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上看，各城市圈的城市化进程将形成“雁阵式”推进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东部省份大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未来城市化将由第三产业带动；而中西部省份大多处于工业化中前期，城市化率介于30%至50%之间，人均GDP不足30000元，城市化进程仍将由工业化驱动。
城镇化的突进蕴含着未来中国巨大的内需空间。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按照目前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6%，城镇人口将超过9亿，城镇化带来的城市消费增量足以创造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将为扩大中国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
一是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居民消费。据统计，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6元，城关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869元，地级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599元，36个大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326元。这表明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
二是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有助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具有明显效果。
三是城镇化可以有力拉动投资需求。城镇人口的增加，可以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房地产一直以来被认为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最强也是产业链最长的行业之一。不难想象，在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满足了住房需求后，必然会有相关的装修、家具、家电等后续消费。据介绍，房地产会拉动50多个行业，最直接的是钢铁、建材、水泥等。
四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由城镇化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产生的巨大需求，有可能成为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条件。
内需的革命因素
从一个中长期因素，我们看到拉动中国内需的因素正在生成。中国现有的20—30岁的人口占比很高，差不多有2.2亿，到2015年将达到2.5亿，进一步上升。
现在二三十岁这个年龄段是最能消费的年龄。如果这个群体还年轻一点儿的话，他们可能不需要结婚，还在上学也不需要买车；他们如果到了35岁以上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需要储蓄，也不敢拼命消费。但就是二三十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群，他们现正处在成家立业的年龄段，他们的婚庆要请客，要花钱在旅游结婚上，要拍婚纱照等，所有这些都要进行消费。和同辈人进行攀比的结果，他们买消费耐用品，买房买车，所有这些所谓的配套消费在现代年轻人来说一样都不能少。
从中国现代社会来看，一对结婚夫妇的配套消费费用至少要几十万，相当于他们几年甚至好多年的打工收入。在房价激增的当下，结婚夫妇如果要买房，恐怕还得再花上另外一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而按社会收入计算，这个年龄群体的收入又不算很高，他们又如何消费得起？回答是，老一辈财富对下一代的转移，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下一代”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就是当年中国“婴儿潮”的大一代。他们勤俭节约了一辈子，为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自己养老，二是准备着为孩子成家立业。而在孩子成家立业这个花钱当口上，他们是绝不会吝啬的。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六个人买一样东西，小夫妻俩加上两边的父母，六个人买一套房子，六个人买一辆车。在当今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买不起的！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高储蓄收入阶层将自身毕生积蓄的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向高消费阶层转移的漫长过程。即便年轻一代的社会收入增长速度不很快，这种收入从能存钱而且已经储蓄了一辈子的大一族，正在向能花钱的小一族转移，或者向“啃老族”这一族人转移。这将促成未来几十年中国排浪式内需消费的又一次高潮。
不仅于此，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的发展趋势也非常地看好。按照传统看法，我们只知道农村的收入跟城镇的收入有很大差距。这是事实，由于收入的差距，农村消费通常只是城市的1/3，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要落后城市十年甚至更多。现在在中国农村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城市1999年的收入水平。未来，农村消费发展阶段大致可以从过去二三十年城市发展的轨迹中窥见一斑：城市人先是买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最后手机、电脑，然后汽车。其实，农村彩电的普及率早已很高，但空调和冰箱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更不用谈电脑和汽车了。但我们相信，将来农村发展的速度有可能快于城市，因为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已完全和以往不一样了。现在农村手机的信号可能比十年前城市的都要强。只要农村人口收入有一个比较持续的增长，而其他方面的社会保障也有明显改善，那么，我们相信农村消费将会有爆发式的增长空间。
就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农村的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农民几千年的农业税免了，农民孩子上学学费免了，连书本费、学杂费也免了，大量贫困地区的农民还得到了政府低保和社保的覆盖。这些都是中国农村近些年来的新的发展现象。在农保保障大大增加，农村收入差距又跟城市快速拉近的情况下，未来农村的消费将大大增长。
中国内需增长因素有一些是主动的，但有一些则是被动的。被动因素就是由全球金融危机促发的，使得中国出口行业业绩明显下降，许多农民工在原来打工的一二线城市失业回到自己家乡。短期看是一件坏事，但从长期来看，它可能反而是激发中国内陆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增长因子，从而转而激发农村的消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动因素。
而主动因素就是，金融危机后政府用4万亿元资金来拉动经济复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用来大规模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原来认为农民不需要买洗衣机，因为他们连自来水都没有；农民不需要买电冰箱，因为他们连电还没有；农民不用买电脑，因为他们没有英特网；农民不用买车，因为他们没有路。但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基建拉动使这一切在金融大危机后短短几年时间里都在广袤的农村里实现了。
这些基础设施改善不禁使我们想到过去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用一些积极政策来搞基础设施建设，结果推动了中国的投资，私人部门的投资和出口行业的发展。2008年底开始的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消费增长出现一个革命性飞跃，因为它是为中国内需消费，特别是长期处在落后状态的广大农村的起飞创造了必要条件。
许多农民工在金融危机后回到自己家乡。据政府统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找到工作。他们在当地家乡找到工作，没有再回到沿海城市。但他们在沿海城市的打工经历使他们变成非同一般的农民，他们是在城市生活多年浸染了城市风的农民，是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城市生活的农民。在回到了农村之后，他们将在城市打工积攒下来的钱，按照在城市的所见所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按照城市看到过的生活用品来购置自己的生活用品。
总之，迄自2008年以来，中国广大农村经历了大张旗鼓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提高，自来水有了，电有了，路有了，因特网也开通了。相应这些耐用消费品、电信产品、交通工具的购置也将受到基础设施提高的支持。而从城市回农村的农民按照城市化的消费习惯，引发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农村消费革命。
大众营销的新纪元
早在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追求一个以市场和消费者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满足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零售机会和零售策略的扩张。在原本“匮乏”的这个国度里，现在的问题完全变成了消费主义性质。如何刺激人口众多的国人的消费？政府将工作重心迅速由商品供应者向消费者转移，中国迎来了大众营销的新纪元。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原本沉闷保守的国营商场，这些单位模仿中国台湾地区和国外的一些营销技巧，摸着石头过河。位于王府井大街上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开始向消费者分发免费样品，在类似这些不起眼儿的小举动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本质上的转变：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而不是像物资匮乏时期那样去抑制他们的购买欲。此外，市中心还出现了各种大型招牌、宣传牌以及其他公共广告来告知并吸引潜在的消费者。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国各地都挂起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来宣传喜力啤酒和奥利奥饼干。一些知名的购物街如上海的南京路，一改往日的单调乏味，变得越来越像夜香港的尖沙咀，街上到处都是家人和情侣，无论是两旁的店铺还是路边摊都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师都考虑到在城市里建设一条步行街，参照的模型基本上就是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天津的滨江大道以及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零售业进入了一个稳步扩张和强化时期。国际零售业巨头如家乐福、麦德隆、沃尔玛等开始强势扩张国内市场，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的零售格局。这一过程在2004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年过渡期结束之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因为之前对连锁店的所有权、地点和数量等限制条件在这一年都被废止了。中国本土的零售商如物美和华联等也正通过积极并购行动来应对零售业的这股“国际风”，而它们自身也变得越来越接近那些来自外国的竞争者。连锁超市的数量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促销活动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低。在这些规模较大的超市连锁企业里，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比如北京华联集团、大连大商集团等，这更说明了政府不会轻易将本国的零售业拱手让给外国企业。
这些大卖场现在早已不是沿海城市的特权了，为了形成规模经济、抢占市场优势以及低廉的劳动力和租金成本，无论是国外连锁巨头还是本土连锁企业都对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虎视眈眈。
连锁超市和便利商店的扩张也风生水起。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一些地方政府为加速市场向超市转型，关闭了卫生条件不达标的传统街市，将那些传统阴暗潮湿的大型室内农贸市场改造为超市。商务部于2004年发布了一项五年计划，目标是在小城市建立一个超市和便利商店的零售网络，并将超市这一零售模式推广到中国内陆的广大农村地区。所有这些全国范围内的城乡整合战略，都依赖于中国一直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公路建设，在这些新修的公路上行驶的不仅仅是数百万辆新私家车，还有为新增的各类区域性和全国性分销网络供应物资的卡车。
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中小型零售商场以及家庭式小商店在全国范围内的相继关闭。相比这些传统的零售商，超市拥有绝对竞争优势：更加干净、舒适和方便的购物环境，商品质量有保障，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标准化。无论是在大连还是大理，只要你走进两地的超市购物，就算是买香蕉或山药罐头，你的购物体验也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差别。
同样，现在的年轻人对没有商标和标签的商品已越来越不习惯，甚至感到不舒服。他们如果要购物，通常会选择沃尔玛或物美这样的超市。一个年轻人曾经跟我说：“在我看来，那些地面潮湿的农贸市场比较脏乱，所以我不喜欢去那些地方买菜。超市里卖的东西更有保障，虽说价格会贵一点儿。”
沃尔玛以及其他的连锁超市对这类呼声迅速作出回应，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如特价促销、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等，沃尔玛在中国常常用醒目的“每日特价”来吸引消费者，例如沃尔玛在南京的第一家超市在开业之初就以低于附近农贸市场的价格销售蛋和米，一时间成为“蛋”和“米”的代名词。
除了更加便宜的日常必需品，前几年在中国还被视为稀奇物的进口食品也开始摆满了各大超市的货架，从华盛顿的苹果到加州的葡萄酒，从泰国的荔枝到新西兰的黄油，简直让人眼花缭乱。除了特产，洋品牌也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凯洛格（Kellogg）的麦片、荷美尔（Hoemel）的香肠和热狗、雀巢和达能的奶类产品以及顶好（Skippy）的花生酱。其中，许多产品都在中国生产，除了一些原配料有时候需要进口以外。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分散的市场体系还是阻碍着商品流向消费者，但是连锁超市的出现开始扭转这一局面，通过引进先进的采购系统和制度，中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规模更大、更加统一的市场。这些连锁超市都建立了它们自己的配送中心，这些配送中心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购买大量的产品，然后再将产品运送到全国的每一家商场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体现了他们快速学习的能力。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商品的最大消费国，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越来越向西方靠拢，他们在宽敞的单身公寓里居住，在连锁商店里购物，在以肉类食品为主的快餐连锁店进餐。甚至在那些长期以来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消费者也正在购买越来越多的冰箱、电视、手机，建造越来越大的房子。
中国拥抱欧美式的消费主义，是最值得人关注的重要现象。这一现象非同小可，因为它将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改变世界。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展开，中国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无论啤酒、手机，还是汽车、电脑，无论是超市还是快餐，中国都是最大。即便乡村，虽然与城市消费有很大差距，却都在以无法估量的热情在大量追逐电冰箱、彩电、手机、大房屋等消费品。
当美国人和欧洲人还在为中国人从他们手里争抢工作岗位和能源耿耿于怀的时候，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中国彻底改变数亿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积蓄着重塑世界的消费潜力。中国消费者正在迅速代替浪费的美国人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剧烈地重塑世界经济而且这种重塑将无法逆转。
新消费主义文化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