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人们在购物时总会受到“无关参考价”的影响。现在很多商品都会阶段性地降价促销，促销活动可能持续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又恢复到原来的价格。等过一段时间，这个商品又会再次降价。这种阶段性降价规律适用于很多商品，很多人对此都司空见惯。比如现在有一种棉被，原来的价格是300元，其中有一个星期做促销，促销价格是200元。天气转凉以后，有两个人都到商店来买这种被子。第一个人到商店的时候被子前一天刚刚做完促销，价格刚刚从200元回升到300元；第二个人来商店的时候这种被子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做过促销了，现在按原价300元销售。如果这两个人都觉得300元的价格是符合他们心理价位的话，那么哪个人现在购买这种被子的可能性更大呢？
理性上来说，第一个人应该现在购买被子。因为上个星期刚刚做过促销，这就意味着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商品再做促销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可能到再促销时，已经过了需要这种棉被的季节了。而第二个人应该是可以等几天的，因为这种被子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做过促销了，那么很有可能马上就会降价了。可实际情况是，第一个人听说了被子昨天才结束促销时，马上改变购买的主意。他认为如果早一天来买，能得到100元的折扣，现在却按原价购买，不划算了。如果买下来，会白白损失100元，所以就不买了。第二个人却认为反正错过促销一个多月了，也就没什么好遗憾的，反而会倾向于当场买下被子。其实，如果理性地思考一下，上个星期是否做过促销对这种被子现在的价格和第一个人对被子的需要都是没有影响的。买或者不买的决定都不应该受到昨天促销价格这种无关价值参考的影响。可是事实上，人们却总是受这种参考价值的影响。
再如，有一天甲在A商店看到一个售价100元的闹钟，刚想要买，他的一个好朋友乙碰巧路过这里，告诉他不远处的B商店有一款完全相同的闹钟正在搞促销活动，售价为50元。甲立刻花了10分钟跑去B商店购买了那个闹钟，节省了50元钱。过了几天之后，甲在C商店看到一款心仪已久的名表，售价为6600元，他正打算付款购买时，恰好另一个好朋友丙碰巧路过商店，他得知甲要买这款手表后告诉他刚在不远处的D商店也有一款完全相同的名表，售价为6550元。C与D之间的路程也不过是10分钟。可是甲却没有去D店，而是在C店里买了手表。因为他觉得跑10分钟为了省50块钱，对这块表来说太不值得了。
事实上，大多数人会认为，走路10分钟去买100元降到50元的东西要比买6600元降到6550元的东西更加值得，虽然从绝对数值上来看，后者省的跟前者一样多，但是人们通常会这样考虑：100元的闹钟降价到50元，那是节省了50%，而6600元的手表降到6550元，降价幅度不到1%。从经济学上来看，无论购买闹钟，还是购买手表，所考虑的都应该是商品的成本与这些商品带给自己的效用，而不是商品本身与其他商品的比较。闹钟所省下的50元与手表所省下的50元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如果在买闹钟时，为了省下50元可以花费10分钟的时间，那么在买手表时，同样也可以为了省下50元而花费10分钟的时间。
人们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从经济学上来讲是交易效用在起作用。所谓交易效用是指商品的参考价格和商品的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的效用。这种交易效应的存在使人们经常作出欠理性的购买决策。因为人们往往会受到一些无关参考价值的影响。所以，消费者在做决策时不应该受到成本和收益之外的东西的影响，许多看似有关的参考价值都是与决策无关的，唯一需要关注的是物品带来的真实效用和消费者购买这种商品时所付出的成本。将绝对收益与绝对成本进行比较权衡才是做决策的正确依据。
7.欧美国家的人“懒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我们的观念中，欧美人工作的时间很少，一周不到五天，一天不到八小时，整天总是想着去旅游、玩乐。因此，我们便以为欧美人很“懒”。实际上欧美人真的懒吗？他们不工作是因为都喜欢玩乐吗？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以外，没有可以肯定的事。”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通过税收工具强制地、无偿地征收参与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社会公共建设等为主要任务，以为一国公民的生活提供福利保障等等为目标。因此可以说，税收对人类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社会进程就是税收的不断演进过程。以美国为例，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们因为无法忍受不给北美殖民地人民选举的权利并向人民征收高额税赋的英王乔治三世，于是引发了美国革命，最终导致了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成为美国。1981年，罗纳德·里根以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为竞选纲领而当选总统，而且在他入主白宫的8年期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70%下降为28%。而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并没有遵守他在1988年大选中的诺言：“相信我的话：没有新税。”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税收的历史。难怪学者奥立佛·温德尔·赫尔姆斯会说：“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所付出的代价。”
乍看起来，税收对福利的影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征税是为了筹集收入，而这种收入必然出自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们的口袋。毫无疑问的是，当对一种物品征税时，买者和卖者的状况都会变坏：税收提高了买者支付的价格，并降低了卖者得到的价格。这就使得一些人退出交易，因此税收造成了无谓损失。所谓无谓损失，是指当税收（或其他政策）扭曲了市场结果时所引起的总剩余的减少。而总剩余是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也就是说两人对同样的物品或劳务的价格评价。比如，A要卖给B一台电脑。A对自己电脑的评价，也就是愿意出售的价格为5000元，而B对电脑的评价，也就是愿意支付的价格为6000元。结果二人以5500元的价格成交。A与B两人从交易中各获得了500元的剩余，总剩余为1000元。
如果有税收，那就不同了。假如甲为乙打扫房间每周得到100元。甲所付出时间的机会成本是80元，乙对打扫房间的评价是120元，那么甲和乙两人从他们的交易中各得到了20元的利益，我们可以用总剩余40元衡量这一交易带来的好处。现在假设政府对打扫房间服务的提供者征收50元的税，那么没有一种价格能使甲乙二人在纳税之后状况变得更好。乙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120元，但这时甲在纳税之后只剩下70元，小于他80元的机会成本。相反，如果甲得到他的机会成本80元，乙就必须支付130元，这大于他对打扫房间的评价120元。结果，甲、乙二人只好取消了他们的交易。甲没有收入了，而乙生活在肮脏的房间里。税收使甲和乙的状况总共变坏了40元，因为他们每人失去了20元的剩余量。同时，政府也没有从甲和乙那里得到税收收入，因为过高的交易成本使他们决定取消他们的交易。这40元就是纯粹的无谓损失。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税收引起无谓损失是因为它使买者和卖者不能实现某些贸易的好处。
在我们的观念中，欧美人工作的时间很少，一周不到五天，一天不到八小时，整天总是想着去旅游、玩乐。因此，我们便以为欧美人很“懒”。实际上欧美人真的懒吗？他们不工作是因为都喜欢玩乐吗？事实并不是如此。2003年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美国可能走上欧盟的高税收之路》的文章，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美国人在经济上比欧洲人更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工作得更多，这种差异往往被归因于文化差异：美国人想消费更多，而欧洲人想享受更多闲暇。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人的工作时间比美国人长，他们现在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原因不是向往美好的生活，而是为了逃避欧洲的税收，包括工薪税。但美国人不能沾沾自喜：如果不能解决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方面隐现的危机，他们也会走上同样的高税收之路。
明尼苏达大学的普莱斯考特教授说，欧洲的高税收使得雇佣劳动代价高昂，尽管扣除税收后的净收入也许并没有增加多少。税收负担越重，雇主就越难用薪金吸引人参加工作，人们就更愿意领取政府津贴、读书或提早退休。他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法国的税率从49%上升到59%，而美国的税率则保持在40%。结果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处于工作年龄的法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是24.4小时，比美国人多1小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为17.5小时，而美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到25.9小时。
几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作时间与税率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在税率比美国还低的日本，工作时间更多，而在税率最高的意大利，工作时间最少。20世纪初，当税率差别缩小时，工作时间的差别也缩小了。欧洲给美国更为重要的教训可能是没有为婴儿时的出生者准备退休时的支出的代价。白宫预算办公室说，在未来几十年中承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要比将得到的收入多18万亿美元，而且，还不包括布什总统和议会想要通过的昂贵的新处方药的福利提案。要在不削减任何福利的情况下弥补这一差额，就要求社会保障医疗工薪税的总额增加7.1个百分点，而现在已是15.3%了。
由此可见，因为税收太高，人们的薪资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几乎所剩无几。所以，越来越多的欧美人选择不去工作，而是去做其他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旅游、休闲活动，而不是勤勉地去工作。实际上，欧美人之所以看起来有些“懒惰”，是因为税收造成了无谓损失，没有任何人想劳而不得，没有人愿意做成本低于收益的事，所以，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
8.房屋拆迁使离婚率提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人们对结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婚姻不幸福的现象，因此就有了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婚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离婚大多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和谐，但是在北京某小区却出现了房屋拆迁使离婚率骤升的怪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理性化，人们越来越懂得尊重自己，看重自己的利益，而中国的离婚率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各大城市的离婚率越来越高。据调查，上海的离婚率在1980—2000年间增长了7倍。离婚的原因非常多，其中与离婚的手续越来越简单也有一定的关系。很多人离婚是出于夫妻感情不和，或者其他原因而不愿、不能共同生活，但是有时候，一些突发的事情，也会促使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离婚。
北京某小区自从贴出拆迁通知以后，离婚率急剧上升，不到三个月就有十几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以至于离婚还要排队。某位女士主动假离婚，结果她的丈夫早就在外面有了女人，遂假戏真做，导致真离婚。此事曝光之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一时成为热议话题。
本来离婚与拆迁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可是为什么却产生了影响呢？原来北京发布的有关拆迁文件规定，对住自建房的独立住户给予补助，该小区的补助费为每户7万元。也就是说，房屋补助论户不论人，一户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百个人（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人），都只能得到7万元的补助。因此，一些人就看到了这个规定的弱点，如果离婚，各自为一个独立住户，就可以多得7万元。于是就激起了这个地区的离婚热潮。当然，离婚几乎全部是“假”的，钱到手之后，很多人又去复婚了。出现上述例外的绝属偶然，难有雷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