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徐的要求获得李鸿章认可而写入新的《招商局章程》后，商局股票转而深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
这一方针的变化，既是民间商业资本在招商局内部占据上风的表现，也体现了近代中国民间资本在与外商资本竞争上的信心——将公司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则必然要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此后，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商战。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公司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
1875年，招商局在外商联手压价相逼的恶劣形势下，赢利十五万余两；1876年，赢利三十四万余两；1877年，赈捐三万两后，赢利四十二万余两；1879年，运价回复正常状态，赢利翻倍，超过七十六万两。
【国进民退：1884年招商局国有化】
朝廷“官督”层面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商办”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是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
但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以及次年春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失利，逆转了招商局稳健的上升趋势。
导致逆转的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人事调整。
主持局务的徐润之前挪用招商局资本十六万余两在上海从事房地产生意，金融风潮下地价大跌，徐润无力偿还挪用款项。李鸿章适时将亲信盛宣怀插入招商局，委以督察重任。入局后，盛宣怀迅速查出徐润的挪用情状，逼迫其将自己的股票和房地产抵押给招商局，然后又将其扫地出门。唐廷枢不久也因被排挤，完全脱离招商局，转而专注于开平煤矿的经营。
到1885年，招商局的“商办”色彩已不复存在。盛宣怀入主后迅速将招商局引向了“官办”——虽然并未更改“官督商办”四字方针，但盛同时又宣布：招商局此后一切事务，包括用人、财务等，全由督办总理，而督办的任免则须经北洋大臣批准；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各条船的买办，则由督办任免。换言之，保留“官督商办”的文字，是为了安抚公司内部的人心；而经营大权实已偷梁换柱，全归官方。
李鸿章在1883年这样的关键时刻启用盛宣怀，排挤掉徐润和唐廷枢，是有原因的。早在金融风潮之前，徐、唐二人就已多次提出，招商局运营已经走上正轨，须保证其运营的独立性，应尽量避免官方的干预。换言之，徐、唐二人希望国有资本从招商局中退出。
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盛宣怀的新方案出台后，在招商局股东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朝廷任命的督办总理公司一切事务，等同于剥夺了民商股东在公司中的发言权，作为出资人，他们完全失去了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力。各地方分公司“总办”原本由股东们推荐，如今全归督办任免，必然导致这些分公司负责人只对盛宣怀一人负责，而不再对公司股东们的利益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