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商业的繁荣，造船业有了大幅度进步。当时海外使者和商人不断来华，中国海船也大量远航海外各国，永乐皇帝一即位就在浙江、福建和广东设置了三个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各司皆有负责翻译的译馆，东南沿海散布着不少造船基地。这个造船航海的繁荣局面开始了明朝的对外开放时期。永乐皇帝朱棣靠暴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无论他有多大的治国才能，毕竟要负担“夺嫡”的舆论非议。他很想获得邻国支持，通过国际声望来冲淡国内的不利舆论。因此他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发展友好邦交和国际贸易活动，对于前来中国的外商、外使采取保护和优惠政策。他不仅要广泛吸引各国使臣来华贸易，而且要派出使团周游海外，以扬国威。南京失陷时建文帝下落不明，民间传说他逃到了海外。永乐的意图，还想在使团周游海外宣扬国威、发展邦交和交流贸易的同时，也可顺便察访建文帝的下落，以便清除后患。
郑和（1371—1435年），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普宁）回族人。马家是在元军攻占云南时由西域迁居昆阳的，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是虔诚的穆斯林家庭。三保自幼聪明伶俐，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受家庭文化的熏陶，童年就对西洋情况有了不少了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出兵平定西南，12岁的三保被明军俘获，受阉入宫做了宦官，后被分到燕王府服侍燕王。靖难之役中他一直跟随燕王，“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深得燕王信任。燕王靖难成功做了永乐皇帝后，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并升任他做了二十四太监衙门之一的内官监太监，宫中称为“三保太监”。三保太监郑和身材魁梧，机敏善辩，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同时又比较了解西洋的风土人情，对于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知识。永乐把他视为心腹，因此选中他为钦差正使，任宦官王景弘为副使，统率远洋船队出使西洋。
永乐三年（1405年）夏六月，郑和率远洋船队从刘家港拔锚起航，泛海来到福建长乐县的五虎门港。船队停泊在此继续做远航准备，等待东北季风。初冬东北季风一起，便从五虎门扬帆出港，驶向浩瀚的南海，正式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远洋航行。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全队共有各种海船200余艘，船员27800多人。在200余艘海船中，63艘巨型宝船是船队的主体船。大号巨型宝船宽18丈，长44丈；中号巨型宝船宽15丈，长37丈。这些宝船大多可以载重千吨，容纳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宝船之外的其他海船，分别有载兵的坐船，载马的马船，载粮的粮船，作战的战船等，各种船只担负不同任务，辅助宝船组成一支配备周全的远洋船队。在27800多名船员中，有将领、士兵、水手、书记、医生、外交官、翻译、厨师、工匠等，还有负责观测天文气象的“阴阳官”，担任领航任务的外国人员“番火长”以及专掌罗盘针的“火长”等航海专业人员，各种人才应有尽有。郑和的庞大船队载着大量的瓷器、铜器、铁器、金银、丝绸和精美的丝织品以及各种中华特产，基本目的是通过贸易发展友好邦交，扩大明朝的对外影响，航行目标则是西洋各国。
郑和船队首先到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由占城向南到达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然后折向西北，经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苏门答腊、满刺加（马来西亚），穿过今天的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西向直抵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从锡兰山到达了古里（今印度南部）。郑和每到一国都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他总是向当地国王宣扬明朝天郑和下西洋想象图子愿与海外友邦建交修好相互往来的诚意，并赠送许多礼物，然后出货在当地进行贸易。古里水路交通便利，是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一大都会，各国的奇珍异货都在这里交易。郑和在古里逗留时间较长，一边进行贸易，一边做返航准备，等西北季风一到，就起锚返航。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历时两年的郑和远洋船队，带着许多外国使节，满载宝石、象牙、珊瑚、香料、禽兽、药材等西洋特产和各国人民的友谊，浩浩荡荡地返回国内，第一次西洋航行圆满结束。
同年冬季，经过短暂的修整和准备后，郑和又率船队第二次远航西洋。这次出航的主要目的大概是送返西洋各国的来华使节和派遣使节访问各国。船队先后到达的国家有占城、爪哇、锡兰山、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暹罗（今泰国）等。在锡兰山，中国船队向当地寺院赠送了许多礼物，郑和命人将礼物清单刻石立碑留作纪念，这块永乐七年的古碑至今犹存，藏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博物馆里。郑和船队在永乐七年（1409年）夏返回国内，第二次西洋航行圆满结束。
同年九月，郑和又率船队从刘家港出发，至五虎门港。年底从五虎门港起航，永乐九年六月返回国内，圆满完成了第三次西洋航行任务。郑和又于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进行第四次远航。
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郑和开始了第五次西洋航行。这次西航行程更远，由锡兰山径直向西，横渡印度洋，到达了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境内）和麻林（今肯尼亚境内）等地。郑和的另一支船队，还从古里经忽鲁谟斯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也门境内）等地。阿丹王非常尊重中国，闻听中国船队至境，亲率臣民迎接，在接见中国使节后遍告国中，尽出国中珍宝异物与中国船队进行贸易。其他各国也都十分欢迎中国使节，并各派使节随船来华。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船队返回国内，胜利完成了第五次西洋远航。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郑和开始第六次下西洋，主要任务是护送各国使节归国。航船次年八月回国，完成了第六次西洋远航。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永乐皇帝朱棣去世，长子朱高炽即位，年号洪熙，命郑和率船队守备南京。洪熙在位一年又死，其子朱瞻基登位，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60岁的郑和奉命率领远洋船队第七次下西洋。这次船队规模很大，船只和人员数字大体与第一次相同。次年12月由五虎门港出发，分别远达了忽鲁谟斯、木骨都束、不剌哇、阿丹等17个国家。在古里，明朝使节曾随古里船只前往天方。天方又名天堂，即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明使带去了大批货物，买回了许多奇珍异宝和长颈鹿、狮子、鸵鸟等，天方国王也派使节随明使至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七月船队返回刘家港，完成了第七次西洋航行。郑和被赐葬南京牛首山。
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过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30多个国家，规模之大在世界航海史上是空前的。对开通中西交通航路，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七次远航留下了一些记录海外风情物产和地理知识的著作，如《郑和航海图》、《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星槎（ｃｈá）胜览》等，对于华人了解西洋、开放视野很有帮助。随着郑和船队的多次西洋远航，华人到南洋去的更多了。侨居南洋的华人带去了明朝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了南洋的开发。而南洋西洋各国使节的来华，也丰富了明朝的繁荣局面。因此，郑和下西洋曾被史书称为明代的一大盛事。
36、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自幼聪颖过人，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成年后的张居正为人处事敢于承担责任，颇有豪杰之风。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他很注重研究国家典故和社会现状，结交者也多为宦场高人，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对他很器重，后来相继接任首辅的徐阶和高拱则是他的好友。他到裕王府邸任侍读讲官，又成为裕王朱载（hòu）的心腹，而且与府内所有中官都相处很好。这段经历培育了他的政治家气质，也为他执掌朝廷大权打下了基础。张居正隆庆帝朱载即位后，张居正顺利进入内阁。他与首辅徐阶等人帮助隆庆革除了嘉靖遗留的许多弊政，起用了因直言而被罢免的官员等，很得民心。
隆庆死后，十岁的太子朱翊（y）钧即位，年号改为万历。万历即位没ì有几日，张居正就晋升为内阁首辅，以皇帝师保和内阁首辅双重身份执掌朝廷大权，有了施展政治抱负，进行全面改革的机会和条件。在隆庆初年他入阁不久，就曾上疏建议改革，提出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大国之急务，隆庆读后认为深切时弊，批示有关部门拟定具体措施。但隆庆偏重玩乐，没有改革图治的雄心大志和精神，张居正也不是首辅，难于彻底实施他的改革建议。而此时年幼的万历没有治国能力，完全信赖张居正，张居正全权执掌国政，无人掣肘，这就可以使他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开展一场改革，医治一番明朝的腐败弊病。
张居正改革可归纳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政治改革表现为整顿吏治。自朱元璋称帝到万历即位，明朝已有二百年历史。二百年中吏治有时相对清明一些，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腐败，贪污受贿，沽名钓誉，尔虞我诈，巧于钻营，各种官场丑闻都表现得很充分，搜刮民脂民膏更是不在话下。万历之前明朝曾多次发生民间武装斗争，造成了一定范围的动荡不安。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用以督责吏治。考成法逐级考核官吏，即地方官考核属官，吏部考核地方官，朝廷检查吏部考核。考核标准根据实际政绩，不看素日名誉，只要政绩突出“安静宜民”就是上等，沿袭旧套虚饰治绩者，名声再高也要列为下等。另外，还建立了随事考成制度，用以提高各机构办事效率。随事考成制是专事检查，凡该处理的事情，其中大多为章奏批复，都要记录立案，交由有关机构处理，以大小缓急各定限期，延误者要治罪。这样一来，各级官吏都不敢敷衍拖延，害怕被举报治罪，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行政面貌为之一新。张居正整顿吏治，想从“人和”方面推动明朝帝国健康地向前发展。万历二年（1574年），张居正请他接见通过吏治整顿而涌现出来的“清廉卓异”官员，他在皇极门接见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25人，特加奖励，各赏金币，并设宴招待，对清明吏治产生了良好影响。同年十二月，张居正率群臣给万历献了一副屏风，屏风上绘有天下疆域，用浮帖付上各地职官姓名，以便随时更换。万历让把屏风摆在文华殿，供君臣观览。这件事对清明吏治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吏治整顿使明朝政治大有好转，为经济改革和军事整顿铺平了道路。
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在清查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就处于不景气状态。而到了嘉靖后期，用百姓的话说，民间也是家家穷得一干二净。国家财政危机，人民家无余财，完全是由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挥霍浪费和巧取豪夺造成的。明朝中叶，土地经过长期兼并，已经高度集中在皇室贵族、外戚宦官和官僚地主等少数豪门，广大农民丧失土地，遭受沉重的地租剥削，还要承担国家力役，不少人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成为离乡背井的逃亡流民。无以为生就要铤而走险，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邓茂七、叶宗留起义，明宪宗成化年间刘通、李原起义，明武宗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都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农民武装反抗。豪门兼并国家耕地，却千方百计隐瞒田产，不给国家交缴地税，并设法把力役转嫁到穷苦农民身上。因此，尽管明朝发展到了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阶段，却不是国强民富而是国弱民穷。张居正为此着手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同时也缓和阶级矛盾。他提出节流开源的方针挽救财政危机。节流是节省财政开支，开源是增加财政收入，二者重在后者。百姓一穷二白，土地财富都集中于豪门贵族，开源只能面向贵族豪强。他不顾显贵反对，于万历五年（1577年）下令清查全国土地，不管贵戚还是军屯耕田，一律丈量上报，按实际数目征收田赋。经过三年时间，全国土地清查完毕，共查实耕地七百多万顷，比明孝宗弘治年间多出三百万顷，国家赋税收入大幅度增长。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全国范围内推行新的赋役征收法，即“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尽管一条鞭法也有许多弊端，而且没有触动土地集中的社会根本问题，但意义还是很深远的，它削弱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后来清代的地丁制度创造了前提，在解决财政危机、减轻农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方面收到了一定成效。改革以后，国库银钱比万历初年收入倍增。
在军备整饬上，张居正对加强边防作出很大努力。他采取精选良将、整修武备、练兵强防以及垦荒屯田等一系列措施，在蓟州一带任用戚继光，在大同以西至宁夏一带任用王崇古等人，都是很杰出的人才。尤其是戚继光严明治军和创造战车营，长期镇守，敌不敢犯，几乎没有什么战事发生。西部与俺答汗关系缓和，边境也比较安宁。明朝整个北部边防，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可以说是自明朝以来的平静时期。
少年的万历非常信赖这位执政大臣，对他的改革非常满意。改革期间张居正的父亲在故乡去世，按规定他应该守孝，当时正在改革高潮，从国家大局来看，难于回乡。于是有人提议“夺情”。所谓“夺情”就是移孝于忠，戴孝留岗，继续进行原职工作，不再返乡守孝。这一提议引起争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万历坚决支持“夺情”，对激烈反对者进行了惩罚。张居正曾短期回江陵安葬父亲，万历吩咐内阁，凡重大国事必须派人前往江陵请示张居正，没他同意内阁不得自行处理。可见万历对他的信赖。另一方面，万历对他也有畏惧心理。万历年幼读书，一直受到张居正的严厉督察，他的母亲李太后一见他用功松懈，就搬出张居正来，在他小小的心灵里投下了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恐惧阴影。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葬礼隆重，谥号文忠，留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死后第二年，因官场内部矛盾，加之万历对张居正也有许多衔恨之处，张居正开始受到非议，并被迫夺去各种封号，不久又被抄家，但没有抄得多少财产，仅有一万余两黄金，十几万两白银，与一般显贵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根本算不上多么富有。
自嘉靖末年徐阶任首辅起，朝廷政治开始好转，中经隆庆，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几任首辅都是比较能干、勤于国事的政治家。这段时期，政绩比较突出，“南倭北虏”之患皆已消除，财政危机也已解决，可谓明朝的昌盛顶端。以这段时期为中心前后延伸，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百年历史构成了明朝的繁荣时期。
37、“戚老虎”和戚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