大不相同。
首先，发生的阶段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大约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7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但跨越“高收入之墙”后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则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其次，性质和原因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后发者的宿命，如果战略、政策用得得当，“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以后的经济增速回落则是规律性的、无法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当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在供给方面，其低成本技术模仿的空间缩小，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进而使得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速逐渐与前沿国家水平接近；与此相对应的，在需求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大规模建设需求潜力基本释放，加上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保持同样增长速度要求具有比以往更大规模的需求，而新增需求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这样的经济增速回落则不可避免会到来。
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苏联、东欧国家曾经遭遇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与成功翻越“高墙”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却面临更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
为什么说中国落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首先，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拉美、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按照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4000国际元和苏东国家人均GDP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中国人均GDP将会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翻越“高墙”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中国落入拉美和苏东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其次，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不同于拉美国家的是，中国早在人均GDP水平很低的时候，就已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曾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改革开放后迅速转变发展战略和政策，实行了注重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这既扩大了中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国际竞争的压力，还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企业的高速增长也有效带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是，中国在较低发展水平上就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行。主动而积极的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国民财富存量增长和物质与人力资本有效配置，使中国在工业化追赶阶段较为顺畅地实现了30多年的“挤压式”快速发展。
此外，中国市场潜在空间巨大，发展要素组合条件好。中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比目前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发展不平衡本来是一个缺点，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要素供给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和可持续性。
总之，中国的市场优势不仅超越了拉美和苏联东欧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跨国形成的地区统一市场。中国落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与成功翻越“高墙”的高收入国家在增速“自然回落”的时间窗口上有相似之处，能否成功翻越“高墙”、在增速回落后能否在新的增长平台上继续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则存在着不确定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回答是，与成功翻越“高墙”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
已有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高墙”水平、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完毕后的增速“自然回落”，是一种规律性现象，鲜有例外。倘若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也将遵循这一规律，那么，出现在人均GDP达到“高墙”水平后的增长速度回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成功渡过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随着增长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将成为关键性因素。
总的来说，过去30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用的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但到2008年尤其在发生了世界金融大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及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已经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调整和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中国经济将受到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1.一旦速度降低，过去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所掩盖的低效率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
2.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能否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中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我在这里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分析，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会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用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数据，参照日本、韩国和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进行分析。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864国际元。假定今后几年中国GDP还能延续过去30年高速增长态势，并结合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的预测，那么到2016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608国际元，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速度普遍下台阶时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2016年之后，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如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将降低约3个百分点。这样，预计GDP增速“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为年均9.7%，“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降至6.5%。
第二种方法是，考虑到中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从人口规模上看与国际上一个大国或中等规模国家相近，把中国每个省级行政区作为一个单独经济体，根据不同的省情选定国际上不同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作比照，预测各省级行政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之后再进行加总，推算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比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个经济体的经验；另外22个省份比照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并根据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市化、分工专业程度、资源禀赋和外向型程度等因素作适当调整；其余6个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省份，则比照国际上若干曾经有过较高速度增长但未跻身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
以各省份目前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为基数，（1）假定各省生产总值保持过去30多年的平均增长率，并结合各自的人口预测，估算出各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所比照经济体增长率下台阶水平时的时间；（2）之后，我们假定各省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低30%左右；（3）最后加总测算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果表明，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大约在2014年后将降低到8%以下；“十二五”期间GDP潜在增长率为年均8.2%，“十三五”期间为年均7.3%。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大宗商品的消费量（或产量）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以便与前两种方法的结果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