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不是好警察似乎也有失公允。他只不过没有在第一线拼杀过。他没抓过人，没审过案，更没有和什么亡命之徒玩过命。他在公安局工作那几年就是写稿子写报告。可他的稿子和报告总是很合领导的胃口。这其实并不容易。
我知道我老妈对于郑谦同志有一种既钦佩又遗憾的复杂情感。当有人在老妈面前称赞老爸的文章好时，老妈会笑着说：“除了会耍笔杆他也不会干别的。”而心里在想着他要是能文能武该有多好。刑警队的赵队长是老妈的直接领导，那就是个能文能武的家伙。我曾经目睹他在一次刑警队的庆功宴上朗诵诗歌。诗是他自己写的，确实有感染力，让我这个小丫头都激动不已。他喝了酒，站在桌子上，脸红得像块红布。他的嗓子特别好，洪亮，而且字正腔圆。我看得出他的朗诵是刑警队的保留节目，酒喝到一定程度了就必定会有这一出，否则刑警们就会起哄让他再来一首。他朗诵什么我已不记得，只记得他朗诵时眼睛始终看着我的母亲。在爱情方面，我有点儿早熟，我相信那种注视是爱情。
我不知道老妈和赵叔叔之间有什么，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他们都是警察。我记得那天我跟着微醺的老妈回家时已是半夜，郑谦同志还在桌子上趴着写东西。他什么也没说，把母亲扶到床上，为她拧了热毛巾。毛巾捂在老妈脸上，她突然在毛巾下边哽咽了一声，伸手抓住了父亲的手。公安局“第一笔杆子”那时显得很无奈，也很疲劳。他们都不动，就那么站着和躺着。我则在一旁傻呵呵地看。好像很久，郑谦说了一句：“你累了，睡吧。”老妈的手就慢慢地滑下去，在只抓着老爸的指尖时停顿了一下，然后彻底地松开了。
第二天早晨，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只有我夜梦里的眼泪湿了枕巾。
6
我哭了。昨天的眼泪仍然滴在今天的电脑键盘上。
我没有通知老爸就离开了家。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不礼貌不规矩的做法。我在骨子里就是个浪子。我把他让我看的材料打印了出来，龙飞凤舞地在上面写了一段批语：您的精神可嘉，但您确实老了。还是去钓鱼吧。
我把材料放在我房间的桌子上。我想象着他在看我的批语时无可奈何的笑容，然后就走了。
我想到武汉去。我对那座原本陌生的城市突然有了亲切感，我要去让这种亲切感更真实起来。我想真实地抚摸历史的肌肤纹路，让我的心真正坠落在荆楚大地上。
我在网上把我要去武汉的决定通知了我的老校长。他热烈地表示了对我的欢迎，同时给我传来了新的信息。这个大嘴巴的老头儿真的很令我敬佩，他在从我那儿返回之后立刻去探访了陈庭生那个辞职同僚的后人。要知道，那一家人仍然住在鄂北的深山里，下了长途汽车后还要步行五个小时。他从那家人手里搞到了不少东西。那家人现在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农民，但对前辈的敬仰使他们保留了不少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物件。
其中竟然有陈庭生写给那位老先生的信。
“弟二子均已入学，一憨直，一顽劣，常令弟头痛不已，但也略有慰藉……盼其未来可报国也。常念与兄共事之时，不禁唏嘘……”
这封信给我最重要的收获，是我明确知道了陈庭生两个儿子的存在。之前，老校长手里掌握的证据也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而现在，他们已经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了。而他们之一就是我的祖爷爷。
陈庭生的这封信写于1920年初，也就是他当警察局长前不久。按照时间推算，陈郁和陈郑，时年八岁。
最最难得的，是陈庭生随信寄给老友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当这张照片出现在我的信箱里时，我由此而认识了陈家全体成员，认识了那两位看上去反差极大的太太，和同样南辕北辙的两个儿子。
我的许多猜测被证实了。
尽管老照片是模糊的，我仍然看出大太太应该是农家女子，她虽然安详而端庄，但神情里的一丝紧张和怯懦暴露了她的内心和她的出身。二太太则无拘无束地笑着，眼睛直视镜头，甚至好像对照相机有着一些好奇。她要年轻得多，衣着时尚，还戴着手表。不会错的，她就是我猜到的人。
而我的目光则久久地停留在陈郁和陈郑身上。
憨直的，垂手而立，目光严肃，像个小大人；顽劣的，虽挺直站着，但右脚尖挑着，左脚故意藏在右脚后面，给人一种站不稳的感觉。憨直的，相貌和母亲酷似；而顽劣的，却真的很像父亲。
而他们的父亲陈庭生，我这是第一次真实地面对他。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竟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不算英俊，瘦，眼睛很大，有神。他没有穿警服，穿了一身在今天看来很土气的西装，还打了领带。那照片当然是黑白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认定那领带一定是红色的。
我登上了北上的火车。火车在越来越暗的天色里启程，像箭一样地射入了黑夜。我趴在我的硬卧中铺上，把脑袋放在散发着一股怪味儿的卧铺床单上，抬眼盯着窗外飞逝的灯火出神。不知道为什么，每逢坐火车我都爱这么趴着。记得有一次全家出去旅游时父亲皱起眉头批评我说：“脏不脏？床单上的灰尘都被你吸进去了。”而母亲只是笑一笑，伸手揉乱了我的头发。
他们总是这样。父亲像母亲，而母亲像父亲。
也许正是这种错位，让我成了一个倔强而桀骜不驯的丫头。我找不到男朋友，从理论上说是一种必然。我的领导就曾经说过我：“丫头，你要改一改脾气，不然，你那花容月貌都浪费了。”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滚蛋。”
翻一个身，仰面抬脚踢一踢上铺。上铺的老爷子探出脑袋，询问的眼睛从花镜上沿儿盯着我。我马上醒悟过来，忙道歉说：“对不起，忘了您老在上边了。”老爷子愤怒地哼一声，缩回头去。
当年陈庭生领回那个私生子和他的母亲时，他的老父亲也会这样哼一声表示不满吗？
陈庭生往上的祖辈，现在已经不可考。而陈庭生往下，倒是基本脉络分明。据老校长告诉我，陈郁和陈郑后来都当了警察，但是，他们最终走了相悖的道路。他们于1931年时一起考入警官学校，陈郁后来一帆风顺地当上了国民党警察，而且官运亨通，甚至传说入了“军统”。陈郑却在入学一年后退学，失踪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共产党某省省委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名单上。
这对兄弟的分道扬镳很让我感兴趣。在他们那个警官学校里，一定有着我们不知道的风云变幻。
7
陈郑从那个一脸狐疑的警察手里拿过自己的证件和车票，微笑着，推了一下头上的礼帽，上了火车。他从眼睛的余光里可以看到那家伙仍然在盯着他。他嘱咐自己，要沉住气。他慢条斯理地沿着车厢走，仿佛在寻找座位。那警察在站台上也开始走，和他同速，同时眼睛还是盯着他。车上人很多，有一股脏臭的味道。以陈郑现在的身份，他只能坐这种下等车厢，不然会引起怀疑。穿过两个车厢，他在一个农民和一头猪之间找到位置，坐下，回头，见那忠于职守的警察还站在站台上。
陈郑突然就想到哥哥陈郁了。那个傻小子，八成这会儿也在哪儿值勤呢，也像眼前这个家伙一样，狗似的耸着鼻子。他暗自撇一下嘴。他了解哥哥，也看不起哥哥。哥哥对国民党的忠诚是他最反感的。车动了，他舒了一口气，伸腿踢开在他脚上乱闻的猪。旁边的农民愤怒地瞪他一眼。他笑笑，掏出旱烟递给农民。农民的脸立刻变得和颜悦色，热情地问大兄弟这是去干什么。
火车喘着粗气爬行，满车厢都弥漫着旱烟的辛辣和从来不刷牙的口臭。陈郑掐算着时间，知道自己应该行动了。他是个精明的人，他的每一次行动都会事先做出完整而周密的计划，绝不允许出现漏洞。因此，他虽年轻，却常常是担当重任的人选。现在，他委婉地拒绝了农民拿出的烧酒，把随身的包袱放在座位上，借口上厕所往车头方向挤去。他知道，在那边，挂有一节高级车厢。而在那节车厢里，有他的目标。
他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迅速地换了衣服。在他的方案中，包袱放在座位上是掩人耳目的，而要换的衣服藏在腰间的褡包里。转瞬之间，从厕所里出来的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因此，他其实并不害怕站台上多疑的警察。他虽年轻，但早已出生入死，他认为自己知道每一颗子弹行走的路线。
于是，厕所里走出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商号伙计。头顶瓜皮小帽，身上是纺绸的裤褂，眉目清秀，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很俏皮的样子。他向车头方向走去，边走边熟练地点上了一支烟。他在二等车厢里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坐下，抬眼看看，在他面前，就是头等车厢的门了。
那里，坐着一个日本人。那是陈郑这辈子见到过的仅有的几个日本人之一。在两年后爆发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还会见到更多的日本人，也会杀掉很多日本鬼子。但那是后话。在此刻，这个日本人给了陈郑很新鲜的印象，他最奇怪的是日本人的腰为什么是直的，鞠躬的时候像是一把折尺。
他奉命跟踪这个日本人。不需要做什么，只是跟踪，日本人到哪儿他就得到哪儿。他当然不太了解当时的大形势，不大清楚中日之间的龃龉。而这个时候，日本间谍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多如牛毛，国共两党虽然争斗着，但都对日本人存着戒心。陈郑接受的任务是掌握这个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举一动，直到这个家伙出境。
他已经跟了他三个月了。从山东到北平，现在正沿京浦线南下。车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郁了。过武汉的时候，他下车在站台上活动了一下，感觉到似乎有一种水气在空中弥漫，却丝毫没有回到家乡的欣喜。这是因为他其实从来没有回过家乡，家乡在他母亲的嘴里从来是个伤心的地方。还有，他的注意力全在日本人身上。这会儿那家伙正笔直地站在站台上，面无表情地听翻译指手画脚。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哥哥。
陈郁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冷冷地看着他，和日本人一样面无表情。
躲不过去了。陈郑绽开笑容，大摇大摆地向哥哥走去。“这么巧啊！”他轻松地说，“你这是去哪儿啊？”他看见陈郁的手伸向了腰间，于是他也故意地背过一只手去，仿佛在后背摸什么。四目相对。陈郁的手放下了，陈郑也把背后的手拿出来，伸向哥哥，“握个手总可以吧，我没有瘟病的。”
陈郁把目光挪开，低声说：“看在父亲的份儿上，你走吧。”
陈郑却走到他面前，咬住了他的耳朵：“别提父亲，在他心里，只有你。”
陈郁的脸红了，显示出他已经怒火中烧：“那是因为你……”
“好了好了，我们别吵了。”陈郑灵活的目光已经瞥见乘客们在陆续上车了，日本人也正向车门走去。而站台工作人员正夹着小旗向车头走，车是要开了。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脱身，他不能让这个蠢家伙缠住。于是他不管陈郁如何就抓住了他的胳膊。“不管怎么说，我始终当你是哥哥的。”
陈郁好像被弟弟的话说得心头一颤，低下了他的头，然后，推开了弟弟的手：“走吧，别等我改变主意。”
陈郑松开手。不知为什么，心里却一疼。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其实是爱哥哥的。这家伙尽管只比自己大两个月，却始终是哥哥。
在跳上车门的一刹那，他说：“哥，你保重。”
而他并不确定陈郁是否听见了他的话，因为他看见那个厚实的中山装背影已经急匆匆地走了。
8
陈郑牺牲于这次任务完成后的返途中。我爸爸妈妈对于他们爷爷的牺牲已经记不清细节。或者说，他们从来就不知道细节。他们只知道，他跟着那日本人到了香港，接到上级指示结束了跟踪。日本人出了境，他向指定联络点报了到，汇报了情况，然后北上，返回根据地。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在武汉车站下了火车，久久地在站台上徘徊。我当然知道这已经不是当年的车站，但我仍然好像看见两个年轻人在站台上对视着。一个穿着中山装，一个穿着纺绸裤褂。一个满脸怒气，而另一个有点儿嬉皮笑脸。他们是兄弟，他们还是敌人。我隔着历史的雾气注视着他们，有一种不真实，也有一种苍凉。
也许他们注定就是敌人。因为他们同父异母，因为他们性格迥异，因为他们的母亲之间有太大的差别和太大的仇恨。尽管我听说两个女人后来相依为命，但两个孩子的敌意在童年早已铸成。我甚至想，在警官学校他们之所以分道扬镳，不一定仅仅是信仰的不同，也许，他们的彼此怨恨，在两个阵营的争斗中，尽管渺小，但也是一条线索。
我走出车站。熟悉而又陌生的武汉在我面前铺展开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酸酸的。我打开手机，给一个我刻骨铭心的号码拨了个电话。耳机里是不断的忙音，我低声说：“妈，我回家了。”
妈妈去世之后，我固执地没有删去她的号码。每逢在我生活中有了重大的事情，我都会给她的灵魂拨打电话。我在冥冥之中渴求着她的回答，可她只是沉默。
老家伙竟然没来接我。我一边恨恨地咒骂，一边叫了一辆出租车到宾馆去。按照我的习惯，我已经提前在一家快捷酒店订了房间。
在坐进出租车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陈郑的牺牲，是不是和陈郁有关呢？
这个念头的出现，像是雷击般地让我哆嗦了一下。正迈进出租车的腿一下子停住，我就那么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地发起呆来。司机听不见关门的动静，回头，不耐烦地问道：“小姐，走不走啊？”
我瞪他一眼，上车。出租车噌地蹿出去，而我的思绪也一下子纷乱起来。
不是不可能的。陈郑和陈郁在武汉车站的相逢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事实。当年为了搞清陈郑的牺牲经过，组织上和家属都下了很大工夫。在当时香港地下党组织传回的秘密报告中，陈郑确实汇报说他在武汉碰到了国民党警察陈郁。
我从老校长的叙述里拼凑出了陈郑和陈郁的邂逅。我看到了两兄弟的虎视眈眈，也看到了从两兄弟的目光里流露出来的仇恨和亲情。当然，过去的我是不懂这一切的，而现在我才多少明白了那是许多复杂而又痛苦的感觉交织在了一起。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人说到对兄弟相遇的后果有什么怀疑，但现在，坐在出租车上的我却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听着让司机不时大笑而我丝毫不懂的方言广播，突然觉得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
我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武汉车站。我看见陈郁还在那里站着，而他的目光阴郁，额头上青筋暴露。他的手攥成了拳头，紧紧地攥着。在他的视线里，火车正缓缓地驶出车站，浓浓的白烟弥漫开来，把一切都包裹了。
陈郑走了，就这样从他面前走了。大摇大摆地，目空一切地，甚至对他有些轻蔑地，走了。
陈郁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五岁那年，陈郑第一次走进家门时的情景？那天母亲沉着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而佣人们在屋檐下窃窃私语。接着，他便看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大的孩子。那孩子进屋来也看自己，肆无忌惮地盯着自己的脸。他依稀在那孩子身上看出些和自己的相像。只不过那小子比自己瘦，比自己显得机灵而诡诈。然后，他又看到了一个女人。女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跟着来的是女人的手，抚摸着他的头。他躲开了，女人就笑起来，笑得夸张而做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