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酷爱诗歌的律师被感动了，回舱后随手在一封信的背面写上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星条旗》。获释后的第二天，律师将把诗稿给了他的好友、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尼科尔逊，并得到了极高的赞赏。尼科尔逊建议用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曲子《致死去的阿克纳里翁（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抒情诗人）》，作为配曲。几经尝试后，曲调合一，同时取歌名为《星条旗之歌》。这首歌深受当时正因战争前途烦恼不已的美国人民的喜爱，并在未来成为美国正式国歌。
《星条旗之歌》节选
啊！在晨曦初现时，你可看见，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
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
是谁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高扬！
烈火熊熊，炮声隆隆，
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
在黑夜过后依然耸立！
啊！你说那星条旗是否会静止，
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
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
爱国终归就是爱国，代替不了任何胜仗。当时的形势到底如何？让我们用1814年9月3日英国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科克伦爵士写给格洛斯特公爵信函中的段落来叙述吧：
“我不想占用殿下的时间来详细描绘我们的冒险。我只想说，在短短的8天中，敌人的舰队已被消灭，它的陆军已被击败，它的首都已被占领，包括国会和总统府在内的公共建筑物以及海军造船厂和军舰已化成灰烬。我们的陆军走了50英里平安地回到他们登陆的地点，而未放一枪。在他们的作战行动和我们的进军中，我们的损失不超过300人。考虑到军队必须执行的任务，这种损失少得令人惊奇。”
1814年9月初，得到加强的加拿大英军在民兵的配合下主动对尚普兰湖地区发起攻势。英国人的入侵使之前涣散的美国民兵和他们的指挥官趋向于统一，在尚普兰湖之战中，因为一些运气问题，美国的湖面舰队幸运地击溃了配合陆上部队进攻的英国舰队。在失去舰队支援后，总数超过万人的英军以及加拿大民兵部队匆匆撤退。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的和谈倡议已被送到。对于麦迪逊政府来说，这不啻一个绝好的下台阶机会。
对于英国人来说，最有利的莫过于和美国签署一个城下之盟，迫使美方以弱势的姿态主动求和，以便订立有利于英国的和约条款。而出动舰队和精锐老兵攻击美国本土，也正是基于这种设想。依据英国在欧洲战争的种种经验，即先夺取对方最有价值的国土，扼杀其继续战争的资本，然后据此为质展开谈判。然而，从登陆切萨皮克湾攻下美国首都至今的种种来看，这种想法显然是无法用在美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首先，美国根本不是一个传统的欧洲集权式国家，其独立至今仍是一群前殖民地的集合体。其次，美国并不具备与欧洲国家类似的商业和产业中心，其小农式国家和南北不同产业为主的特征，缺乏效忠式的政体，使其根本不具备传统国家那种能够被捏住的“七寸”。
在纵火烧毁华盛顿之后，英国人逐渐意识到这个国家落后得好似一条蚯蚓一样，不论怎么打都别指望能击中它的心脏。即便能凭借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将其切成几块，结果只是其变成几个独立的国家继续和英国作对而已。综上所述，同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这种堪称奇迹的成就相比，从政治角度来看，英国已经没有继续和美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理由了。1814年9月，英国议会开始认真讨论和美国媾和的可能性。而美国人，也积极地响应了英方的和谈建议。
1814年圣诞节前夜，英美在比利时根特（Ghent）达成了和约。英国人同意在不附加条件的前提下，从占领的美国各地撤离武装力量。然而，当和约穿过大西洋的时候，另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却已经打响，并分出了胜负。
1814年的11月，“老山核桃”安得鲁·杰克逊将军在剿灭了“红棍”后，挥师进驻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英国方面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派遣了一支舰队于1814年末从英属牙买加起航，运送了7500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前往密西西比河口，准备对重要港口新奥尔良市发起攻击。相对于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英国远征军，杰克逊将军麾下只有田纳西民兵6000余人。所幸在得到当地人和临近各州增援后，他的守城兵力增加到了近20000人规模，并沿着城市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1815年1月8日，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试探性攻击后，过于自信的英国指挥官爱德华·白金汉少将决定穿越密西西比河入海口周围的沼泽地，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对新奥尔良发起攻击，而这正中杰克逊下怀。美国人利用预设阵地从两个方向向英军射击，攻击的英军付出了惨重代价，385个英国人被打死，1186人受伤，484人被美军俘虏。英国指挥官爱德华·白金汉少将亦在死者之列。而美方当天只有13人阵亡，58人受伤，被俘的仅30人。
在新奥尔良防御战中，美国军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几乎一雪此前的各种耻辱。杰克逊由此成为闻名全国的英雄，并为其日后登上总统宝座埋下了伏笔。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斗是美国的武装力量自独立战争于1775年爆发以来，第一次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一场大规模战役中击败英国正规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带来的胜利，意味着这个年轻的国家终于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断奶”。
1815年2月17日，麦迪逊总统签署了《根特和约》，并于次日生效。战争终结了……
根据和约条款，在此后的一年内，双方各自归还了所占据的对方岛屿和领土，而美国人获得圣劳伦斯河的捕鱼权。所有的债务和财产纠纷都得到处理。次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指控英国违反和约，没有归还战争中俘虏的美国奴隶——那些被英国人带走的黑奴。但是英国人不承认奴隶为财产，而这些人是自愿跟随英国人离去的……
“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回声
英国提出的和平建议，麦迪逊总统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给予了响应，而根特谈判也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达成了一致。但是如此草率的和议必然会遗留下一大堆的问题。
根据协议，英国人同意的只是尽快从切萨皮克湾地区撤退他们的攻击部队，并确保北部加拿大驻军不越过伊利－安大略－尚普兰湖一线，而作为对应的措施，美国的武装力量也必须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同时，双方还将归还彼此在战争中以及和约签署期间占领领土、领地和属地；遣返各自的战俘；停止任何一方对印第安人的敌对行为等。谈判的过程没有涉及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有关英国海军强征美国人入伍的行为究竟如何处理，并未被本次谈判涉及。
实际上，对于美国人来说，一切只是回复到1812年战争开始之前的原状。虽然后世的美国人一直以“第二次独立战争”和“国家主义的觉醒”来标榜他们首都被占、总统官邸国会大厦被焚烧的惨象，但是不管怎么粉饰，这两年的仗确确实实可以说是白打了……
停战协议的执行并非一切顺利，不知道是因为囊中羞涩，还是打心底里对这种停战不甚服气，美国人坚持认为转运战俘的有关费用需转运国支付。英国手里的美国俘虏多达数千人，而美国俘虏的英军不过数百人，双方在费用的问题上僵持不下，于是遣返战俘的条款也就迟迟无法落实。英国俘虏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人，即便是沦为俘虏依然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美军被俘人员却多是一些只受过有限军事训练的准军事人员，他们对自己迟迟不能被遣返的不满早就超过了临界点。1812年年初，被囚禁的美军战俘在关押他们的监狱内发起了一场暴动。这些人拿出了和他们美国本土暴民亲戚们相同的把戏，但是看押他们的英军却完全不用在乎这些人的选票和游行示威。在镇压过程中，看守们毫无顾忌地开火射击，参与暴动的战俘死伤甚重。美国暴民们在本土对本国政府惯用的那套把戏，在一个不需要在乎他们死活更不忌讳使用暴力的统治者面前毫无意义——小媳妇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是否行得通，先决条件是婆家是否在乎你死活。不过也因为这一闹，双方战俘的牢狱之灾总算可以终止了——“暴民”自然没法摆平英国人，但是他们却能闹得本国政府鸡犬不宁。在示威和抗议之下，麦迪逊总统不得不认栽掏钱。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幕闹剧，终告收场。
《根特和约》的遗留问题很多。除了只字未提直接引发战争的强迫服役问题外，双方还因为英军撤退时带走了为数不少的黑奴，故而在此后的数年内争吵不休。
在整个战争中，有近4000名非洲裔美国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参加了战争，为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有数百名没有沐浴到普世阳光的黑人叔叔们协助英国鬼子占领华盛顿火烧总统官邸。英军在撤退的时候没有抛下这些人，因为如果留下他们，那么他们必然会遭到美国人的清算。从后来的历史来看，美国人喜欢过河拆桥，而英国人则很少对投效者和效忠者弃之不顾。当然，被返航的英国舰队带走的也不止这些协同英军作战的黑奴，另有千余名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等州的黑奴，或者自愿或者“受到诱骗，在半推半就中”随同撤退的英国人一起渡海出走。这些人后来被分别安置到了西印度群岛、非洲自由城地区，少量则去了英国本土。虽然奴隶买卖早于1807年就被英国法律定义为非法，但在当时的美国，黑奴却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于是，美国代表理所当然地提出要求归还那些属于美国公民的“财产”。在遭到英方毫无悬念的拒绝后，这些人开始不顾体面，学起市井里吵架骂街、互泼脏水的做法，指控英国人将其中一些奴隶转卖到西印度群岛以牟取暴利。
关于“被掳奴隶”的扯皮持续了11年，直到1826年，英国人终于同意掏出1204960美元来摆平此事。次年，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将这笔钱分付给各个债权人，总算了结了这桩牵缠颇久的公案。
至于和约中只字不提的强征问题，虽然英方并未有任何表态，但从那以后，英国海军再未强征任何一个美国人入伍。据此，这个直接引起了战争的要害问题，最后成为了国际问题中诸多不了了之的事件之一，着实让人感到讽刺。
杰斐逊派资深政治家，曾任众议院、参议员与财政部长（1801—1814），纽约大学的创始人亚伯拉罕·阿方斯·艾伯特·加勒廷曾这样叙述：
“这场战争产生了坏的也产生了好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还是好的多过坏的。除了丧失生命和个人财产（之类的坏处）以外，战争定下了固定征税和军事建设的基础，这曾被共和派认为是不利于国家的幸福和自由制度的。但是在我们以前的制度下，我们正变得日益自私，醉心于积累财富，过分地把政治热情放在地方和州的事务上。战争重铸了革命给过我们的、之后一直在流逝的民族感情和特性，人民正在逐渐地关注更多的与他们的自豪感和政治见解相关联的事与物。他们比过去更美国化了，他们更加作为一个民族来感觉和行动了——我希望由此能更好地获得联邦的永世长存。”
1812年战争使全体美国人民首次真实地感受到了国家主义的存在，正如乔治·华盛顿在他拒绝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告别辞中这样讲道：
“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号，一定会经常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任何地方性的名称。”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提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第一原因就是他甘于主动放弃权力。然则，这却是标准的中式思维，国人对三皇五帝时代尧舜禹“禅让”式统治传承的缅怀，属于一种标准的儒家逻辑。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华盛顿之所以让他们敬仰，首先是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
国家凝聚力的重塑
战争带来的也不全是坏事，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战前，美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原料输出国家，战争结束时，这个国家却拥有了许多最基本的工业。1812年前后，沿着哈德逊河一线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依靠水力驱动机器纺纱织布的工厂，生产各种毛纺和棉纺产品，奠定了美国最初成为规模化的工业设施。
在美国的西部，新移民不断地向西垦荒，为了修建他们各自的住宅并用筑起篱笆圈占属于他们的土地，就需要用到大量加工好的木料。这仅靠人力伐木和切割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使用蒸汽机的锯木厂就应运而生。这些工厂使用锯木剩下的边角料作为燃料，每台机器的工作效率堪比100个熟练的工人。
美国工业的优势在于原料本土出产，南方各州产出的棉花、羊毛、亚麻、烟叶等，一直以来都被当作财富的源泉出口欧洲。随着本土工业化的开始，这些原料将能直接供给北方的本土工业。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凸显——运输问题。现代人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从美国南方的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州将货物运往北方的宾夕法尼亚、纽约、马萨诸塞州等地的困难甚至超过把他们漂洋过海卖往欧洲。原因无他，那会儿既无铁路亦无卡车，路上交通依靠的无非是人力或者畜力。1799年12月，当乔治·华盛顿于弗吉尼亚北部的亚历山大逝世后，信差星夜兼程花费了5天时间才将消息传递到了费城（两地不过相距225公里），11天后才传到了波士顿港。
除了通过马匹作为代步工具带来的局限性外，制约信息和物资在陆上传递的主要原因是糟糕的交通系统。没有公路，也没有马路，离开了人口相对稠密的新英格兰地区后，州和州之间的交通干线，正如鲁迅先生小说里那句名言“其实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字面意思一般。大片的原始森林构成了路途中的常见景观，而在这里，车马是无法通行的。出门长途旅行的人们，许多时候只能沿着夏天尘土飞扬、秋天烂泥遍地的小道小心翼翼地前进，许多道路甚至根本没有被标到地图上。即便依靠马匹代步，使用这种靠“走的人多了”踩出来的林间小道，每天也只能前进25英里，至于驾驶着满载货物的四轮马车通过这种道路更是痴心妄想。克服距离的第一步需要修筑大量符合通行标准的公路，使之可以穿越密林和山脉沟通各个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