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1.学问没有捷径——治学的方法
【题解】
本文是1935年1月13日在广西南宁市广西大学的演讲。陈翔冰、郑泗水记录。
【原文】
主席、白副总司令、各位同志：
我很抱歉，因为昨天在梧州一连说了两次话，喉咙有些哑，今天觉得更哑，恐怕在这么大的集会，不容易说得好。刚才听见主席说，我这次是受了李总司令的劝驾才来的，其实我早就有到贵省观光的意思，事前并已先拍电通知广西的友人，告诉他不久将来桂一游。所以，这次可以说是专程而来的。记得这次在粤谒见李总司令的时候，李总司令对本人再三叮嘱，希望本人不但要到西大看看，而且要到南宁以及其它各处去看看。今天能够到这里和诸位见面，心里实在感到非常的快慰！但是，本人来到这里，要讲什么题目才好呢？刚才宾南先生已经说过，诸位都是青年，所以在拟定的许多题目中，宾南先生特择“治学的方法”这一题要我来讲。
本来做学问，如果得到好的方法，自然容易与学问接近，所得的成绩也会比较的多。因此，我时常接得青年朋友的信，殷殷以治学的方法相询。说胡先生何以不告诉我们做学问的方法，以指导我们如何去做才会更有条理，更出成绩，让我们也好得到做学问的捷径。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的或在书信上答复，有的或在学校讲演，计前后已讲十七年了。去年三月初八到天津去，也是讲这个题目。当时，因为早到了半天，就在旅馆中重温旧稿，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增改，但是愈看愈怀疑，到最后恍然大觉大悟，深觉十七年来所讲这无数次的治学的方法，都是错误的，于是就把旧稿都撕掉了。
三月初八那日所得的新觉悟，使我明白，治学有无成绩，有无结果，不是单靠方法就可以做到的。在方法之前还须有更重要的先决条件，那些先决条件不具备，即有方法也是没有用的。《西游记》的孙大圣，因为上西天取经去，怕路上要遇到许多艰难，所以就求观世音给他三根救命毫毛，放在身边，以便解决一切的危急。假如做学问也和唐僧求经一样要经过九九八十一劫，那么，难关还有一定的数目。然而做学问这一条路的历程，却是无穷尽的，其难关也不止九九八十一。如果我可以借给你们三根毫毛，或者一把百宝宝钥，以便诸君都能够深达学问的堂奥，岂不甚妙？无如我去年三月以来的新觉悟，使我知道做学问是无捷径的，也无小路可走，更无三根毫毛般的百宝宝钥可求。我们应当在方法之外，先解决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依据这种基本条件以建立学问的基础。以后，治学的方法，自然而然的也就有了。现在我把去年在天津旅馆里所觉悟到的两个基本条件贡献给诸位，这或许比三根毫毛还有用呢！
我以为在做学问之前，应先有下列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博大的准备；第二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兹请依序说明之。
第一，准备做学问的准备工作。就是先要打个底子，先要积知识经验，把基础打好。基础打好的，学问的初步也就有相当的成功了。做学问的第一步功夫，先在日日探求知识，搜集材料，不要即谈方法，更不要急求成绩，知识日深，材料日鑫，自然有方法，有成绩了。即古人所谓“开卷有益”之意也。所以现在做学问不但要开卷，而且什么东西都要用，以作学问的基础。诸位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段佳话，说牛顿看见苹果自树上坠下，后来就依之发现地心吸力的定律。这种稀世的发明，不独当时和现在的学术界受了绝大的影响，即将来影响于学术界亦必无穷尽。但是苹果的坠地，可以说是我们天天所看得见的，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去发明，倒让牛顿发明了去呢？原来我们所以不及牛顿的地方，就是因为没有牛顿的博学的基础。我们都以为苹果的坠下是当然的，用不着再加怀疑，但是牛顿对苹果的坠下发生了怀疑，他想：苹果为什么不向空中飞去呢？他的成功是因为牛顿有了精博的学问，对于当时十六、十七世纪的新科学有了深切的研究。因此做学问必要先有丰富的知识来做基础，这是不待言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做学问的先决条件，不是重在先得方法，而是在先求知识，抱定开卷有益的态度，先造成广博精深的基础，然后才来做学问。宋朝的王安石，其道德、学问、功业，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等人。他有几句很警惕的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的朋友曾子固因为看他做学问方法太杂，就写信勉励他。王安石先生因此就作书答他说：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体而无疑。盖后世之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
我们现在离王安石先生的年代，虽已有八百余年之久，但一读他前面的一段文章，再把“致其知而后读”的意思仔细体味起来，深觉其言，实大有至理。所以做学问应该以广博精深的学问来做基础，不论它是牛溲马渤，竹头木屑，都要兼收并蓄，使对于各种知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然后做学问才能有成绩。否则，即有孙大圣的三根救命毫毛，亦无补于事。不过，或许有人对于“致其知而后读”的意义还有怀疑，现在请再举例以明之。
我现在要举例是《墨子》。《墨子》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墨子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兼爱的，反对儒家和杨朱一派的思想的。因为历来儒家的思想占了优胜，所以《墨子》这部书，就久被人所摈弃了。二千多年来去注意它的人很少，所以其中遂致有许多残缺讹误之处。全书最值得注意的，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这六篇记载着当时墨子学派的各种科学理论，一向因为没有人看得懂，注意的人就更少了。到了乾隆时代，才有人稍为看得懂，也才知道其中有须横看的。及至清末中西文化沟通后，中国人从西方学得了几何学、光学、力学之学，后来又有人懂得了论理学、知识论等，到了这个时候，把《墨子》的书打开来看，才骇然惊喜，原来在《墨子》里有许多地方是可以用这些新知识来解释的。不过，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人对于《墨子》一书能够了解的是这么少，到了后来能了解的人反而这么增多呢？我们的知识越多，我们了解《墨子》也越多。这就是“致其知而后读”的道理。所以从以上的论据看来，可以使我们明白，凡是知道的事物越多，知识就越广；知识越广，就越容易做学问。
说到这里，让我再引个例证，来说明准备工作对于做学问的重要。大家知道达尔文是一个生物学大家，他一生为了研究生物演进的状态，费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并且曾经亲自乘船游历全世界，采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和研究其分布的状况，积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原则来统括他的学说。有一天偶然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粮食的增加是照数学级数、即是依一、二、三以上升。人口的增加却是照几何级数，即是依二、四、八以上长，所以人口的增加快于粮食。达尔文看到这里，豁然开朗地觉悟起来了，因此确定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理。我们知道达尔文二三十年前所研究的是生物学的学问，但是还要依赖经济学来补助，才能替他的整个学问找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可见学问要广博，知识要丰富，不应只是注重于方法的问题，还须扩大学问的角度和台基，以为做学问的基础，然后学问才有成就的希望。
第二，养成良好的习惯。上面我已经详述做学问的工夫，须要有广博的知识来做基础，但是单持有广博的知识，还是不足用，此外，还要养成二三种良好的习惯才成。通常所谓论理学或方法论，想诸位也知道其中有演绎归纳等的方法。如果以为论理学或方法论可以完全解决做学问的问题，诸位早就可以在教科书里求得了。正因为做学问的功夫，并不单应在方法上考究，所以每一个人在学问上造就的深浅，都是有赖于良好习惯的养成。试看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如王念孙、戴东原、顾亭林、牛顿、达尔文等，那一个不是从良好的习惯中淘练出渊博伟大的学问来？所以在做学问之前，应有的第二条件，就是养成好的习惯。
良好习惯的养成约有三种：
1.勤（要勤快，不要懒，不怕苦。）
2.慎（不苟且，不潦草，不随便，要负责任。）
3.虚（不要有成见，要虚心。）
现在先从“勤”字讲起：
中国今日的新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古史辨》是对于中国史学上贡献最大的。他平生治学的功夫，有许多是可以取法的，他的好处就在一个“勤”字。试举一件事做个例。以前顾颉刚先生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人知道他的经济上很困难，就拿一本《古今伪书考》嘱他用标点符号标点出来，以便送到书店卖一笔钱。可是书交他之后，等了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还没有见到他交还。一天我到他房里去看他，问起这件事，他就拿出了一大堆的稿子来，已经整理成为一大堆有系统的史料了。我问他：“怎么倒弄成了考据呢？”他说：“这有什么办法，书中不是残缺不全，就是讹误百出，怎能不细心来替它整理整理呢？”这种不肯偷懒的精神，就是他在学术上成功的秘诀。
现在再让我介绍顾亭林先生的治学方法。大家都知道顾亭林先生平生治学是非常勤谨的，他为了要证明“服”字古音读做“逼”音，就不惮烦劳，把所有的古书检出一百六十二条的证据。可见古人做学问所以有成绩的缘故，不论在何种条件之下，都少不了一个“勤”字。
其次说到“慎”字。
我们做学问，不论中国字的一点一滴，一笔一画，外国字的小小一个字母，或是研究自然科学或数学上的一小圈，亦不可轻易把它放过。我看见现在有一班做学问的青年，其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太不慎，换言之，就是太苟且，太拆烂污了。譬如近人翻译外国文学书，竟将Oats译做橡树，即是将Oas误当作Oaks。虽只是一小字母的差别，但却将小麦译作大橡树，这不是谬以毫厘，差以千里吗？又以前曾看到一篇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女人生肺炎病，她的女友就拿猪肉给她吃，看到这里，心里很纳罕，即以普通常识来想，也知道生了肺炎病的人，无论怎样都不应该给她吃猪肉。后来一查原文，才知道是把Port误译作Pork。这不过随便略举一二而已，也就可见一班做学问的人太不小心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错误太小，就轻轻把它放过。治学的态度，要像做法官做侦探一样，丝毫不苟且，虽是极细微的地方，也要一样的注意。在这里我愿意再举出几个例来：
中国的文字中的“于”字和“于”字，以及“维”字，“言”字，都有其独特用法的，一向大都不十分去注意它。例如“于”字和“于”字的用法，普通以为没什么分别。可是有一位瑞典人高本汉（Karlgren）研究《左传》便发现了“于”和“於”两字的用法是各有不同的，这是我们所未尝注意到的。他还把它做出一个详细的表来。依他就用字法的研究的结果，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所谓的《左传》的作者鲁君子左丘明的真假实在发生问题，而据高本汉所证明的，此书的作者是山西人而不是山东人。
又我的学生某君，一次曾以“弗”和“不”两字有什么不同相问，并举出不少的例子以相示，我就嘱他继续去研究。后来，研究的结果，才知道“弗”字具有“不之”两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半夜邻有求，无弗给”，等于“半夜邻有求无不之给”。由此可见做学问要格外慎重的，研究自然科学的固然尤应该格外小心，即其它事业，如法官侦探亦何尝不应如此。
最末了说到“虚”字。
“虚”字就是“虚心”的意思。做学问贵能虚心，事先不为成见所入，一如法官的审察，虽搜集各种证据，都可加入罪名，但于证据中，还须再三慎重的考虑，避绝一切憎爱的成见，然后才不致于枉法。譬如苹果为什么会坠地，“弗”与“不”为什么不同……凡此种种都得虚心去考虑。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凡做学问所以能有成绩的，不在方法而在勤、慎、虚。换言之，就是要笨干。所谓科学方法者，亦离不了上述这三种要件。假使具备了这三种要件，科学方法就随之而来了。如王念孙、顾亭林、戴东原等，他们的学问何尝不是笨干出来的？我在西大讲演，说到“维”字，它的意义很多，如“维是文王”，“维是熙熙”，祭文上的“维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涵义各有不同。究竟“维”字在经文里怎样解说呢？《诗经》里就有三百几十个的“维”字。在我们都有些洋脾气的人，在这里自应先认为不懂，再去翻古书，把找得到的“维”字，都抄出来，一一拿来比较，然后就容易明白了，这样终于确定“维”字是一个感叹词。老子说：“维之于呵，相去几何”，也可以证明原来“维”就是“呵”的意思。
1942年，胡适获纽约州立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