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一天，慈禧太后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她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显出特别“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结语：曾国藩眼里的“民意可杀”
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中国，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壮胆，以迎合民意，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最后，曾交出来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二十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失措。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1875年，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