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骜不驯的红狐舞影
——虹影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
钱虹.丁奇
我觉得自己曾经被毁灭过，曾经走到了绝境，曾经进入了死城，但后来又重生了。我确定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这真是个奇迹……
——虹影
上述引文可以看做是虹影的一种自我写照：一个曾经被命运抛弃，死而后生的女子。正如她常说的，“饥饿是我的胎教”，“苦难是我的启蒙”。在《女子有行》的第三部《布拉格：城市的陷落》中她还让“我”代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爱上艺术时，正是少年时期，理想、远大抱负之美好教育，却掩盖
不了文化大革命留在精神上的伤口和血迹。未来之恐怖，与未来光辉灿烂都是不可靠的假定，唯有艺术，始终属于仰望位置，在我面前。” 在各种艺术创作中，虹影选择了写作，她依靠写作拯救自我，用献身写作来抵抗世俗。写作是她自我认同的延伸。她自我安慰说：“其实我是不幸中的大幸，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被饿死了，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觉得我是那么多不幸的人的转世。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是成千上万饥饿的人要我出来为他们说话，所以我今天就成了作家，一个用笔不断向世界发出声音的人。”
虹影的写作及其成名，或许是个文坛奇迹。虹影，原名陈红英，1962年9月21日生于重庆一个平民之家。后来她以诗人的身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83年第一批诗《组诗》在《重庆工人作品选》第2期上发表，1988年诗集《天堂鸟》被选入《重庆工人作品选》。1990年起旅居英国伦敦，开始用中文创作小说，之后在海外名声大噪。她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K》《阿难》《孔雀的叫喊》《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好儿女花》等，还有诗集《沉静的老虎》等。她的《脏手指·瓶盖子》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1994年“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曾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被评为《中国图书商报》“脂粉阵里的英雄”十大女作家之首。被《南方周末》、新浪网等评
为2002、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K－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Year十大好书之一。《饥饿的女儿》被台湾选为青少年自选教材、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2008年年度书。她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长篇小说《好儿女花》获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中文十大小说奖。《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上海王》等六部长篇小说已被译成30种文字在欧美及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地出版。另有数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饥饿是我的胎教”：写作缘起
“女性主义”（feminism）的概念源自西方近现代争取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妇女运动，在该词中包含有“女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在西方是指一种西方妇女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色彩浓烈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理论思潮。而在中国，由于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女性主义主要指“在对抗、解构及至颠覆男性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它兼有社会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义是文化的、文学的。”
虹影似乎很容易被归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典型作家之一。她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最适合写作的人。正如她自己所说：
“我很喜欢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而且我有所推演：文学艺术只是人摆脱庸常的方式，是世界这个大工厂的安全出口，我们——全世界的作家们，就是安全出口的看门人。我们经常做些招引人注意的动作，有人说是作秀，但是有多少人在工厂里埋头一辈子，就是不看我们的手势。总有一天，你会从工作台上抬起头来。摆脱庸常，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我是‘叙述狂’——喜欢讲故事，讲故事时透出一股狂喜，巴尔特称为‘文本欢乐’。永远想让我的人物多遇上点惊奇，多撞上点危险，读起来几乎都像惊险小说，但是我醉心的是把玩人的命运，是我的人物变成想象力的棋子。”
但虹影独特的生活经历却使她不能不从“女性”视角去打量生活于斯的以父权制文化为重心的社会环境。生为女性，私生女、饥饿的身体、饥饿的子宫、未婚先孕，这些作为女人可能拥有的羞耻与《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如影随形：她一直在别人的白眼与唾沫中挣扎。但虹影不甘受如此歧视，她用女性之笔，果敢地书写生活，重新评判一切。她的写作跨越国界、跨越历史、跨越时空、跨越性别，充满了对父权秩序的颠覆和解构，对女性自我价值、自我经验的肯定，对两性差异的认同以及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探寻。短篇小说《残缺》就阐明了她之所以这样行事的根由与写作的缘起：“我是一个天生就希望捍卫自己权利的人，我冒犯了父亲，特别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所以，“我”一直得不到父亲的疼爱，反而受尽父亲的折磨。“我不是疯子，我不是！我叫。父亲站在一旁冷冷看着我祈求的眼光，任我挣扎。”“我始终不明白，他当时为何只折磨我而不打死我？却让我继续活着？”“父亲死前，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里握紧我们。父亲到死都不甘心放弃继续控制我，希望借他来达到目的。”以致对待日后的两性婚姻：“痛定思痛，我得出结论：要是婚姻虐待了你，你也可以虐待婚姻；你的丈夫即使没有刺痛你，你也可以刺痛他，这样你就可以占有爱情了。” “我”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与男性对抗，以小说的形式不断追问“我是谁”，这篇小说无疑可视为虹影的女性主义文学宣言。在小说里还有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小说没法结尾，因为我的生命结不了尾。这个世界，我想要的，它不给我，我不要的，它老给我。” 无不显示出叛逆的虹影凭女性自身的力量去反抗男权制文化的潜在欲望，表达女性试图抗拒男权的强烈意愿，探求女性释放被压抑的创造力的途径。
虹影希冀用写作来解救她与生俱来的饥饿的心灵，痛彻肌肤的生理体验有助于深化心理的感悟。或许真是天性使然：几乎大多数女性作家都偏好带有某种自传性质的创作，虹影也不例外。《饥饿的女儿》即以她自己的成长故事为生活原型，大胆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家丑不能外扬”的古训，揭示了其颓败失和的家庭关系对一个女孩儿身体与本能的双重“饥饿”的影响。虹影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希冀通过写作和独立判断来实现自我，从而得到灵魂的自由。因此，她敢怒而又敢言，敢于否定
覆盖在自己身上的污名，敢于回应对她的各种责难，敢于对世态人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原地行走的人，家乡/渡口的对岸/石头房子/欲望的秘密，三十几年/不停地称颂的//一个名字，备受折磨/自由的夏季/幻想过现在/写作，从你受伤的童年描叙起/包括你怀中黄金的虎，跟着你说/严冬结束” 。虹影用自己独特的生命言说方式，一方面挖掘被男权文化长期遮蔽的女性经验，构造出完整的女性经验世界，以实现对男权话语的反抗和男性意识形态的反叛；另一方面，她以女性视角超越性别来重审历史，反思文化，体现出颠覆女性“被书写”历史的责任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虹影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忠实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
虽然虹影认为，“其实女作家们的性别并不重要，力图让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不一样才是最重要的”。但她的小说既写男女情欲，也写同性情谊；既写爱恨生死，也写奇情侠义。写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其创作主旨无非是为了表明：“时间限定了时代，时代薄情了时间，我穿过时空，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它们曾经发生过，也将会继续。” 虹影是以一种本真的姿态投入文学创作的，我们能感受到她投身其中的情感燃烧和陷于痛苦难以自拔的生命烈焰。其小说不论是描绘历史片段还是叙述社会现实，其创作的基本主题都昭示着在生存的困境、精神的迷失等极端境遇下的女人的情感历程。
虹影的早期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大都讲述女性隐秘的内心故事，如《红蜻蜓》《玉米的咒语》《大师，听小女子说》《近年余虹研究》等。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文学的叙事特点，如对个人经验的抒写，对人物命运的重写，从自觉的性别立场出发，利用私人经验重新阐述女性的生命与生存境遇等等。她的小说文本中的女性与男性在精神上往往总是处于对抗状态，她总是通过与镜像化自我、与同性的借喻关系，直面女性一直处于蒙昧状态的精神角落，把书写姐妹情谊和建立女性乌托邦联系起来，呈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如《近年余虹研究》中，“女孩说知道余虹是在她们特殊感情下产生的，如果外婆能活到今天多好，她们可以一起庆祝历史给余虹应有的地位”。《女子有行》中，“妖精看出我的愤怒，突然爆发似的吼叫起来，停都停不住，说我的心只在别人身上，我视老家伙债主为第一位，小油皮猫第二位，可她呢，不过是替补的工具。而她费劲心思追求我，我不过敷衍了事，比如，仅仅吻吻她而已”。虹影小说作品往往人物关系复杂，lesbian（女同性恋）情节、多角恋、身世之谜……触目惊心；支离的情节结构，把战争、记忆、传说等虚实相掩；艺术处理上贯穿了紧张、期待、预感、悬疑的神秘效果；玄机重重的叙述，作者置身于事外的冷静与超然，使读者很容易感受到破碎的绝望感和宿命般的毁灭感。
虹影稍后创作的部分作品，虽然仍可归属于“女性主义文
学”，有着对女性身份的强烈认同，但从题材上看，已远远超出单纯的“女性文学”所关注的“自恋”范畴，而对社会、历史、现实、人生、民族、文化等问题有了深刻的关注与思考。如《孔雀的叫喊》中，“三峡不就是一个大坝？不就比考利坝，比阿斯旺坝更高一些？……三峡将成为中国内地现代化的前锋，经济起飞，从海洋向内陆延伸的战略突破点，整个中国西部繁荣的跳板”。而在《女子有行》中她写道：“事件是事件，历史是历史，当事件变成历史时，事件起了质的变化，而事件中实在的人，也变成身份待考的历史人。我是否也在这个痛苦的变化之中呢？也许，我也正在将死未生的星座间翱翔。”作为一个曾旅居海外的作家，虹影将这种关注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历史进行对话，与现实进行对话，在自身话语中与异文化进行对话，其创作背景变得充实而有力度，作品逐步走向大气和精致。
“总在许多地方寻找一个地方”：“女子有行”
性别，与种族观念一样，是构成人的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现代社会，它已成为女性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一位从事写作的女性，虹影也面临着“性别”带来的身份焦虑。虹影在其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承认：“我”是物质饥饿、精神饥饿和性饥饿的产物，是挑着家庭重担的饥饿的母亲和一个年轻男人的私生女。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世，“我”从小缺少父爱与正常的母爱。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
“我”让历史老师的性爱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饥饿的、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情感深渊。有评论者把该书跟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相提并论，但《饥饿的女儿》明显属于中国，那种几乎不可重复的底层女孩的成长阅历属于地道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在虹影心中，“饥饿”绝非只意味着难堪的灰色记忆，恰恰相反，这种特殊的生命境况，还意味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和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这种精神特质在虹影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多的诠释。“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脊背——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脊背发凉的感觉。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
如果说女人是他者，那么虹影身为私生女，无疑更是他者的他者。虹影曾引用《诗经·国风·鄘风·》一诗，在多部作品中阐述其笔名的由来：“蝃
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对此，她作了如此解释：
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在东者莫虹也，虹随日所映。故朝西而莫东也。
此刺淫奔之诗，言
在东，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恶，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当远其父亲兄弟。岂可不顾此而冒行乎。
原诗讲述了周代一女子尽管深受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父权制社会层层枷锁的束缚，但为了追求自由婚姻而不顾父母之命，敢于做出反抗礼教和命运的抉择而私奔。这种私奔行为，尽管遭到世人的指责和讥讽，但却充分表露了这一周代女子对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和对爱情与自由的孜孜以求。虹影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可见，她对那个主动、勇敢、热烈地追求自己真爱的女子是钦佩的，其内心有着清醒的性别意识，她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对男性意识形态的反叛。“他像我梦中的一条鱼，从水里冒起，水花在他的四周溅开，他那种微笑……从那刻起，我就想，一定要征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