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换。“十二五”规划中也有非常明确的指引。目前国家的三大战略，包括扩大内需、区域振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中扩大内需是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位”被提上日程。规划中明确，要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非常清晰的政策性引导。
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对生产具有导向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因此，在整个“大消费时代”背景下，我们相信，中国消费市场将迎来市场规模快速上升阶段。到2020年，中国消费品总体市场规模将达到15.94万亿美元，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而2008年的消费市场总规模是1.6万亿美元，按照此数据预测，未来十年之内，中国消费市场可望有将近10倍的涨幅，这就为未来中国经济指明了璀璨的前景。
大消费时代是由一系列中国特有的人口因素所决定和促成的：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加速、中产阶级消费群的迅速崛起，以及由庞大国内人口促成的消费市场。我们相信，随着这些人口因素的推力作用，一轮前所未有的消费浪潮正在扑面而来。本章试图研究和探索未来拉动中国大消费时代的人口学合理内核究竟是什么。
九亿人口的新农村建设
早在20世纪末，就有人在关注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在20世纪末便开始表示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由此，他提出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目前国民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奏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大需求的存在，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大需求创造一种实现需求的充要条件。否则，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之昂贵也是可以想见的。
4.目前，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十分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一个广袤的农村大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开拓，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5.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买不起，而在于与消费耐用商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即农民即使消费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但却没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这一基础设施不匹配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就是这篇于1999年倡导的“新农村运动”观点的论文在发表6年后，“建设新农村”观点，终被中央高层接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6大任务中，头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3月4日中国政府十届四次人大会议开幕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新农村建设。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意义重大的全会上，党和国家领导胡锦涛定调土改方向，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新土改”。台湾《工商时报》报道说，30年前，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而2008年的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问题。胡锦涛的“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不仅体现了农民的意愿，更体现了时代潮流的方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是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会议。胡锦涛定调的“新土改”，也将继邓小平之后再创中国奇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因此至少还可以再保证30年的辉煌。
上海经济学家吴军华认为，不管是土地改革还是还富于民，农民的土地使用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环。政府应还富于民，增强民力。而胡锦涛主席提出“土地流转”的新思维，就是让中国农民能够真正得到土地价值上涨这个实惠，分给他们，而不是分给地方政府；允许农村土地流转，可以让农民富裕起来。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代表的产业化进程将可能提速，粮食增产计划也将继续得到贯彻落实，土地流转和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将主要围绕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这两大目标依次展开。无论是增产还是增收目标，都将带来粮价持续上涨的长期预期。粮价持续上涨预期虽不符合下游流通与加工商利益，但却有利于上游农资价格的坚挺。农资产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机、农药和饲料五大类，农资价格历来伴随着农产品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倘若农产品（特别是大宗原粮）价格有望保持单边上扬态势，农资价格无疑将会从中受益。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远大目标，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将更加健全，消费水平也将大幅提升。
中国新农村的建设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国家内需战略的拉动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1.建设中国新农村，是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未来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2.建设中国新农村，是确保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中国新农村建设正是深刻吸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中国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富共荣的现代化道路。
3.建设中国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中国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健康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成为空话。因此，建设新农村，将加快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4.建设中国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归结到一点，也是扩大国内需求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的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中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9亿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为中国战略经济结构改变，即拉动内需铺平道路。虽然经济结构转型是需要付出阵痛性代价，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场内需消费将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土地上排浪式出现，长期困扰中国的“拉动内需”的猜想也将正式破题。
城镇化：内需增长的重要推手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绝对是可圈可点的，作为上述的新农村运动新政的延续，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对于刺激消费、带动民间投资、积极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将带动房地产、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部需求仍旧疲软的情况下，提高城镇化水平已成为扩大未来内需刻不容缓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全球CEO年会上指出，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产能过剩现象，特别是在一些常规制造业，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也有类似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必须找到新的投资增长点，而城镇化是正确选择，既不超前，有实际需要，也不浪费，不会导致产能过剩。未来将通过继续城镇化，扩大投资来减少总储蓄。
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从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看，城市化水平在30%—60%时处于快速发展期。城市化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形态特征和内在机制的变化，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时，属于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60%，属于中级阶段；60%以上属于高级阶段。并认为，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城市化进程将是一个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从实际情况来看，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经历了相同的“S”形曲线：当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90%以上，也即城市化水平低于10%时，城市的发展非常缓慢；当城市化水平达到10%时，城市化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0%时，也即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市化速度会明显大幅攀升，城市化进入急速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上；当城市化率达到60%后，城市化重新进入平缓发展阶段。
美国城市化进程就呈现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经历的相同的“S”形曲线（参见图4—1）：1850年以前，城市化水平不足10%，城市发展速度非常缓慢；1850—1890年，城市化速度开始加快；1890年左右，美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水平，城市化速度有了进一步明显提升，到1920年美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成为城市化国家，期间仅用了30年时间，同时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此时美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60%以上；1950年，美国城市化水平为66.9%，开始进入城市化平缓发展阶段，到2000年，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城市化水平也仅提高了10个百分点，为77.7%。这是美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的共性所在。
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进入30%—60%的快速发展期。历年城市化率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致符合“S”形曲线规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为17.92%，城市化速度基本在每年0.6个百分点以下。其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5年，城市化率从18.96%提高到29.04%，年均增长0.个百分点；第二阶段，1995—2005年，城市化率由29.04%提高到42.99%，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第三阶段，2005—2008年，城市化率从42.99%提高到45.%，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年份是1996年。当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第一次达到30%以上（30.48%），中国城市化率有一个明显提升，并保持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标志着中国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表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向高级阶段提升、飞跃的紧要关头。中信证券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步入第二个加速阶段，2010年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完成由50%至70%的跨越。未来20年间，预计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每年新增1750万城市人口，剔除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将有1300万至1400万人从农村转移至城市。2030年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高峰期，城市化高速推进的时间窗口关闭。
而在“50%—70%”阶段，中国将开启“城市圈化”的发展模式。城市化理论、历史经验和与日本的国际比较均表明：与“30%—50%”阶段的“中小城镇化”模式不同，在“50%—70%”阶段，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将切换为“城市圈化”；最近几年，政府也配合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划，“给力”区域性城市圈发展。
在“50%—70%”阶段，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助推中国城市化率跨越第二个快速增长区间。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劳动生产率进步所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城市化率接近50%时，中国第三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说明中国产业调整的内在驱动力正在蓄势，未来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引领中国城市化率跨越“50%—70%”的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