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
一、商业时代的“摩西”
在《圣经》中，《出埃及记》记述了公元前1220年，犹太民族的立国之父摩西在上帝信仰的指引下，带领六十多万犹太人逃离埃及法老的残暴统治，摆脱奴役，实现自由，并最终建立自己国家的事迹。在后世的文化演绎中，摩西成了集领袖与信仰为一体的神圣符号。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与摩西领导的“犹太人出埃及”遥相呼应，同时照耀着东西方。
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评价道，“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是带领中国走出黑暗的修道士”。长征曾是一场战争的退却，共产党人的命运前途未卜，然而，“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军队，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49、163页。
摩西的社会动员靠的是上帝的信仰，而毛泽东的社会动员靠的是新社会的理想，二者异曲同工，同样激发了追随者对未来的渴望，并最终造就了东西方两个伟大领袖。
在世俗化的商业社会中，法老与奴隶之间的斗争已成为历史，独裁者与革命者之间的斗争也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市场经济中，如果还有一种对立的话，那就是穷人与富人、小公司与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领袖、道路与信仰是所有前进途中的企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二、“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摩西，犹太人走不出埃及；如果没有毛泽东，红军无法取得长征的胜利。事实上，当代中国企业家对毛泽东的迷恋除了他灵活巧妙的兵法之外，主要是服膺于他的领袖精神。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曾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拿破仑的评价。
拿破仑是一位“革命的皇帝”，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非常相似。所谓“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其实指的就是领袖精神，一种能够掌控世界的绝对意志。
事实上，在拿破仑称帝之前，他的领袖意志就已经将欧洲征服了。拿破仑的部下凡当姆将军说：“他的魔力令我迷醉，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魂飞魄散。我既不信神，更不相信魔鬼，然而只有在他面前，我就像个孩子一样禁不住浑身颤抖。为了他，我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美\]罗伯特·格林：《诱惑的艺术》，刘春芳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86页。
具有领袖风采的人不但身受群众爱戴，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的慷慨热情，使他们甘于效命于领袖的事业。一般来说，领袖的气质是“现实存在”“自我宣扬”和“外在形象打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领袖身上会体现为极度的自信、宏伟的理想和澎湃的激情，并最终让人们坚信，领袖就是“神”，就是“圣人”，就是指路的“明灯”。
毛泽东的伟人气质早已脱露形迹，他在青年时代就是学生领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曾在大雨滂沱的夜晚独自跑到岳麓山顶，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3页。
1917年，他写下了“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句子。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
毛泽东的卓尔不群增加了他的号召力，甚至他的怪癖都成了魅力，使很多青年学生愿意追随他。
对于后来的红军来说，毛泽东更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崇拜的革命领袖，这不仅源于他辉煌的战绩，更源于他融诗人、哲学家和先知为一体的精神魅力。他将飞雪视为“飞起玉龙三百万”（《念奴娇·昆仑》），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其三》）
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罗斯·特里尔刻画了在1935年期间，这位中国“摩西”的领袖形象：“（毛泽东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像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同上书，第155页。
更为令人惊服的是，这位与拿破仑一样的“马背上的摩西”虽然首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他本人却并不喜欢摸枪和带枪。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中，他大概只挎了一天的驳壳枪。虽然指挥着人民军队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国土，歼灭了八百多万国民党军，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射杀过一个人。肖显社、沈丽文：《统帅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2页。
毛泽东一生中作诗词无数，其中最能体现“领袖风采”的当属《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作于1936年2月，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筹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首词中，革命者寻觅到了英雄主义之梦的复苏。毛泽东的领袖意志给共产党人注入了强大的信念，使之坚信自己担负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词中的几位皇帝或英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领袖人物，然而在新的革命事业面前，他们的功绩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这样一首气吞山河、充满领袖精神的词作令革命者振奋，令对手胆战心惊。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当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送给柳亚子的时候，引起重庆轰动，国民党的才俊精英、御用文人们无不为这首词的气势所折服。蒋介石读后寝食难安，忙不迭地在媒体上组织御用文人围攻，批判词中有“帝王思想”。程舒伟、孙启泰、王光远：《蒋介石秘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第251、252页。可是，对于一个革命领袖来说，帝王思想又算得了什么呢？蒋介石惧怕的恐怕不是“帝王思想”，而是像黑格尔一样惊诧地看到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三、做一个革命型的领袖
什么样的领袖是革命型领袖呢？美国领导学研究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认为，革命型领袖应该“充满热情、专注、忠诚、无情、自信、勇敢、不知疲倦，通常很严肃，还经常很残酷……他的成功依赖于强大的价值观念体系，依赖于对大众需要的回应，依赖于对异己的系统性压制……”\[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常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283页……
一个没有领袖的军队无法赢得战争。同样，一个没有领袖的团队也无法赢得商业战争。在当今的中国，尚未“出埃及”，仍然处于“茫茫黑暗”之中的创业团队难以计数，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无数个坚毅果敢的团队领袖站出来，带领队伍打一场漂亮的营销战役，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向毛主席学“领袖意识”非常重要。一个企业要想快速发展，也需要找到自己的领袖。那些贬低企业家的领袖作用，强调企业制度重要性的理论是不足为信的。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如果离开了韦尔奇就不会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而没有松下幸之助就没有松下电器。在中国的企业界，领袖成就企业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比如没有张瑞敏就没有海尔，没有牛根生就没有蒙牛，没有马云就没有阿里巴巴……
企业需要领袖，需要一个精神核心。团队好比一群羊，如果领头的是一只狮子，整群羊都会变成狮子。当代的营销战实际上是一个高手过招的过程，不是公司对公司的制度战，而是领袖对领袖的思想战。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中层以下的员工和团队都是领袖思想的继承者和执行者，他们不具备与企业领袖对话的能力。
日本的一位学者德田教之在他《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一书中使用了“内聚力”“权力的积聚”“超凡领导能力的启动”等用语来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序言。没有一个精神领袖就无法形成团结的整体，无法打造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创业团队。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与磨炼，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领袖，张瑞敏、柳传志、鲁冠球、王石、黄鸣等都给我们留下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毅身影，如夸父追日般地执着于自己的事业理想。
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的商界中，资金与项目都不是创业的障碍，关键是缺乏一呼而天下应的商界领袖。巨人集团失败以后，史玉柱凭借几十万元就令脑白金崛起，一火就是十年，其原因在于史玉柱这个名字在脑黄金时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具有市场号召力。拥有了传奇般的领袖精神效应，创业团队就能迅速集结，而市场的开拓也是轻而易举的。
虽然领袖的作用很重要，但是，我们还要明确一点，即领袖不等于独裁，领袖的权力与追随者的需要和目标是不可分割的。美国著名的政治领导学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根据领袖与追随者，或者说领导人与下属的互动形式，将领袖划分为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领袖，伯恩斯称之为交易型领袖。这种类型的领袖，其领导艺术基于强烈的功利目的，要么出于经济的金钱交易，要么是政治上的权利共谋，或者有更多隐藏的心理动机。这些交易者并无共同的、持续性的目标，只有短暂的交易，随时都可能分道扬镳。利益的引诱并不能永保下属的跟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