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早年有济世志,后为避司马氏之打击,放浪形骸,以饮酒为乐而远祸自全。阮籍所作诗文,原有十三卷,后颇有散逸。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阮籍集》,分上、下两卷,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本子。
大人先生传(节选)
或遗大人先生书曰:“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成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披发而居巨海之中,与若君子者远,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行为世所笑,身无自由达,则可谓耻辱矣。身处困苦之地,而行为世俗之所笑,吾为先生不取也。”
于是大人先生乃建然而叹,假云霓而应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将为汝言之。
“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舍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往者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成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而丧身,营爵赏而家灭,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祗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夫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祥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祥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祥中乎!……”
【鉴赏】
《晋书·阮籍传》云:“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孙登为当时著名隐士,《晋书》有“孙登传”一篇。但阮籍是否遇孙登后写此文,以及大人先生的形象是否取材于孙登,现已无可考,亦不很重要。魏晋文人崇尚老庄,鄙弃儒家的礼法道德及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一种任情纵性、超然物外的生活,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以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著名,他“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由此看来,大人先生的形象不过是作者人生理想的化身,他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一种理解。《晋书·阮籍传》说:“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是极为精当的。
《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较长的赋体传记。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大人先生驳斥世俗之士的非难;第二部分写他遇见的隐士;第三部分写他遇见了通达的薪者,这里节录的是第一部分中的两小段:第一段是世俗之士给大人先生的信;第二段是大人先生回答的前半篇。
“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这是总起,强调一个“贵”字。“莫贵于”三个字,把君子提高到至尊至贵的地位。接着就从君子的行为和目的两个方面描绘君子的“尊贵”形象。君子们的衣服颜色、面部表情、说话语气、行为方式,都有一定的规则。他们见面鞠躬时折腰如磬(“磬”是古代乐器,形状曲折),拱手时像抱着一只大鼓,一举一动都有板有眼,连走路的快慢都符合一定的音乐节拍。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原来,至尊至贵的君子不过是迂腐至极矫揉造作的人。君子“束身修行”,“择地而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成为当世的榜样,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后世的准则,看来是颇为尊贵了。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心若怀冰,战战栗栗”。绝对地遵从礼法,不过是“唯恐遗失”罢了,这就现出了尊贵后面的虚伪性质。接着写他们的目的。作者用铺排的笔法,写君子们追求功名利禄的深重程度,而追求功名利禄的最终目的,则是“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高致”与“美行”和开头的“贵”字相钩联。把功名利禄之心和迂腐虚伪的行为称为“高致…‘美行”,正是绝妙的讽刺。这两句收束上文,转入下文,大人先生的行为之所以会遭到非难,仅仅是因为“与若君子者远”。而且非难采用的是同情怜悯的口吻:“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吾为先生不取也”。“吾恐”是为先生担心,“吾为”是替先生设想。这就使得这种非难显得滑稽可笑。
由于世俗之士对先生的非难,自然引出了大人先生的回答。大人先生“迪然而叹,假云霓而应之。”“迪然”是悠然自得的样子,显示出大人先生的自信与畅达。大人先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所以可以假借云霓而回答。作者没有马上驳斥世俗之士,而是先写大人先生的人生境界。“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这是道家的最高境界。《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万物为一,就达到了逍遥自在、任真自然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与君子的虚伪人生恰好形成对照,所以“非世俗之所及也”,世俗之士根本无法理解大人先生的志趣行为。接着作者就对世俗之士进行驳斥。先从万物本源上,指出君子遵从礼法道德的荒谬性,然后又从历史的经验上,指出君子追求功名利禄的危险性。最后则把君子比喻为裈中虱子,处处用虱子的行迹与君子的人生进行对比。“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与前文“卜吉而宅,虑乃亿祉”句对照,言君子的所谓“吉宅”就像虱子藏身的破裤子的缝隙一样:“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自以为得绳墨也。”与前文“择地而行”“足履绳墨”诸句对照,言君子遵从礼法的行为就像虱子在裤缝中爬行一样:“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与前文“挟金玉”诸句对照,言君子取得的利禄,就如同虱子叮人一样。君子如虱子,自然也就与虱子有同样的命运“死于裈中而不能出”。你们君子活在世上与活在裤子里的虱子有什么不同呢!庄子曾把苟且偷安的人比喻为虱子(参见《庄子·徐无鬼》),王充则把寄于天地之间的人比喻为生于衣裳之内的虱子(参见《论衡·本性》)。作者引申前人之义,视君子为虱子,表达对君子的鄙视和憎恶。
这篇文章以世俗之士赞美君子的口吻,描绘了君子迂腐虚伪的形象,并通过大人先生对君子的驳斥,批判了儒家礼法的虚伪性,揭穿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君子们可怜可笑的处境,文章写得妙趣横生,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作者假托有人给大人先生写信,借他人之笔刻画君子的丑陋形象,表面上是夸饰,实际上句句是讽刺。这样的讽刺手法比起直接嘲骂来,效果更强烈、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