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琦善为了这些事情头痛不已的时候，虎门的防务出了大事，原来是这批水勇们哗变，闹赏银，否则就要弃台逃命。关天培为了安抚这些士兵，典当衣服，舍散家财，还是无法平息事态。琦善无奈下拨了一万多元，分发给这些士兵，以激励那彻底涣散的士气。
不过，这件事也让琦善对虎门的防务看得更加透彻，这批水勇和水师官兵，无论如何抵挡不住英国的坚船大炮，现今虽然装模作样地进行布防，实际上一旦战事开打，谁也无法阻挡兵败如山倒的结局。那么惨败之后，光是这些哗变的溃勇就够清政府受的了。
1月10日，离最后通碟只差一天了，英军已经开始围困镇远、靖远和威远炮台，并且破坏了拦江用的木排铁链，战事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琦善内心十分明白，自己现在的决策将影响整个中国的命运，处理不好的话，甚至能够改变清朝，甚至是整个民族的结局。
关天培和李廷钰也再次派人向琦善求援了，可是再多的人也只能充当炮灰。这一点，不光琦善心里清楚，关天培和李廷钰两位，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之所以要求增兵，也是向琦善说明虎门的防务情况，真正增不增兵，对战事的结局没有任何影响。
琦善虽然也不断地向虎门增兵，但内心里十分清楚这不过是安慰关李两位将军。如果再不决定战和大计，广州肯定是保不住的了。
1月11日，就在战事将要爆发之际，琦善破釜沉舟，最后决定，派鲍鹏前往英国战舰，同意给予外洋一处寄居，以替代沙角，进出口关税则必须在广州上缴。既然已经给了义律寄居的地方，那么就不再增设口岸。琦善顺势提出自己的要求，广州开放贸易必须在归还定海之后。琦善终于下定决心罢兵和谈，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将为此决定承担责任。
义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回复琦善，必须让英国商人在尖沙咀和红坎（不是整个香港）两处地方寄居，才能换回沙角和大角。
琦善为保广州安全，无奈之下被迫同意。
琦善在照会里提出要求，必须在定海收回之后，才能开放广州贸易，其实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要知道在所有的条款里，义律最看重的就是广州开市，最不看重的是缴回定海。而道光皇帝正好相反，他最看重收回定海，对广州开不开市，并不是十分上心。
一旦达成这样的协议，收回定海将成为事实，而寄居外洋只是仿照澳门成例，甚至只是一个扩大的商馆大街。
这里要说一点，当时琦善与义律两人商定的条款，是寄居尖沙咀和香港，而不是永久的割让，琦善之所以同意，也是因为有了澳门的先例，所以，指给义律一个地方居住，在琦善看来并没有违反清朝的成例。也就是说，就算允许洋人在香港居住，而香港的主权，并不归英国所有。说透彻一点，香港就像一个更大的广州商馆，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香港内部的安全和管理工作，将由英国自己主持了。
后来香港虽然被英军占领，但清政府依然在这里收税，而英军也没有提出异议，足可以证明当初双方的约定，就是仿照澳门的成例，而不是后世所唾骂的割让香港。
琦善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义律这里，他最难的地方，还是如何向道光皇帝汇报。直到此刻，道光皇帝一直在期待着广州大兵兜剿，以伸国威，让这些洋鬼子片帆不回。
1月12日，琦善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英占炮台欲攻虎门和省垣现拒守两难折》，他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了道光皇帝，详细地说出了自己的苦衷。他说：
臣琦善跪奏，如今洋人占据了沙角，势必直击虎门，攻占广州，我军难以拒守，臣不得已，只能暂时答应了洋人的要求。
以往我军以为洋人只擅长海战，陆战能力不强，谁知此次我军在海战陆战两面失利，陈连升战死，损失惨重。现在各炮台人心惶惶，士气不振，臣为保广州，不得已出此下策。洋人在江面游弋，声称三天之内夷平炮台，打进广州。广州城内，已经无兵可调，各处炮台，人满为患，就算有兵，也无法安插。可是这些士兵，实在无法保护省城，臣身处绝境，战守两难。
臣受恩深重，绝不敢顾惜自己，而贻误国家民族，洋人封锁广州出口，大小军舰直逼虎门，一旦侵占虎门，攻下广州，其势不堪设想。
此次洋人攻击沙角，是为了要寄居外洋一处，原本臣不敢轻允，怕洋人筑台设炮，贻祸将来，但现在为保广州，只能暂时隐忍。几年之内，我军整顿海防，添船设炮，再与洋人一争雄长。臣与广州官员协商，除此以外，众人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臣现在的情形，实在万不得已，只能从权答应，一切罪责都由臣来承担，臣一人获罪事小，请皇上为天下万世计，重治臣罪，臣只是一个庸臣，死不足惜，愿以臣一人之身拯救广州万千苍生。
1月14日，义律照会琦善，准备马上从定海撤兵，广州必须在月底开始通商。要换回沙角和大角的话，就要用尖沙咀和红坎两个地方交换，同时义律希望能跟琦善进行面谈。
第二天，琦善回复义律，归还定海必须加快进行，广州可以在月底开市，但是尖沙咀和红坎，只能选择一个地方。
1月16日，义律同意只选择一处寄居，但他要求是香港全岛，而不仅仅是红坎。归还定海的文件已经派人送往浙江，只要释放英军战俘，定海就会归还。同时义律表示，已经拟定了一份草约条款，希望在会面的时候，签订这个条约。
1月18日，义律在澳门发布公告，声称香港本岛和港口，经由两国协商，已经签订了初步条约，中方决定将香港本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
义律为了造成既定事实，迫不及待地发布了这个公告，为了这一天，他等的实在是太久了。他心里知道，这件事肯定还会有反复，但只要自己一经公布，那么就算琦善反悔，也只能继承事实，难道琦善还能去面对英国的战舰吗？
其实义律这样做有些冒险，因为像割地这么重要的事情，琦善是无论如何做不了主的。琦善之所以同意寄居外洋一处，实际只是拖延义律的进攻，为广州到北京的公文往来争取时间。按照大清的体制，臣子是没有权力割让领土的，就算是寄居也要汇报给道光皇帝，由道光皇帝来决策。
但义律如今突然占领香港，单方面发布公告，声称香港居民都变成了大英子民，这种做法等于是把琦善推向了火坑。因为中华帝国的君王们，绝不可能同意自己的奴才私下卖国，必定会重治其罪。不要说鸦片战争时期，就是三十年后的中俄里瓦几亚条约，北洋大臣崇厚在获得了全权授权之后，割让伊犁部分土地，也同样被判斩监候，差点杀头。
1月20日，琦善与义律达成了四点初步共识，准备重启和谈。这四点初步共识，就是日后为人诟病的《穿鼻草约》。四条内容如下：
一、中国将香港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
二、赔偿英国政府600万元（商欠）；
三、中英两国今后平等外交；
四、广州贸易在农历正月初十开放。
这就是所谓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卖国条约，但琦善直到这个条约出现的时候，他还没有参与过实际的谈判，根本也无从签字，这个条约除了往来的照会之外，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口头约定。
当然对于这个口头约定，琦善也有自己的想法。
首先义律说的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琦善并不知情。琦善同意的是寄居外洋一处，而不是割让全岛。义律想利用琦善的含糊其辞，造成既有现实，逼迫琦善同意。
第二条，赔款600万，琦善倒是同意的，不过那是由商人们归还的商欠，在琦善看来政府只是督办此事，并不能算是政府的赔款。至于第三条和第四条，原本就是道光皇帝已经同意的条款。
在琦善的眼中，香港并没有割让，只是寄居，当时的香港岛荒无人烟，总共只有黄竹坑旧围一个渔村，共计五个大姓二百多名村民。就是这个小渔村，在当年乾隆皇帝施行海禁的时候，也曾经被彻底放弃，所以它的重要程度，绝对不能跟把守广州门户的沙角相比。同意洋人寄居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渔村，而收回了地理位置更加重要的沙角、大角以及定海，保证了广州的安全，那么这个条款他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
令琦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第二次与义律达成默契的时候，道光皇帝的圣旨又到了广州。这就像一道晴天霹雳，正正击中了琦善。
道光皇帝要求琦善相机进剿，大张国威，绝不能示弱洋人，以负朕躬。合约已经初步达成了，虎门已经被英国军舰层层围困，此时不要说大张国威了，只怕稍有犹豫都会引来惨败的结局。道光皇帝从周边各省调动了四千多名士兵，正在兼程赶往广州，可是广州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人员，而是装备和器械。没有高质量的大炮，又如何抵挡英军的船坚炮利，没有军械，难道用肉盾去护卫广州？
不同意这些条款，义律就会攻击广州，到时候条约更能措手。同意这些条款，就是抗旨不遵，抄家杀头，自己的命运将会惨不忍睹。
琦善茫然无措，他召集了广州全城的高级官员，包括已经革职的林则徐和邓廷桢，一起商议办法。所有人都同意和谈，但所有人却都不愿承担这个责任。
琦善在这一天，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很明显，和谈签约就是卖国贼，在道光皇帝已经下旨大兵进剿的时候，这样做还要加上抗旨不遵，其结果只有一个，身败名裂，抄家灭族。可是一旦遵从了圣旨，大兵进剿的话，结果更是不言而喻，损兵折将，祸国殃民，连带祸及广州全城百姓，动摇清朝的根基。
整个广州没有人敢跟琦善站在一起，谁都知道两军对阵的结果，也都知道抗旨不遵的下场。决策只能由琦善一个人来定，结局也只能由他一人来背。
1月25日，按照义律的要求，这一天是签订和约的日子。琦善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广州，广州全城的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送他。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跟义律在莲花城会晤，去落实《穿鼻草约》。
咄咄逼人的义律，没有给琦善任何喘息，整整两天的谈判，让琦善身心疲惫，双方的争执还是香港问题。义律要求的是割让香港全岛，而琦善不厌其烦地解释，只是寄居一地，是仿澳门的先例，在不损失主权的情况下，给英国商人一个居住之所。说白了就是另建一个商馆，由英国自己内部秩序。
琦善不断地向义律解释，自己虽然是钦差大臣，并没有签订条约的权力，目前所说的寄居，也只是代为肯请皇上批准。
1月28日，就在义律跟琦善谈判的时候，英军已经实际占领了香港，举行了占领仪式，并照会清军大鹏营，要求退出香港，将香港岛交给英军管辖。这一切，琦善被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情。就算是知情，他也没有办法，当年义律带着商船停泊在香港，林则徐也一样没有办法。
1月30日，琦善和义律的首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面对道光皇帝的严旨，琦善更是不敢签字，他默默地离开了莲花城。
他没有直接回广州，而是去了虎门，去视察各炮台的防务。呈现在他眼前的脆弱的士气，锈迹斑斑的铁炮，关天培的无奈，和江面上耀武扬威的英国战舰。
琦善垂头丧气，怅然若失地回到了广州，第二天，他去了林则徐的寓所，与林则徐聊了整整一下午。
按照林则徐的说法，琦善与林则徐聊天时，极力夸赞英军装备精良，诋毁广东水师无用。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实情，没有军事后盾，又让位极人臣的琦善如何折冲樽俎。反过头来，一旦战败，丧权失地，又让谈判的臣子去背那千古的骂名。
琦善进退两难。五天之内，他又与林则徐、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还有水师提督关天培，交流了三次。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所有广州高官联合起来，用和谈来对抗圣旨，换来广州城的平安。
2月9日，琦善召集了广州城里二品以上所有的官员，包括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还有广州将军阿精阿、汉军副都统英隆等等，商议应对义律以及道光皇帝的办法。
所有人的意见都是一样的，战则必败，损兵折将，而且和谈将会更难，广州的安危牵涉整个南中国，绝不能让洋人占了广州。按形势来讲，如今只能先稳住义律，以保住广州的平安。至于道光皇帝那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不得已，以广州全城官员的身家性命，去挽回道光皇帝的决定。
琦善差一点，就达到了目的。整个广州城的官员，在会议上都站在他这一边，所有人都同意，联名上奏，挽回圣命。
老天爷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戏弄着琦善。两次合约将要达成之际，都是道光皇帝的圣旨改变了形势，这一次，也没能例外。
就是在这一天，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得知了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他发了雷霆之怒，要求琦善全力攻剿，坚决不准和谈。广州会议刚刚结束，就在广州全城官员同意琦善用和谈方式挽回圣意，所有官员联名上奏的时候，道光皇帝的圣旨再次不合时宜地到达了。
大兵兜剿，勿使洋人片帆回驶，若有人胆敢抗旨不遵，抄家杀头。
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跟琦善站在一个阵营了。
前面是英国咄咄逼人的军舰，后面是道光皇帝严厉的圣旨，周围是同僚们冷漠的态度，琦善彻底走投无路。
整个广州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放弃，他又上了一道奏折，对整个广州的实情进行了汇报，他说：
臣身受重恩，天良未泯，怎么敢对洋务畏难苟安，况且自到广州以来，这些洋人对臣百般刁难，臣又怎么能不痛心疾首。但要灭了这些洋人，就必须跟他们打仗，只要稍有把握，臣立即请旨伸讨。
可是广州城外，虽然是内江，波涛汹涌，跟外海是一样的。各处炮台孤悬江中，防不胜防，地利无险可守。
各处炮台共有大炮二百多门，仅能安置在前面，两侧空虚，腹背受敌，数量不如洋炮之多，制造不如洋炮精良，现在赶造万万来不急了，军械实在无利可持。
这些洋人都在船上，专用大炮轰击两岸炮台，如果要跟他们交战，就必须驾驶水师战船迎风直上。广东水师良莠不齐，前几天竟然闹哗变，士气已经可想而知。再加上我军师船太小，无法装载大炮，不能跟洋人决战海面，士气实在不坚。
广东百姓见惯洋人，华夷杂处，洋人给予小恩小惠，就乐于为洋人所用，这是民情不固。
臣查前任督抚所奏的捷报，大多是内地船只和内地的炮，所谓捷报，不能全信。臣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安危事小，国计民生既重且大，一旦打仗不能取胜，损天威害民生，今后办理更加难以措手，臣与广州全城官员商议，即便是林则徐和邓廷桢，也承认交战实在没有把握。
臣遥向北京，跪求皇上，念在黎民百姓，不要急求治标，免使生灵涂炭。暂时示弱，只是为了整备军事，是为了今后进剿。臣为了天下苍生，不敢畏缩事外，也不敢欺骗皇上。
道光皇帝看到这道奏折之后，彻底被琦善激得怒不可遏。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天朝大军，竟然会敌不过数千洋人，面对琦善的萎缩畏战，他被气得浑身乱颤，他大骂琦善，就像当年骂林则徐一样。
你被人恐吓，说什么地利无险可守，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你说的这些，不就是想吓唬朕吗？你到底是什么肺腑，存的什么良心，你如此辜恩误国，简直是丧尽天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