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忘了中国名指挥郭文景呢，一个灰发长飘浪漫味十足的男人？他在十年前指挥交响团演奏《和平交响曲》，让多少炎黄子孙流下了泪水。自那以后，郭文景的演奏风靡全球。郭文景一出现在舞台，欢迎他的掌声一波接一波涌起。他的手一挥，全场戛然安静。钢琴、定音鼓、汉语的合唱响起，鸟叫，旋律上升，雪山融化，万物在河流两岸生长，阳光和煦，浮现出一幅幅春天的音画。一改合唱曲中的沉重，变得轻快、华丽和抒情。
“《悬棺套曲》！”我差点叫出声来，抓住身旁娜塔丽的手直摇晃。郭文景的这个剧，是根据中国三峡古代传说改造的殉难剧，但有着极强的可塑性，在北京的演出着重于宇宙性；在拉萨的演出则是史诗；在长沙、昆明的演出类似乡村行吟剧；在重庆的演出，却像一个超现代化的川剧；在纽约和巴黎的演出则是
中世纪神秘剧。从舞台无布景、乐队、合唱队的设置来看，正在这城市演出的《悬棺套曲》倾向于清唱剧。形式简单，反而使套曲本身的魅力表现得更为完整，更能击中它所想揭示的生命、命运的本质及神秘莫测。
娜塔丽从舞台掉转脸，黑暗中，亮闪闪的眸子仿佛在说，不枉此行吧！她不允许我看广告，不允许我问别人，就为了让我这一刻激动。
两次低音单簧管，加上六孔竖笛，使乐器成为透明。高音乐器吹低声调。
与伴唱的四川高腔相衔，二胡接了过去，悲怆、细腻地展开，舞台上重复地响起川音的悲呼：噢，哪个人爱我吗，哪个人会爱我吗？笛子和定音鼓，将大量的音响色块卷裹开。我恍若在游行的队伍中，重新辨认一座座城市，我曾经到过的所有的城市，包括这座娜塔丽的城市。如一个切分音，一个声音在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音乐厅里查叛乱信号的秘密警察，不只在布拉格有。假声的男高音又哀号起来时，京胡在高音域伴奏，管乐之合奏给整个乐调一种奇玄的风格。
我在哪里啊！已不在人世的母亲朝我走来，她伸出双臂，想拥抱我，却被一层透明的薄膜相隔。她的嘴唇启动，口形像是在说，皮肤革命革来革去有什么用？皮肤还是皮肤。母亲的正确在于把所有的不正确变为更正确。我们的肤色，我们的快感，我们的傲气与谦卑，我们上下嘴唇的狂恣，我们的富裕贫穷、青春衰老都在皮肤上；人的美丑也取决于皮肤最简单的安排，所有的反馈也在皮肤上。离开皮肤，一切都没用，真的没用！只有死亡才可使我们抛开皮肤，远离感觉世界的烦恼。
乐曲进入新的一章，为上一章华彩的顶峰，它讽刺、讥笑，好像在调侃一切歌剧，然后，是定音鼓和钢琴，加入急不可耐不可阻挠的旋律，是无羁的狂欢。女高音温柔地展现她的装饰音，把川音糅成说唱式的吟咏。
我是一个对音乐狂热到生病，迷恋到可以自杀的人，音乐居于我心中的位置与写作并列，虽然我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唱歌时五音不准。相对艺术，爱情属于次要地位，不管是对男人的还是对女人的爱情。我爱上艺术时，正是少年时期，理想、远大抱负之美好教育，却掩盖不了文化大革命留在精神上的伤口和血迹。未来之恐怖，与未来光辉灿烂都是不可靠的假定，唯有艺术，始终属于仰望位置，在我面前。
现在，在未来的边缘上站着的我，音乐，写作，可爱之极的爱情，泛泛地回忆，或长久深深地遗憾都退得遥远。有什么东西可使我信任，可将生命相托？又有什么东西可打动我，再抛洒出几滴热泪？我不会，也不相信其他人会，即使我面对郭文景的音乐，即使我有那么几分钟回到一九六八年、一九八九年时的布拉格，回到一九六八年、一九八九年时的中国。
因此，当我瞥见面朝舞台右边第二个包厢里的花穗子时，竟觉得是个幻觉。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我和她仍是同一类人！十八世纪宫廷贵族夫人装束的花穗子，肩臂裸露，乳房撑起，头发高绾在头顶，一只手举着望远镜。装饰着巴罗克风格半裸的天使的包厢内，还有哈谢克。她的背后是张俊，打着黑领结。
同样的，如果花穗子看到斯梅塔那歌剧院池座里的我，用这残破的身体和心灵去抚摸郭文景的音乐带来的回忆，她也会吃惊的。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半老徐娘，丧失掉多少珍贵的东西，远远不只是面皮的细嫩与乳房的坚实！
舞台上，穿蓝袍的女声，穿白袍的男声，随着指挥，让主合唱曲流畅地进入终曲，超度的经文在把迷途的灵魂送入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