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描绘的女人们在监狱中的景象，非常悲惨！彼此间冷酷麻木，毫无恻隐之心。然而艺术家是那仁慈的上帝，他能够看到每个女人心中隐藏于卑贱之下的无奈，以及那张无耻面具下哭泣的脸。纯洁而苍白的光，渐渐地在梅斯洛娃那原本卑微低贱的灵魂中闪现，最后，这束光变成了牺牲之光照亮着她，表现出一种动人的美，就像那束照亮了伦勃朗的一幅卑贱画面的阳光。作者声色俱厉，即使面对刽子手也亦然表现得声言厉色。“宽恕他们吧，仁慈的上帝，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时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为之感到愧疚，可他们不得不去干。
根据书中所流露的那种重压的宿命感，它其实既压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同时也压在那些让别人受苦的人身上。例如那个典狱长，他天性仁慈，早已厌倦了狱吏的生活；同样，对于他那个身体瘦弱、面色苍白、眼圈发黑的女儿总是练习弹奏李斯特的那首狂想曲，他也厌烦透顶；还有西伯利亚小城的总督，一个聪明而善良的人。他为了逃避自己想做的善事与不得不做的恶事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三十五年来一直借酒消愁，但即使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仍能自重，不失风度。另外，就是那些因为职业的原因而对他人无心无肺的人。
在书中各色人物之中，唯一缺乏客观真实性的就是主人公聂赫留多夫，因为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这个人物身上了。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众多最知名的典型人物的缺陷或危险了，例如埃尔特里亲王、别埃尔·比基多夫、列文等。但这些人物的缺点算不上太严重，因为他们由于地位和年龄的原因，处于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更接近的状况。但在这部书中，他把一位古稀老人的灵魂强制到一个三十五岁放荡的人的躯体中。我并非质疑聂赫留多夫的精神危机不真实，也不是说这种危机不可能突然发生。但在托尔斯泰所刻画的人物的以往生活中的秉性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在预示或解释这种危机。然而当危机展露端倪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了。
毫无疑问，他深刻地指出了聂赫留多夫最初掺杂了牺牲思想不纯的部分，以及他对自己的怜惜和孤芳自赏，甚至是日后面对现实时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厌恶。但他的这份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这场危机与之前的危机没有丝毫关系，虽然剧烈，但也只是暂时的。一切都阻挡不了这个优柔寡断的人。这位富有阔绰的亲王，他是那么的受人敬重，注重社会舆论。就在他准备迎娶一个心爱的漂亮姑娘为妻时，他突然决定抛弃一切——金钱、朋友、地位——而去娶一个妓女，这样做的目的竟是为了赎回自己以前的过错。而且，他的这个决定坚定不移地持续了数月。他经历并承受住了所有考验，甚至当他听到自己想要娶的那个妓女依旧过着放荡的生活时，也不为所动。[当聂赫留多夫听说马斯洛娃又同一个男护士通奸时，他更下定决心要“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这个女人犯下的罪行”。
]——这其中蕴涵着一种圣洁，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论的，使主人公隐晦的心灵深处及其机体之中看到其根源。但聂赫留多夫丝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气质。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碌碌无为但身体健康的人物，也是托尔斯泰笔下常出现的人物。其实，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十分实际的人[他在塑造初期的聂赫留多夫时，文笔雄健有力，内心充满了自信。这也是在其他人物身上找不到的。例如在描写聂赫留多夫第一次出庭前如何起床，怎样度过当天早上的情景上，真是无比精彩。
]，与属于另一个人的那种精神危机并存，而另一个人，也就是托尔斯泰老人。
在这部作品的末尾，同样给人以双重成分的印象，具体来说，是在运用严格的写实手法创作的第三部分中，出现了不必要的福音书式结论——这是属于个人信仰的行为，并非是从被观察的生活中得出来符合逻辑的理论。将自己的宗教思想加入写实主义之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在以往的那些作品中，这两种元素能够相互融合。可是在这部作品中，它们各自独立，没有任何交集。因为托尔斯泰的信仰已经逐步脱离实际，而写实主义的思想日益自由、尖锐，所以这两种元素的反差也就十分强烈。这是衰老的迹象，而非疲乏使然——关节已经僵硬了。宗教的结论绝不是作品结构的自然发展。这是Deux ex machina[拉丁语。译为：整体中走出来的上帝。
]……但我坚信，在托尔斯泰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怎样表白，他那不同的本质，即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丝毫不能融合在一起。
虽然《复活》中没有他年轻时创作的那些作品那么和谐完满，尽管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战争与和平》，但是，《复活》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诗篇，或许也是最真实的诗篇。在这本书中，我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作品里都看不到的托尔斯泰那明亮的目光，淡灰色的眼睛无比深邃，“那种直透人心的目光”，能够令每个心灵看到上帝的存在。
十七
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放弃艺术。对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即使他心有此想，也绝不能放弃他借以存在的理由。出于对宗教的考虑，他可以放弃发表作品，但绝不会放弃写作。他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近几年，在亚斯纳亚见到过他的保尔·巴维尔先生说，托尔斯泰一面写一些宣道或论战的文学作品，一面进行着艺术作品的创作，这两类作品交替着进行，成为了他的生活调剂。当他写完一本关于社会的论著，或者一些《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之后，他就会继续写一本讲给自己听的美丽故事，例如他的那部军事史诗《哈吉·穆拉特》。这是一部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英勇反抗斯卡密尔统治的作品。艺术创作已经成为了他的消遣，他的娱乐。但他认为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炫耀却是虚荣。
他曾经编著过一本《每日必读文选》（1904—1905），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真理与人生的看法。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真正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圣书到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尽收其中。除了这本书，托尔斯泰自1900年起创作的所有纯艺术性作品都是手稿，从未刊印。
反之，他大胆且热情地发表着自己针对社会论战含有攻击性、神秘性的文字。从1900年至1910年，社会之战将他最旺盛的精力吸走了。俄罗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一时间沙皇帝国摇摇欲坠。俄日战争、战后损失、革命骚乱、陆军和海军叛变、大屠杀、农村暴动等，这一切似乎标志着“世纪末日”的到来。——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为书名的。——1904年到1905年，危机达到了顶峰。在这几年中，托尔斯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巨大的作品，其中包括《战争与革命》[这部作品的原名为《只有一点是必须》。
]《弥天大罪》《世纪末日》等。在这最后的十年里，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托尔斯泰不属任何党派，也没有任何国家的色彩，他脱离了曾将他逐出门的教会[1901年2月22日，托尔斯泰因为在《复活》中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讽刺了弥散和圣体圣事，被东正教最高议会逐出了教门。
]，孤军奋战。他富有逻辑性的理智，他坚定不移的信仰，使他“二者必居其一，即离开其他人或离开真理”。
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老人说谎，无异于富人窃盗。于是，他选择脱离其他人，只是为说出真理。托尔斯泰将真理完完整整地讲给众人听。这位将谎言全部驱除的老者不知疲倦地抨击着一切社会迷信，抨击一切偶像。而且他不限于针对过去的暴政、迫害他人的宗教以及沙皇的独裁。对于这些他反而心平气静一些，这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向它们投石头。大家对它们都有所了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另外，它们也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并没有骗人。在他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信中写的是关于土地国有化的事，可参见《弥天大罪》。
]中，虽然对作为君主的沙皇不算恭顺，但却对作为人的沙皇充满了温情。他亲切称呼他为“亲爱的兄弟”，并请“他原谅，如果自己无意中惹恼了他”；最后补充了一句：“您的兄弟祝您幸福。”
托尔斯泰最无法谅解，并坚决予以揭露抨击的，就是新出现的谎言，因为以前的谎言已经被拆穿。他抨击的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幻想。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我们不清楚他最痛恨的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对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由来许久了。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军官，同时还在彼得堡的文人圈子中交际时，他就开始厌烦了。这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一个因素。这个骄傲的贵族，这个世家子弟，简直难以忍受那些知识分子及其大言不惭地说，无论如何都是在使国家幸福，可实际上，是将他们的乌托邦思想强加于他。托尔斯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而且出身名门，[勒鲁瓦·博里厄曾提到，托尔斯泰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祖居莫斯科，属于斯拉夫人的血统混有芬兰血统的大俄罗斯人。从形体上看，他更接近于平民而不像贵族。”
]因此对于这些具有自由色彩的新玩意儿，对于那些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他表现出了以往的怀疑态度；而经过两次欧洲之行，也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些成见。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这样写道：
“要避开、警惕自由主义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来时，他强调：“特权社会”没有丝毫权利和方法去教育那些它并不熟悉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淋漓尽地表达了他对自由党人的蔑视。书中的主人公列文就拒绝参加外省的民众教育事业，以及各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改革。作者描绘的外省议会绅士们的选举场景，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某个地方以新的自由政权替代旧的保守政权的欺骗伎俩。一切都没变，只是多了一个谎言。它无法原谅，也无须耗费几个世纪来认可。
旧制度的代表说道：“或许我们没有什么价值，可是我们毕竟持续了上千年。”
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滥用的“民众、民众的意愿……”等词句十分愤慨。哼！他们懂什么？什么是民众？
特别是在自由主义即将成功，准备召开国家杜马大会时，他强烈地表达自己对君主立宪思想的反对。
“近期，由于基督教义发生扭曲，致使一种新的欺诈诞生了，这使各族人民陷入到更深的被奴役的状态。有人假借一种复杂的议会选举制度，向人民鼓吹，假如人民可以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那么他们就相当于参加了政府工作；服从自己的代表，无异于服从自己的意愿，由此，他们也就获得了自由。事实上，这是一种欺骗。即使全民普选，他们也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因为：第一，在一个拥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集体意愿；第二，即使这种意愿的确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并非代表着这种意志。暂且不说当选者的立法与行政目的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不说民众的堕落是因为压迫和选举的腐败所导致——这谎言的毒害是十分威力的，那些屈从于这项制度的人会落入自我满足的奴隶状态……这些原本自由的人会让人想起囚犯，因为当他们有权选举监狱警务员时，它们就又享有自由了……专制国家里的人，即使处在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也完全是自由的。但对于身处立宪制国家的人来说，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接受并承认了对他施行的强暴均合法……现在，就有人想把俄国人带进一种同欧洲各国家的人民一样的立宪制奴隶状态！……”[参见《世纪末日》。
他疏远自由主义的原因是因为鄙夷、不屑。对于社会主义，如果不是他禁止自己憎恨一切的话，或许是痛恨。他对社会主义是十分憎恨的，因为他认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即自由和科学的谎言。它不是自称是建立在某种经济学的基础上吗？而且还说这种经济学的绝对规律能够影响世界前进的脚步！
对于科学，托尔斯泰是十分严厉而严肃的。而对于这种现代迷信，以及“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例如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特性、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的人们仍然像中世纪的人对圣母怀胎或物质的双重性那样地重视，但是托尔斯泰则用一种嘲讽挖苦的口吻通过文字对此加以驳斥。他嘲讽“这群科学的奴隶，他们和那些教会的奴仆一样，深信自己是来拯救人类的，并且还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像教会一样，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可笑的事他们彼此间从未一致过——因为他们分为许多门派；他们像教会一样，粗俗、愚昧。人类无法早日脱离苦海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摒弃了能够团结一致的重要因素：宗教意识。”[参见《战争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