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耄耋之年，衰残之躯，不顾流俗，愤而创办《中国》，其中的艰辛困苦常人难以想像。仅凭这一点，无论成败与否，丁玲的勇气、热忱与执着就足以让世人钦佩。而短命的《中国》，《中国》之短命，更成为了一个特殊年代抹不去的印记。
两把火
“文革”之后，中国文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批顺应潮流的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成为文坛的弄潮儿，而曾经挑大梁的老作家们却沦落到了灯火阑珊处，显得暮气沉沉。
虽然岁月不饶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仍有一些壮心未已，不甘心被“拍死在沙滩上”的老作家蠢蠢欲动，等待一个扛旗人物的出现，以便领导众多老作家揭竿而起，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发动大反攻。
1984年4月27日，北京沙滩北街2号，原文化部大院内，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会议上魏巍提议成立一个“作协党组领导下的大型文学刊物”，由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领导。见证了《中国》命运的丁玲秘书王增如在《丁玲办中国》一书中称赞魏巍是个“天才的预言家”，这一提议最终促成了《中国》的诞生，而丁玲也成了那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
不过，对晚年丁玲有着深刻了解的王增如也分析到，老作家们的“怂恿”，只是丁玲挂帅办刊的外因。真正的内因是“两把火”，第一把“火”是全国经济改革的大形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举国一片热火朝天，这把火也燃烧了刚从“严寒的日子里”走出来的丁玲。1984年6月，丁玲应厦门大学之邀赴厦参加第一届丁玲创作讨论会，她趁机详细地参观了厦门特区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更有意思的是，丁玲这时还当了几个月的“董事长”。“当时新华社著名女记者潘荻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巾帼艺术总公司，聘请丁玲出任董事长。潘荻的决心和魄力让丁玲敬佩，‘以文养文’自己筹款发展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的思路让丁玲大开眼界，她从1983年底到1984年9月，做了不到一年只挂名不管事的董事长。”（王增如《丁玲办中国》）
特区的见闻以及董事长的经历，让丁玲越发“躁动”起来，渴望投身于时代的潮流之中，并以此作为众人对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质疑的反击。
第二把“火”是这一年的8月1日，中组部发布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终于跳出了压在她身上几十年的“五指山”，她人虽老，却仍不失当年“大闹天宫”的豪情，老骥摆脱了身上的枷锁，终于又可以重新尝试驰骋天下的感觉了。
此外，众人一致推举丁玲为首也正是因为她身上有着湖南人敢为天下先，敢于担当重任的精神。丁玲当时最急于做的，一个是她的人生回忆录，一个是50年代被迫终止而引以为憾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八十高龄的丁玲自觉时日无多，她比任何时候都勤奋。中国人向来都是热衷于喊口号，真正叫他们做事时个个上有老下有小困难一大堆。当丁玲意识到在所有的老作家里头，她是唯一“合适的”扛旗之人时，她毅然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挑下了这副众人畏而远之的重担。
丁玲署名的办刊申请报告，很快送到了中国作协党组领导人的手上。
这份报告里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十分大胆的主张，那就是“民办公助”的办刊方针。后来接手丁玲主编《中国》的牛汉解释道：“民办”的意思就是作家自己办刊物，自己做主，不是为政治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为先进的人类文化精神服务，办一个真正的刊物；“公助”就是公家帮助我们干点事，不能操作我们，“公助”是帮助我们，不是引导我们，刊物要自己办。
作为一本老作家主办的刊物，不但不保守，还能有如此进步而大胆的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不过这在现在看来顺乎自然的提法，在当时党领导一切的政治环境下却有点大逆不道，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坎坷之路。
骑虎不下
作为丁玲的邻居兼好友，李锐后来在《怀丁玲》中写了自己当时对丁玲创办《中国》的看法：“我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决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与其办刊物，还不如利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
如果单从《中国》创刊之坎坷来看，李锐的担忧实在很有见地。丁玲的办刊申请提交上去之后，在出版局那里迟迟没有得到批复。接着有人告诉丁玲新办刊物须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方能出版，这让丁玲感到愤慨，怎么批一个刊物都要惊动中央书记处了？眼看计划就要胎死腹中，丁玲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只要他点头了，没有办不成的事。在丁玲平反的过程中，胡耀邦就曾施以援手，为她的洗雪冤屈起了关键性作用。丁玲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无助与希望寄托在几张“中国作家协会”公文纸上。第二天一早，丁玲委托李锐将信转交胡耀邦，她对李锐说如果不成功，自己就去当隐士。
丁玲破釜沉舟的越级“上访”终于得到了回报，三天后，习仲勋给她打招呼，说：“你写给耀邦同志的信我们都看了，你办刊物没有问题。”
当时，关于《中国》“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传言满天飞，以至于很多丁玲的支持者都对其前途持悲观态度。11月5日上午，萧乾在电话中询问丁玲《中国》能否按时出刊。丁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能！一定能按时出刊！我在武汉的大会上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我告诉他们，现在《中国》在具体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有点骑虎难下，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骑虎不下’啦！”
1984年11月28日，《中国》创刊招待会在北京新侨饭店隆重举行，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很多文坛和政坛的大佬都赏脸光临，足见丁玲的号召力。而这时距离文化部同意《中国》创刊的正式批文下来还有一个月，名不正言不顺，敢于先发制人，足以看出丁玲的气魄。
创刊成功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于难产的《中国》来说，此后所面临的内忧外患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首先是办公场地问题，虽然《中国》名义上认作协为亲妈，但是其看起来更像一个恶毒的后母。作协给《中国》安排的办公地点是作协后院的两间防震棚，里面除了四张桌子，九把椅子之外一无所有，连暖壶、墩布都借不来，汽车、出入证、文件柜等都解决不了，摆明是要让你自己识相点卷起铺盖走人。在众人的努力下，1985年元旦后，《中国》走出了娘家，搬到阜城门外大街《解放军报》院内的招待所，这里成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办公地点。
比起办公场地的问题，《中国》的办刊经费才是最棘手的问题。在办刊批文中，中央对于中国“民办公助”的方针并不认可，批文上经费来源一项上写的是上级拨款，不过作协的拨款对创业初期尚处于烧钱阶段的《中国》显然是杯水车薪。为此，丁玲至少给作协党组写过三次报告请求增加经费与编制，前两次与舒群联署，第三次干脆自己一人署名。此外，心气高傲的丁玲不得不“忍辱负重”，屡次邀请作协的领导吃饭，在饭桌上向他们开口要人和钱。
即使上面的拨款再少，《中国》也得为此付出自主与自由的代价。就连购买一点办公用品都要低声下气地层层请示，这让高傲的丁玲忍无可忍。思前想后，丁玲作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借钱办刊物！有了钱，不用受制于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丁玲想到了自己曾经待过的北大荒国营农场。北大荒果然仗义，借了110万给丁玲。这笔巨款委托给第三方的投资公司托管运营，产生的收益用来支持《中国》的事业。
然而，天真的丁玲却没有想到自己落入了别人的圈套，所谓的投资公司董事长竟是个骗子。这笔钱被他挥霍殆尽，《中国》几乎没有从中得到一点好处。这也成了丁玲弥留之际重大的遗憾，她一直告诉身边的人，北大荒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其实，《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还是其名义上的主办单位——中国作协。在《中国》还没有出生之前，作协就想尽办法准备将其扼杀于胎中。按照牛汉说的，《中国》创刊后，作协马上就办了另外一个刊物《中国作家》，以此来对抗、抵制乃至消灭《中国》。作协的领导更是处处刁难、阻挠甚至围剿《中国》的运行，以至于丁玲在笔下悲愤地写道：“这些人也许忠诚，但他们是很少谈作品，过去是，现在是，他们是脱离作品，脱离作家，高高在上的人。而现在是决策一切的指挥者……”
丁玲对于《中国》所处的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深以为忧，她有一种“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预感，她说：“《中国》如果我不参加的话，也得垮了。”1986年3月丁玲去世，年底《中国》被强行停刊，她的预言不幸成为了现实，此时丁玲尚且尸骨未寒。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许这就是丁玲。
宣吿
《中国》自1985年1月创刊，到1986年底停刊，一共出版了18期。尽管命运多舛，但是这份耗尽丁玲心血的刊物还是在它短暂的生命中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在《中国》的创刊号上，就“胆大妄为”地刊登出遇罗锦写的关于刘晓庆的文章，这两个女人既有名气而又有争议的。特别是遇罗锦曾被胡乔木点名批评，当时的刊物几乎都对她敬而远之。再比如朦胧诗在当时是非未定，有人甚至将之视为政治问题，但《中国》却敢于力排众议予以肯定和刊发。牛汉说：“我们办刊物以后，坦率地说，我们虽然没有‘民办公助’的名义，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实行着‘民办公助’这样的方针，你不能干预我们。”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的勇气实在令人称叹！
而身为《中国》中流砥柱的丁玲，其承受的压力大家可想而知。王增如说：“丁玲是《中国》之魂，自然也是各种矛盾的交合点。繁杂横生的枝节，纷乱不堪的头绪，把她搞得身心交瘁。如果不是办《中国》，丁玲绝不会走得那么快。”悲乎！壮乎！
《中国》停刊以后，中国作协要牛汉把刊物的刊号交给他们，牛汉继承了丁玲的战斗精神，坚决没有妥协。就这样，《中国》走完了其短暂而又光辉的历程。
1986年，最后一期《中国》上刊发了一篇名为《<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的“终刊辞”。但由于叛徒告密，现在看到大多数《中国》最后一期的读者并不知道有这个“终刊辞”的存在。
在“终刊辞”中写道：
刘再复同志说：“《中国》办得这么有生气，为什么要停，怎么向作者、读者交代？”诗人北岛为此愤然宣布退出中国作协创委会诗歌组，他致信作协书记处说：“鉴于你们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我认为现任作协领导是不值得信任的。”
最后，“终刊辞”的同仁们借用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诗人的诗句发出了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