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黄金价格只发生了些许变动，在尼克松冲击之后大约上涨了10%。但到1973年夏季，金价已攀升到每盎司约90美元。到1979年，这一系统性变化的效应已多数被吸收，黄金以每盎司约250美元的价格交易，美元对黄金已贬值6倍，这也说明美元在战后时期被高估了。其他货币也作了调整，尤其是德国马克、日元和瑞士法郎，它们相对于美元都升值了。但新的汇率均衡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台，可以据此做出贸易和投资决策。
全球进出口商品贸易在1970~1980年间，每年以20%的比率增长，超过1960~1970年间年增长率的两倍。随着外汇管制的消失（在浮动汇率环境下已不再需要），每日外汇交易量大幅上升，这既反映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也反映了金融投资交易的增长。这些金融交易涉及投资于世界上多个金融市场资金的流动，尤其是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以及正在繁荣发展的新兴日本市场。
世界金融投资资金在10年间总体上增长了一倍有余，使得国际市场间的套利有了可能，也有助于固定收益市场的一体化。新汇率机制容许市场对认为可能已偏离正常轨道的汇率和利率施加压力。这种压力的传递也大大助长了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的波动性。而波动性的上升又吸引了交易者的注意。
尼克松冲击让华尔街大吃一惊，但也并没有让华尔街多么不高兴。这一冲击似乎是强硬的老尼克松找到的一个适当办法，要向一帮忘恩负义的外国人表明，从此以后，他们得换一种方式与美国打交道，同时还向他们表明，美元官方贬值这个“妖怪”（尼克松本人所用的措辞）“已被安葬了”。但是，待在高盛公司规模极小的国际业务部，我们知道尼克松冲击会改变我们的业务，因为我们的业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洲债券的发行。
首先，对资本流出的强制性约束肯定会消解，这意味着高盛现有的美国客户不再被迫到欧洲市场去融资。
其次，这意味着美国之外的证券发行人可以重返美国市场——但它们有这个意愿吗？欧洲债券市场能够提供它们需要的东西，也许成本还要低些，因为在欧洲，欧洲公司不会被视为外来者，不会被要求为资金支付溢价。
所以，属于我们的未来业务，可能会涉及目前尚不在我们客户名单中的发行人，也可能会涉及我们在其中没有多少或干脆就没有发售能力的市场。我们的业务计划不得不作出变更，强调向欧洲和日本发行人做营销，并培养更好的国际发售能力。
石油冲击
正当我们辛苦地执行业务计划的时候，犹太赎罪日战争开始了，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在1973年10月6日突然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战争仅仅持续了3周，但结果是石油价格政治化了，10月6日前油价还是每桶约2~3美元。此后，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继伊朗（当时伊朗仍是君主制国家）之后宣称，它们不再把石油运往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并将大幅减少石油产量、提高石油价格。油价便迅速飙升到每桶13.5美元左右，然后到年底是15美元，这时离联合国停火协议结束战事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深幅下挫，经济预测很快被修正，预计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会发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会降低。
这一突发事件造成的即时震荡，比尼克松冲击来得更加强烈，因为人人都想象得出短期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有地方的生产、运输和房屋成本都会有相当大的涨幅，就像全球有了一次大幅增税一样。经济衰退会接踵而至，资金会流向并不需要的中东地区，过多地从世界上需要资金的经济增长引擎地区流失出去。不过，我们必须作出调整，以便有能力争取到一份再投资业务。高盛公司在波斯湾地区并不很知名，但乔·福勒碰巧认识那里的几位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石油美元流向产油国，在那些国家，又被投资于银行大额定期存单和短期存款，直到那些国家的政府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处理这些资金。银行接受石油美元存款的利率是打过折扣的伦敦银行间同业存款利率，所以，如果银行能把这类存款再贷出去，这类存款对银行便很有价值。但是，经济形势已这样不好，又有谁想借贷呢？沃尔特·瑞斯顿领导的花旗银行首开先河之后，其他银行争相仿效，很快便团团围住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不易筹措资金的借款人，以大大高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利差向它们贷款，锁定数额很大的贷款利润。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了贷款变得“不良”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位说阿拉伯语的伊朗人，他曾是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请他与我们一同工作，为高盛公司拉来一些业务。我们还成功地协助公司避免被列入“阿拉伯黑名单”，这份名单阻止已知或疑似与以色列有联系的公司与任何伊斯兰国家政府做生意。我们认为，会有大量石油美元找到途径流向瑞士（石油美元在此可以获得保密），因此欧洲市场可能会一时间充溢着多余现金，这使得美国或日本大型公司的欧洲债券发行可能会以很好的价格完成。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至少有一小段时间便是这样，但美国的市场形势正趋恶化，美国大型公司也不需要融资，我们的计划因此受到了挫折。石油冲击虽然在全世界引发了深度通胀，致使大量公司财务困难，但也让人重视了先前不存在的创新和适应能力，金融服务业务的竞争开始反映出这种重视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对华尔街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岁月，结果，很多传统的客户关系都改变了。
沃克尔冲击
1976~1980年间，在吉米·卡特总统的整个任期内，通货膨胀快速上升。1979年发生了伊朗国王被推翻的伊朗革命，促使本已很难应付的油价从每桶15美元骤升至每桶40多美元。同一年，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黄金价格创下新高，每盎司680美元，19倍于尼克松冲击之前的价格。美国短期国债利率已超过10%，仍在上升。然而，虽有如此高的利率，实际利率（即现实利率与通胀率之差）还是负值——市场上仍有许多资金寻找贷出或投资的途径。1979年10月，接受卡特总统任命，担任美联储主席仅数月的保罗·沃克尔认定，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必须让已达到13%的通货膨胀掉头。他把利率提高到惊人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点，他急剧削减货币供给，改变了货币政策。据研究美联储历史的威廉·格雷德说，这“在现代经验中，未曾有过先例”：
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美联储几乎将货币价格提高了一倍。尽管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沃克尔这样做的实质意义在于——单向急剧提高利率。几个月之前，美联储的理事们还在争论是否要提高0.5%。现在，美联储正把联邦基金利率从11%推升至20%。其他短期利率也亦步亦趋地跟进。
这是美联储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强力使用货币政策，立即对经济产生了影响。股市和债市暴跌——20世纪70年代充满了这样的暴跌——失业率急速攀升，到1980年年初，经济衰退开始来临，吉米·卡特这时也在努力寻求连任。实际利率不久便转而变成正数，到1981年升至4%，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到1982年年底，金价跌至每盎司300美元，名义利率仍在下降，美元在升值，美国新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已重新任命沃克尔为美联储主席。
对于我们这一小群身在高盛的人来说，沃克尔冲击是影响极大的。它使里根得以当选总统，使市场获得了信心，经济指标开始好转，也使投资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得到了安慰。或许，沃克尔冲击也帮助里根让美国国会通过了他的减税政策，很少听到反对声音。当然，沃克尔冲击也引发了股票和债券的大牛市，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象征。然而，沃克尔冲击对欧洲市场的影响要胜过任何地方。
欧洲市场进入成熟期
瑞士银行充满了现金，有一部分来自产油地区。也有一部分来自日本和其他地区，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对这些地方进行投资，略过了深受困扰的美国。随着利率下降和美元升值，它们非常乐意再回来购买以美元为面值的股票和债券。但瑞士银行在为客户保密方面有严格规定，除非购买的债券是不记名的，并且免于缴纳发行人所在国税务机关征收的预扣税款，否则不愿意购买债券。客户名称不得向要求认明投资者身份的债券登记机构或税务机关提供。美国财政部不发行不记名债券，所以瑞士银行不能购买美国国债，本来它们是更愿意购买的。然而，它们可以购买美国知名公司发行的AA或AAA级债券，不过，还有一个条件，也就是这些债券购买时必须免缴纳预扣税款，可是美国公司在国内发行的债券并非如此。于是，美国公司通过位于税收天堂，已受担保的子公司来发行欧洲债券，可免于缴纳预扣税，这种做法似乎对各方都有利。但20世纪70年代并未大量产生美国公司发行的欧洲债券，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相当不足，所以没有多少这类欧洲债券可买，这倒给那些已有的欧洲债券带来了稀缺性溢价。
一阵狂热
有些瑞士银行开始主动找到有偿债能力的美国大公司，以很低的利率与它们做生意；为了创造适量满足客户需求的债券供给，这些银行实际上开出了美国大公司无法拒绝的条件。譬如，宝洁公司是高盛的AAA级公司客户，家喻户晓，如果它想在纽约市场筹资1亿美元，就得支付8%的利息——这与期限相同的可比美国国债相较，会高出比方说50个基点，还不包括其他所有成本和费用。我们可以去找一家瑞士银行，提出作为副主承销，与他们共同承销宝洁公司发行的1亿美元欧洲债券，向宝洁开出包括一切成本在内的，比方说7.85%的发行费率。
瑞士银行与我们分享承销费用，还向它们的客户收取通常都很高的经纪佣金，客户会乐意拥有这样的债券，这种债券相对于瑞士法郎在升值，因为美元在走强。这些交易在伦敦引发了一阵债券发行热，不仅让瑞士银行四处活动，努力参与到所有的这些交易中来，也让这些债券吸引了其他有点类似的非美元投资者，例如英国、挪威、科威特、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国有大型投资基金，以及日本的保险公司，它们都拥有大量可投资资金。不久，AAA级美国公司（以及评级较低的美国著名公司）都利用欧洲美元债券市场，债券利率不仅不包含高于美国国债的溢价，反而有所折扣——在美国本土是绝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1982年，我负责高盛公司的欧洲业务，活动中心在伦敦。那一年，美国公司在伦敦发行的高评级公司债券要多于在纽约的发行量。当我告知纽约的公司合伙人这个统计数据时，他们大为惊讶，因为像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怎么可能？”他们问道，“对于我们的业务来说，伦敦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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