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几十年来，全球的国际化更多地表现为美国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美元的国际地位以来，美国的投资银行几乎没有放过全球的任何一次机会。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还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改制上市都成了以美国为首的投资银行的饕餮盛宴。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把美国投资银行养得脑满肠肥，难怪鲍尔森在他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时不远万里，70多次造访中国。直到他当了小布什时期的财政部长后还频频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让中国金融资本市场更加打开门户。
也许历史性的转折已经开始，美元的力量和美资投行的力量已成樯橹之末，未来10~20年是不是有更多国际化投资银行来扮演投资银行的角色，让国际化走出美国化误区，应该是一种期待。
1968年年底，58岁的亨利·福勒，作为林登·约翰逊总统内阁将要任期届满的美国财政部长，与其他少数几个人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这是最后一批由西德尼·温伯格独自挑选的新晋合伙人，6个月之后，温伯格便去世了。温伯格是约翰逊总统的支持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时工业生产局任职以来，就认识了福勒，此后两人断断续续地有些联系。
福勒，人人称为乔，本是一名律师。他原先对银行业一无所知，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他进了财政部，他在美国财政部开始是做副部长（1961~1964年），后来成了部长（1965~1968年）。在财政部，他做了两件很有名的事情，一是精心策划，让美国国会通过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时期的减税政策（1964年），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还效仿了这一政策。另一件是与联邦财政赤字作艰苦的斗争，就在1968年11月离职前，通过适量增税，成功地使联邦财政预算变成了小有盈余。
然而，美国对外国债权人的国际收支长期是负值，因此年复一年，流出国外的美元总是多于流回的美元，那时像现在一样，国际收支必须靠向外国央行和其他境外投资者出售黄金或证券，来作到平衡。结果，黄金便从位于田纳西州诺克斯堡的美国金库移往国外目的地——虽然与此地储藏的所有黄金相比，移往国外的数量并不算大，但足以让保守的财经评论员感到惊恐，于是，媒体通过他们便使黄金流动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乔竭尽所能，要阻止黄金外流。他引入“利息平衡税”，实质上就是阻碍外国借款者使用美国债务市场，他还针对美国公司的资本流出，制订了一个“自愿约束”的制度——后来自愿约束变成了强制性约束。这套约束要求美国公司，若在国外投资子公司、开设新工厂或进行其他任何资本购置，都必须在美国之外而非国内为这些项目进行融资。当时美国公司正在海外积极扩张，在欧洲和日本尤其起劲，那里的利率都要高于国内。美国公司不愿意被迫按较高的利率融资；华尔街当然也被弄得非常懊恼，因为政府的行为抑制了外国政府和公司在美国市场发行债券，也迫使美国公司在别处筹措资金。
不过，乔很强硬，这些措施也证明他有些过失。他采用了维护美元的政策，并强力推行这一政策，作为一部分结果，就是促成了一个新的具有替代作用的金融市场，欧洲市场，在美国之外发展起来。不到20年之内，欧洲市场便成了世界上一个产生资本市场交易的主要场所，在交易量以及新债务和股权证券的发行定价方面，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了。
欧洲市场的诞生，主要是在伦敦的银行分支机构中，出现了以美元为面值的存款。伦敦是一个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很便利的地方，在这里，美国银行监管部门鞭长莫及（因此存款免于遵守准备金要求），开立账户也不用向美国的税务机关报告。持有美元面值存款的银行，需要把这些存款投放在以美元为面值的投资工具上，但在欧洲，开始并没有这样的东西，直到“欧洲美元”贷款产生了才有。
由于美元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属于本币，于是银行之间便逐渐发展出了一个交易欧洲美元存款的柜台市场——你可以买入或卖出欧洲美元，可以投资于以欧洲美元为面值的贷款或其他金融工具。这便成了伦敦银行间市场，这里每日都会发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同业存款利率。20世纪60年代初，花旗银行引入欧洲美元大额存单，由此扩大了大额存单市场的范围，而英国的商业银行华宝证券则于1963年首次承销以美元为面值的欧洲债券，为意大利国有高速公路局建设高速公路干线进行融资。
这次欧洲债券发行量很小，只有1 500万美元，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华宝证券费尽心思，设法在全欧洲范围内达成一个共识：只要这类债券以“私募发行”的方式营销，其发行便不必向欧洲的众多证券主管机关注册，但必须由银行出售给客户。结果，这类债券的发行实际上是无人监管，也不存在国家管辖权问题，这意味着，它们没有真正纳入任何国家的法律或监管框架之中，也不会在任何国家招致税收的问题。再者，这类债券发行时不要求登记投资者名称——它们是“无记名债券”，到期偿付时，谁出示债券便向谁偿付——因此可以匿名持有，这对于欧洲及其他地方不想被追踪资金来源的要求保密的投资者，确是一大优势。
这类新出现的债券对欧洲的私营银行也很有吸引力，这些银行为客户管理着大额资金，特别是瑞士的银行，它们通过有保密功能的“编号账户”，为形形色色的人管理钱财，其中很多人都在藏匿资金，不让税务机关、家庭成员或外国政府知晓。这时的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刚刚度过20年多一点，人们还记得战时大量的私人财富，由于没有得到妥善藏匿，都丢失或遭窃了。银行为分销欧洲债券，会向客户收取很多费用，但是客户并不介意。相较于投资收益率，客户更看重匿名的特色，再说，投资收益反正也是留在编号账户中，不会被征税。
西德尼·温伯格对这一切了解得并不多，但他知道自己的公司客户在海外融资，他不希望客户流失到在国外比高盛更加活跃的其他投资银行那里，尤其是摩根士丹利、第一波士顿和规模较小，但在国外融资领域拥有独特优势的怀特维尔德公司。乔·福勒是在欧洲和别处为高盛打开门路的一个人物，他在1968年与新晋合伙人之一的迈克尔·科尔斯合作，被挑选去参与竞争激烈的国际业务。3年之后，我也已很好地适应了属于主流的（国内）公司融资部，新成为业务副总裁，却不顾所有同事的劝告，加入了小小的，但胸怀大志的国际业务部，和一帮兄弟努力着，要让世界对高盛开放。
1970年，高盛没有任何国外办事处，差不多也没有来自美国之外的公司客户。有一些国际经纪账户与外国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也有一些业务联系，但也只是如涓涓细流的所谓互惠业务。公司与重要国家的央行和财政部，如果说有些关系，也是很少，的确，在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在经济增长迅速的日本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日本当时正是最新出现的吸引眼球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与今天的中国很相似。高盛开拓国际市场，有很多工作要做。迈克尔·科尔斯是一个英国人，一直为高盛做欧洲债券业务，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没上过本科，十几岁时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参加过朝鲜战争。迈克尔于1971年在伦敦开了一个很小的仅有4人的办事处，他搬到伦敦时，公司安排我替代他在纽约的位置，如果谁的客户有国际业务要做，可以来找我。我同时还负责照看日本业务，定期到日本，在那里竭力争取业务。
我们当时在做一些国际业务，需要很在行地把欧洲债券介绍给国内客户，那些客户仍然在国际业务子公司新任董事长乔·福勒先前作为财政部长时制定的控制措施下运作。我们也有兴趣为发行可转换债务（能转换成股票的债券）的日本公司在美国或欧洲市场融资，有兴趣协助美国之外的公司在美国收购企业。然而，正当我们的国际业务启动的时候，世界却发生了变化。
改变世界的三大冲击
日本人常把突发的重大变化称为“冲击”。20世纪70年代期间，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冲击，这些冲击尤其是对华尔街及其所从事的业务带来了影响，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恰当或充分的理解。
尼克松冲击
1944年，美国政府召集所有同盟国，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会议，力求就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一致意见，帮助战后世界恢复经济和金融稳定。会议上诞生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诞生了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汇率机制。金融稳定实质上意味着要遏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是即将到来的战后经济复苏的一大隐忧。会上达成一致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求：美元以官方兑换率每盎司35美元钉住黄金；申请加入这一体系的其他所有国家（也就是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其货币必须以协商确定的汇率与美元挂钩。申请国政府必须强力捍卫汇率，通常采取的手段是调整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
然而，这意味着要对这些国家施加经济方面的纪律约束。实际上，这个体系必然会崩溃，因为最初的汇率确定于1944年，而那时所有有关国家基本上都由于战争影响，经济凋敝或混乱不堪。在战后复苏中，很多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负债比率，这些实际上又会要求汇率作出变化。但是，这一体系的设计意图是在维护最初的汇率，而不是经常或逐渐地调整汇率。高通货膨胀国家会被要求提高利率或实行价格控制，出口贸易很成功的国家又被要求抑制出口，或鼓励进口，以此让汇率保持在协定的水平上，但很少有国家能在经济上执行这些条款的同时，却不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有时，汇率调整不可避免，国家会突然，通常又是令人尴尬地宣布让它们的货币贬值。不过，这个勉强支撑了25年的体系，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似乎还是尽其所能地做到最好。
到1970年，越南战争造成的影响已开始在美国使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外国对美元的信心和敬意也开始减退。越南战争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不得人心。多个欧洲国家政府向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抱怨，美国的通货膨胀正在失去控制，让国际货币体系不堪承受。康纳利答复说，“美元虽是我们的货币，但这是你们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很可能让问题更加恶化了——1971年前6个月，220亿美元的资产逃离美国。作为对资产出逃的回应，1971年8月15日，康纳利宣布，美国将不再以黄金来兑换美元。如此一来，约翰逊政府便单方面“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致使美元除了在公开市场之外不能再兑换成黄金。尼克松作出这个决定，非但没有征求国际货币体系其他成员国的许可，甚至也没有与美国国会商议。不久，这项决策便被冠以“尼克松冲击”的绰号。
康纳利宣布之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价格便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为了维持人为的汇率由政府来决定了。这并不是美国有意为之的一种放松管制，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意外事件，是市场和政治压力施加于美国经济之上造成的。这样的事情果真发生了，也确是一个冲击。
当时，很多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包括乔·福勒，都担心浮动利率制会破坏国际金融稳定，危及世界贸易，从而带来再现20世纪30年代痛苦记忆的经济形势。他们对领导政府的聪明人有信心，但不能想象一个除了市场投机者之外无人控制的体系会是怎样。使他们非常惊讶的是，由市场决定的体系运转效果却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好，尽管颇花了一些时间才见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