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即使是美国一些较好的公共政策学院也未能实现本章乃至本书所考虑的那些要求。尤其是，数量化与经济学方法常常压倒了一切；社会科学、历史学、决策心理学与法律常常受到忽视；宏观政策与元政策制定也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综合的历史与比较研究极度缺乏；政策制定与政策科学的哲学基础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不足。
2.除了少数例外，公共政策的教学在其他国家发展过缓甚至根本没有。在欧洲一些国家，即使将其他名称的相关教学诸如计划与系统分析考虑进去，公共政策教学计划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科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尽管已经有人对该学科产生了一些兴趣。在一些共产党国家，似乎根本不存在相应的这类事物。
3.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设立了适当的学院或课程将必要的政策科学知识传授给各种政策制定者和直接影响政策者，诸如高级官员、处于上升时期的政治家、大众传播媒介的评论家、军事官员等等。
这里把政策科学的教育与培训任务作为政策科学领域需要突破的一个方面提出来，乃是因为这种教育与培训对于实现相关的必要知识同逆境中政策制定的结合具有至关重要性。但政策科学教育的发展和改进取决于政策科学自身能否有重大的发展，如本章所考虑的那些方面的发展。
现行政策科学有限知识的传播对于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不会有多大助益，对于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处理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没有什么价值。
采取坚韧的态度
本章以及全书所重新阐述的政策科学任务是极其艰巨的。这种艰巨性并不是我个人钻牛角尖的结果，而是各种政策困境的本质所决定的，是政策的内在破坏因素所决定的，也是改进政策制定的绝对需要所决定的。不付出艰苦的努力难以取得什么成果。只有坚韧的态度才是政策科学有所建树的唯一希望，这一结论适用于政策科学事业的所有方面。譬如：
1.为了“冷静”地研究、分析和诊治人类的痛苦、人类的未来及人类的希望，需要采取坚韧而冷峻的医学（借用医学上的伦理）态度，这样就必须有顽强的道德精神。而且，为了完成政策科学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需要具有热情和忍耐力的结合，而坚韧顽强的道德精神是实现这种艰难结合的必要条件。思考那些难以思考的东西、分析那些混乱如麻的事物、诊治那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尝试那些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一一政策科学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客观地要求具备坚韧顽强的道德精神。
2.-流的思想与认知能力（这一术语比智商意义要广泛，但包含传统意义上的智商）是把握政策科学发展中科学性和专业性内容的基本条件。政策科学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可能成为最高权力者的某种新式秘密武器。推广政策科学知识，提高公民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合乎需要的。然而，要推进政策科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发展并将其富有成效地运用于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仅有一流的思想和认知能力几乎是不够的。
有些大学的政策科学教学和若干政策科学出版物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仍有许多大学的相关方案和政策科学出版物不符合标准。当前，政策科学颇为时髦，但缺乏一个明确定形的学者群体来维护其标准，这就容许和助长了政策科学被当作一块方便的招牌随意贴到许多思想低劣、懵懂无知乃至毫不相干的东西上。除非各项标准得以明确并受到保护，否则，政策科学可能进一步堕落为一种时髦和时尚，而不能对增进知识、改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和提高社会引导能力有持久的贡献。
对政策科学的各种成就和缺陷系统地给予重新评价是必要的。一本高质量的“政策无知百科全书”或许能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对政策科学和政策制定实现重大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进行探索是当务之急，通过这种探索，可以找到政策科学所需要的更合理的突破点以及关于怎样实现这些突破的建议方案。无论如何，突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实现这些必要的突破和所有超出微观层次的政策科学探索中所存在的困难。一些对政策科学有过重大贡献的杰出思想家和研究者都曾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偏离正确轨道，陷入半神秘主义的理论构思和诗歌形式的准专业性创作。这一现象发人深省，它促使我们去思考那些正等待着政策科学家的各种挫折和可能引诱他们的那些危险的“逃避”方式。尽管各种客观过程（诸如政策制定）的某些重要真理可能用文学形式的语言来表达最为有效，但无论如何，这种认知方式必须严格控制在科学性与专业性的探索范围之内。半神秘主义的方法只会提供对灰暗现实的心理逃避，必须彻底予以摒弃。
在此对借助半神秘主义进行逃避的现象提出警告可能不太适合，但从一些著名的政策研究者和思想家的论著中发现的许多见解与半神秘主义难以区分。在其他一些政策科学专家的论著中，思想上突如其来的跳跃，譬如相信人类行为通过自发转化总可以提供一条走出黯淡未来的途径，则是一种利用半魔术式的假设进行逃避的相对温和而又极其普遍的形式。对于那些极其令人不安的各种分析结果作出这类反应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从道德上看有时还不乏高尚之处，但这对政策科学的基础哲学和使命只有破坏作用。
巨大的挫折和极度的烦恼是政策科学探索事业所固有的。认真负责的政策科学研究和分析常常会得出痛苦的结论，而逆境形势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痛苦，因而就越发需要有坚韧顽强的精神来作为政策科学突破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
将政府和政治同企业组织作比较的认识与其说对人们有所启发，不如说是将人们导人歧途。有些国家的学者普遍地认为政府可以从市场组织那里借鉴许多东西，这种假设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对此持保留态度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新型高素质专业人才在创建现代化公司上作用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暗示，即借助于新型专业人才与知识的输入有可能提高逆境中政策制定的质量。然而这种希望和理想要受到诸多制约，如政策制定在本质上是一种依赖权力和分配权力的过程，而且在政策制定中超科学的过程具有至关重要性等等。尽管如此，新一代政策科学家的诞生和新型政策科学知识的发展可以为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进提供一次机会，并可能是提高逆境中的政策制定质量所绝对必需的。显然，这种专业人才和知识的缺乏堵住了改进政策制定的一些颇有希望的途径。因而，以最大的努力来推进政策科学，尤其是实现前面提出的诸多方面的突破便成为改进政策制定的一项主要要求、战略和指导方针。
欧洲中世纪的医学在治疗黑死病上遭到失败，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们对当时接受的医学知识完全失去了信任，并为现代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社会科学的发展比这要复杂得多，目前及可预见未来的各种逆境也决非一种流行的瘟疫可以与之比拟。然而，如果幸运的话，一般的社会科学及专门的政策科学作为应付逆境的一种辅助手段所表现出来的不足或许能有助于清除那些不恰当的假设与方法，从而加速更先进的方法论的诞生。我们无法保证一定会如此发展，或许与此相反，反科学主义思想变得更加强大；或者政策神学在一个新的正统时代里肆意横流；还有可能的是，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越了人类现有的最高能力。然而，通过巨大努力来构建政策科学并力争实现各方面的突破，这对于整个人类，尤其是对政策学者和政策专业人员来说都确实是目前能下的最好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