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至辛亥以后，则有孙中山屡言：“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集外集》）
■相关言论
左宗棠：重海防与重塞防，“皆人臣谋国之忠”
后世给“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李鸿章扣了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而高度褒赞左宗棠为民族英雄。但左宗棠当年却如此评价李鸿章等“海防论者”：
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文祥：西北边疆防务情势与明代有所不同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对日本的威胁深感忧虑，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塞防论者”，其称：“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错关而守；今则内蒙古皆臣也，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如果敌寇进一步进入蒙古诸部，京师必将腹背受敌，“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
彭玉麟：与其加强海防，不如加强江防
湘军水师出身的彭玉麟在此次争论中观点独辟蹊径，提出“江防论”，认为与其加强海防建设，不如加强长江防务。理由是：“（长江）以南北论之，则有天堑之险也；以东西论之，又建瓴之势也。据其要害，可以左右顾盼，雄视四方。”
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极力赞同彭玉麟的主张。由此也可见争论之复杂，以及将塞防与海防简单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之荒谬。
盘点朝廷重臣们的意见分歧
正在广东原籍养病的原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当前应着重加强海防建设。理由是:“以理舆揆之，凡外国陆地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其水路实逼处此者，动则制我要害，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
此外，在地方大员中，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两江总督李宗义、湖广总督李翰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均主张优先筹办海防。
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则坚持海防虽然重要，但目前应全力完备塞防。如丁宝桢的观点：“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对形势的判断，与李鸿章截然相反。
在塞防论内部，又存在着重西北与重东北的区分。王文韶认为西北如果安定，则东南自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勾衅于东南”；丁宝桢却主张先加强东北塞防，因为东北是清廷起家的“根本重地”，故而奏请清廷在东三省和蒙古精练马队数万人以为防御之策。
资料来源：杨策《论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雷颐《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周育民《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