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用多种理由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行为申辩。首先激怒我的是法庭的庄严性。我被带上法庭左边那个位置，供法官、公诉人、被告律师提问，让陪审团看我脸上每一丝表情。我必须发誓说的都是真话，向非我信仰的《圣经》起誓。
庄严的法官，一个典型宫廷官僚模样的中年男子。陪审团在法庭一隅，木讷地坐着。两个公诉人，眼睛毒辣，浑身透着鹰的爪子气。律师，一个胖胖的女人，能言善辩，却时时让被告抢尽风头。
这样的一系列人，非常模式化的组合，每个人都知道是在演戏，给捷克政府的两面派政策打掩护。
更加激怒我的是法庭的戏剧性。一个可容纳下六百多人的审判厅，座无虚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一举一动都表明是为看热闹而来的，他们穿得大红大紫，强烈的色块相互冲撞，他们并不喧哗也不大声叫嚷，而是不经意、不小心地弄出连串的声音，咳嗽，椅子吱嘎响，皮包或随身带的物品哐当掉地，引起笑声、叹息、道歉，加之他们持的那种整治过的腔调，使人真的认真起来。
阿历克斯坐在他的胖律师右边，与我的位置斜对。他默默看着我，不说话的时候，又像一个少年了，忧郁、沉静。他有着全场唯一把审判当一回事的表情。
公诉人把我认作强有力的证人，完全可能把我这东方人看成一张能把被告捏扁的王牌。灰发，脸上皱纹略少，大约睡眠不佳，眼睛布有红丝的一位走到我面前问：“劫持者每杀死一个人质，是隔半小时还是十分钟？”
他的问题竟是这样的，无章无法，头尾截断，专挑他所需。杀人是既定的，需要我肯定核证的是时间长短和被告残忍的程度。这个公诉人打了根方格领带，褐色配黑色。我敢说，他换根领带，我的反应会好一点。
“对不起，我没看见有人被杀。”
我的话煽起法庭一片狂欢的吼叫。法官敲桌子，“肃静！肃静！”
公诉人的执著和不甘心，使得事情朝着一个极端滑去，没法改变：“神经振荡器？据我们所知，纯属记者捏造。我只需要尊敬的女士回答，你看见了神经震荡器，它像什么样子？若没看见，你就点点头就是。”
被告律师从座位站起来，抗议公诉人公然诱供。
法官说：“证人回答。”
我点点头。公诉人很自得地环视了一圈寂静的四周。他朝自己座位走去的时候，我却接着说下去：“我之所以未看见，是我已被神经振荡器击伤，大脑失去了知觉。”我把握情绪，尽量地流露出委屈、愤怒、又不嚣张，泪水薄薄一层含隐在眼眶里，嘴唇轻轻相咬，稍停顿，声音带呜咽，但清晰：“我的头现在早晚还痛、晕，夜里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一个星期来我入睡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才七八个钟头。我要求警方和华信公司赔偿我身体精神受到的损害！”
满堂的欢呼，像催化剂蛊惑我继续对着扩音器说下去，“制造这种神经振荡器，跟制造核原子弹没有多大区别，一样是为了杀人牟取暴利，充当残害人类的刽子手。”
暴风雨般的呼叫压过掌声，比捷克足球队打进俄国人球门还热闹。
我知道自己这么说意味着什么。所有情绪变化明显的人中，肯定有两个人最为激烈。一个是华信公司驻欧洲分公司总经理，我的旧日好友花穗子；另一个是被告，阿历克斯，供认不讳的劫持组织者。前者的生气必到愤恨程度，我的言行较开庭前我与她的谈话相去甚远，我背离了东方财团的利益，也背叛了她的友谊；后者高兴到意外兴奋程度，他预料过，但没有预料到我比他想象的还要过激。
我当然明白，碍于双方，我最好的做法是，保持沉默或装糊涂，甚至倾向华信公司一边，都是不过分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而且我一秒钟也不愿看这两个人的面目表情。后者是弱的一方，他逃脱不了惩治，可能判死刑，可能判终生徒刑，这也不是我要那么说的理由。强的一方，气焰腾腾，燎得人不舒服，应该被什么人耍弄一下，如没什么人，那么我就来当这个人，谁叫你们让我出庭，并且整个法庭的剧场效果是如此适合我按我的意愿做。
我被带出法庭，为了躲开门口挤着的记者，我从后门溜了出去。
背靠墙，我从包里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抽起来。两名法警在宽长的过道来回走着。太阳光透过玻璃斜照着他们移动的身体。我在背阴处，肺吸着烟叶的火辣味和几丝柠檬香。我一口接一口吸着，尽量不去想象法庭内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怎样不失时机地施展她的口才和智慧，可以算得上是她一生中最杰出的辩论，有据有论，让公诉人没词，而因势利导地帮助陪审团的女士先生们，唤醒他们正直的良心，恢复他们不偏不倚的理性，把同情之手伸向被告。
待烟燃到蒂之时，我决定不回到法庭——不想看到结果，而是到街上随便哪一家咖啡馆里喝一杯。于是，我拉了拉皮包带子，朝出口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