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当天下午来到了塘村。
一个月前，塘村发生了一起有进步意义的事件，九百户佃农因不满地主余德水强行摊派给他们的一些劳役，自发地组织起来，来到余德水家的门前当众焚烧了余家的一个草堆。余德水害怕了，从而取消了那些劳役。九百户暂时性的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一事件被区委称为“九百户事件”，认为，塘村佃农们已具备了比较初级也比较自觉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果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此类斗争，那么就可以稳固胜利的果实，从而为将来进一步的斗争及其胜利建立基础。将革命思想输入塘村，并使之成为一支革命力量，已十分必要。也就是说，派一个同志进驻塘村迫在眉睫。经研究，区委决定由赵广发同志前往，因为，在整个区委，只有赵广发在塘村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那里有他一个远房叔叔，名叫赵永堂，正是九百户之一。不过，之前赵广发前往柳镇办事，至今没有回来，而且毫无消息，生死不明。不能再拖了，区委决定派我前往塘村，冒充赵广发。理由是我和赵广发是老乡，从小认识，一度关系密切，亲如兄弟，更重要的是，口音相同，对赵广发的家庭十分了解，不至于因冒充而被对方怀疑。区委梁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虽然这显得有点困难，但组织上相信凭你的机智和勇敢，一定能光荣的完成这一任务。”
他们早上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烟火巷子里走。自从我被派到这里来之后，一直住在烟火巷，已有半年之久。这是一条狭窄、肮脏的巷子，给人感觉灰扑扑的。住在这条巷子里以来，我养成了早起的的习惯，可没有吃早饭的习惯，这使我怀疑我的胃可能出了问题。是的，我的心情一直很糟糕。至于我为什么总是心情糟糕，我也搞不清楚，也许正如梁书记对我评价那样“该同志情绪一贯低落，觉悟不高，所以办事不力”。因此，他们很少交任务给我。我所能做的事在他们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缓解我的忧虑，我总想在巷子里走走，这些曲折不堪的巷子，我幻想自己可以找到一个非常新鲜的出口。我就这么走着，然后捱到中午再去找他们吃饭。一般也没什么任务。实在无聊，下午大家就聚一起打打牌。赵广发去柳镇算是半年以来唯一的任务。现在，第二件任务是去塘村，也需要赵广发去，这说起来真挺令人难为情的，仅有的两个任务居然都是派赵广发去干。所以，他们提出叫我冒充赵广发去塘村，我立即答应了。
我是当天下午到达塘村的。路并不远。从烟火巷到镇上，然后顺镇上那条向北的大路走，到江边，叫一条船，过了江，就是乡下了。乡村大道两测就是田地，田里都是干活的农民，我一路问着就来到了塘村。
赵永堂，一家三口，夫妇二人和一个叫赵兰兰的女儿。家里很穷，只有两间草房，一间是其夫妇的卧室，一间用作厨房和堂屋，另外还在角落里摆放一张床供其女儿睡觉。很显然，赵永堂对我这个“侄子”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自称十八岁离开老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只偶尔通点信，最近些年可谓音信杳无，因此，他老泪纵横。然后，他拉着我的手不断询问“家里的情况”。当然，他问到的人我大都知道，比如赵广发的祖父母和父母等人。其祖父母当然早已死了，我只得面露悲伤的神色告诉他：“爷爷奶奶早已死了。”当他问到“我”的父母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因为我的父母也死了，而赵广发的父母还活着。我心情沉重之极，但必须如实回答：“他们都好着呢，天天念叨着你老人家……”随着交谈的深入，看着他喜忧交加的神情，我恍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赵广发，似乎真的见了亲人。所以，我总体上还是感到快乐的，确实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他们问到我的情况的时候，我想，不急于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就谎称做点买卖，最近路过此地，按照当年信上的地址特意来看望。他们对我的其他问题没有深究，我想，如果他们问我买卖的具体情况的话，我可能就有点难以回答了。事实上，我以前是个放牛娃，后来参加了革命，并没有工作过，对做买卖更是一窍不通。好在他们的兴趣在于我买卖的能挣多少钱上面。我就随便报了个数字，没想到那个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数字使他们十分吃惊。赵永堂说，那能回去买五十亩地了。我只得故做谦虚地摇摇手，微笑一番。为了体现他们吃惊是正确的，我把身上唯一值钱的怀表送给了赵广发的堂妹兰兰。自从我进了她的家门之后，她就一直僵硬地埋首坐在她那张床上，一言不发。见我送怀表，赵永堂夫妇推辞了一番，后来看推辞不掉，就喝斥女儿道：“还不快接着，谢你广发哥。”赵兰兰也就迅速地接过我的怀表，因为紧张，像从我手中抢过去一样。在这个瞬间，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个挺好看的姑娘，一点也不像赵广发，也不像赵永堂，如果一定要说像，那只能像她妈妈王氏。可以看得出来，王氏虽然年近四十，但仍然有几分姿色。
他们问我住几天，我说明天走。他们说，多住几天吧。我答应了。
晚饭时，我就在一直思考，晚上我该睡哪儿？饭后，赵永堂安排我跟他睡。母女二人睡在女儿的床上。我是个对床铺敏感的人，他们被子的气味是陌生的，床的方向是陌生的，窗户的亮光也是陌生的。我也不习惯赵永堂发出的巨大的鼾声。到了夜里，我听见另一个房间的声音，不知道是母亲还是女儿，她从床上爬起来，坐在一个我白天见识过的马桶上撒了泡长长的尿。撒完尿，她还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仅如此，尿液激起陈旧的尿液，气味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房子，但我并不反感这样的气味，反而觉得很熟悉，熟悉到自己曾经就是那些尿液或气味。这些都刺激了我，使我也想起来撒尿，但赵永堂睡得那么死，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撒尿。难道也在那个马桶里尿吗？或者我该打开门走出去，在屋外的篱笆边解决？或者走更远一点？这些问题使我十分痛苦，而且越发觉得憋得难受。我突然觉得自己来到这里是个错误，连撒尿的权力都没有了。可是，我身负重任……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睡着。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赵永堂还在发出巨大的鼾声。为了不惊动他，我蹑手蹑脚得穿好衣服，掀开与另一间房相隔的帘子。在堂屋，床上只剩下一人，在微弱的暗光里，她背对着我，看头发，应该是赵兰兰，被子裹着她年轻的身体，看起来十分安全。床边是灶，锅里正冒着热气，看来，王氏已经起床了，而且做好了早饭，只是不知道人去了哪儿。我赶紧出了门，外面空气十分新鲜，一望无际的田地，即将成熟的玉米也一望无际。阳光已初露端倪，给万物镀满了金边。我像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景象那样激动，更像相别多年今又重逢那样激动，甚至连撒尿都忘了。
乡村大道上依稀有了一些行人，他们是早起干活的人。有一个牵着牛、穿着朴素的衣服的老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认真得看了看我，我朝他友好地点了点头，他居然害羞得笑了，赶紧咳嗽着加快脚步拖着那头笨重的牛朝远处一块青草地走去。
我是在距离赵永堂家不远的一片玉米地里撒的尿。这是一泡很漫长的尿。等我撒完，还意犹未尽地站在那儿抖动着身体，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主导了我。在我陶醉于这一切的时候，王氏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是从玉米地里突然钻出来的，我来不及收回。看来，她也惊呆了，盯着我的手看了半天，才赶紧别过脑袋一言不发地绕过几根玉米杆匆匆忙忙地回去了。
吃早饭的时候，我和她一样都很尴尬。不过，我想，我有任务需要完成，这只是个小小的意外，而且也算不了什么。
上午，我坚决要求和赵永堂一家去田地里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我绕了很多圈子才问了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九百户事件”。可惜赵永堂似乎对那件事并不热心，觉得只是一件小事，而且都过去那么久了。老余（即余德水）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蛮不讲理。对此，我置之一笑，并不上心。在我看来，赵永堂及他这样的佃农因长期遭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已经麻木了。这更加证明，把革命火种引入塘村是多么紧迫的事情啊。
下午，赵永堂一家都去田里劳动，并在午饭时坚决要求我不用和他们一起下地，可以睡午觉，不想睡，也可以在村里随便转转。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我开始在塘村转了起来。熟悉地形是很重要的。我绕着余德水家的大宅院边走边观察，好像是希望他家围墙有个缺口，那样似乎我就可以爬进去。但是，事实上，他家宅院有无缺口一点也不重要，即便有，我也不会爬进去，因为爬进去毫无用处。爬进去该干点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懂。可是，我仍然转来转去，而且一直盯着他家的围墙看来看去。这使我自己都不能不相信，我正是希望这一圈坚实的围墙有一个缺口。
后来，我转到余家宅院的门前，果然看到那个草堆被烧掉的的黑色痕迹。
此外，我还拜访了一个月前那件事情起带头作用的陈二。陈二对我并不欢迎，当我提及那件事情后，他显得十分抵触，不愿多谈。他反复强调的一句是：“我并不是你说的什么带头人。”
看来，要在塘村发动革命斗争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只得悻悻而归。
回到赵永堂家的时候，天就快黑了，我看到他家屋顶上那个巨大的夕阳，心里充满了苦恼。一天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赵永堂夫妇还没回来，这样也好。看到王氏我就有点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