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今天赚到的钱尽数放尽衣柜里，而后好好细算一遍，看到底还需要存多少钱才够宁小邪以后念大学。
十五块人民币不翼而飞，让她心痛不已，她断定，这就是宁小邪的旧病复发，倘若家里遭了贼的话，绝对不可能只拿走那么点钱。
那是她第一次打宁小邪。细长的皮条在宁小邪的身上烧出了一条又一条的火线。她一面狠狠地打，一面哽咽着说：“你说！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到底答应过我什么？！我供你念书，教你做人，看来，全是白费了！”
宁小邪在狭窄的卧室里哭得喊天抢地：“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不是偷钱，我真的不是偷钱……”
后来，宁小邪的一句话，使她再也用不出半点气力。宁小邪捂着通红的双手说：“妈，今天是你生日！”
她忍住热泪，悄悄地走出房间，终于看清了木桌上的糖醋排骨。宁小邪萎缩着，跟在她的身后，喃喃地说：“妈，我没有偷钱，我真的没有偷钱，我只是想在你生日的时候给你做一盘糖醋排骨，让你也好好吃一回肉……”
顷刻，在她内心积压的情感和生活的委屈，如同山洪一般喷薄而来。她紧紧地抱住宁小邪，禁不住大声嚎啕。
那盘面目全非的糖醋排骨是她生平吃过的最好吃的菜。从来没有一种菜，可以让她吃到泪眼潸潸。
期末考试如期而至。语文试卷的最后是一道命题作文，《我的母亲》。
她笑问宁小邪：“你都把我写成什么样子呢？”
宁小邪说：“妈妈，我写你是上天最好的馈赠。”
一生的温暖
西部志愿者还没来的时候，一直都是我带这个班。
教室在山洼里。雨天积水，冷天风大。村里没钱，不可能新建学校，只能自己想办法。
为了防寒，教室只留了东面的一扇窗户。他就是窗户下的孩子，名叫张天佑。
他母亲说他自小体弱多病，多灾多难，因此，给他取名天佑，意在祈求上天保佑。
他成绩不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很少说话。有的时候，一个人坐在窗边，整整一个上午，连位置都不挪一下。
冬天来了，天逐渐冷了。东面的窗户时常呼呼地刮进刺骨的大风。我用废弃的试卷把窗户粘了起来，但没过两天，就被大风吹破了。被撕裂的纸页，摇摇晃晃地挂在窗户上，寒风一吹，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他坐在窗边，经常冷得缩成一团。
最后，我从地里捡来了两个装尿素的口袋。裁开，平铺，用钉子把它牢牢固定在窗户上。
口袋上，有两个特别扎眼的字，尿素。他一抬头，就能看到。很多孩子利用这个事情从他身上找乐子，给他取了十几个外号。什么尿素小子，什么猪八戒，多得我都记不住。
他母亲在家里昏倒那天，我恰好坐在办公室里改作业，誊抄花名册。因为第二天，从北京毕业的两个大学生就要过来任课了。我总不能把自己在职期间的作业留给他们来完成吧？
我用板车驮着他母亲，一路小跑。他跟在后面，使劲儿帮我推车。寒风呼呼地在山洼里回荡，我停下身来，把厚实的棉大衣铺在了他母亲身上。
乡里的医生说，没有大碍，不过是有些贫血症状，再加上长期劳作，营养不良，才会导致忽然晕厥。
准备回去的时候，山路已经漆黑不见五指。没有月光，无法前行。
我们只能在乡卫生院的空床上凑合一夜。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他马不停蹄地往学校赶。这从首都毕业的大学生可能就快到了。前天，村长和校长和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要做好准备工作，不能迟到。
他只穿了一件皱巴巴的棕色毛衣。他的小脸被清晨的寒气冻得通红。没吃一点东西，又跑了那么久，实在撑不住。
我把棉大衣脱下来，想给他披上。他扭动着双肩，拒绝了。我又跑上去帮他披上，他再次拒绝。如是再三，终于接受。
我蹲下身来，一面帮他紧上扣子，一面反复不停地说，别急，没事儿，慢点儿走，山路滑，反正都是要迟到的。
他怔怔地看着我，始终没有说话。
工作交接完毕之后，我去了乡里。那件大衣，也就忘在了他那儿。
很多年后，有人出资重修学校，村长又把我叫了回去，说务必参加新校落成的典礼。
我去了，却没有认出他来。后来，是他向我报出自己的名字，我才隐约想起那个名叫张天佑的孩子。原来是他出资重修学校。
典礼之后的宴席上，他举着酒杯跟我说，老师，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件棉大衣吗？我至今仍然留着。它给了我一生的温暖。
陪他走完最后的人生
我始终不能读懂父亲的眼神，当他在年终换取日历的时刻。他佝偻着背，将墙上的最后的一页日历取下来，挂上崭新的时光，哀叹着说：“唉，有一年过去了。”
那时，我对新年总是充满了欣喜。它意味这隆隆冬雪，悠长的假期和一连串火红的炮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兴许还能换上一身新衣。因此，我爱新年，爱墙壁上的最后一页日历，甚至，爱匆匆流去的时光。
我并不知道，那些使我热爱的时光会将逐步将我领向衰老，并且它们一去不回。倘若我当时已经明白人生与时光的联系，我必然不会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没过几年，我的下巴开始渗出细密的胡茬。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窗外嬉戏的孩童，听炸裂的爆竹，有着恍如隔世的落寞，但心中到底是欢喜的。我一直渴望长大，成为男人，担起该有的责任，去实现永不更变的梦想。
数年间，家已搬迁多次，换了城市，我亦从无知的孩童变成了莽撞的青年。可有一种东西始终不曾变过，那便是墙壁上的日历。无论云南还是广西，湖南抑或四川，它始终安安静静地平靠在内屋的白墙上。它像一种亲切的口吻，一个特立的标示，告诉我家的存在。
父亲依旧换着日历，只是不再悲叹。早年的粗重活计使他患上了无法彻底根除的病症。医生说，他的风湿老寒腿是因为长期立于水中作业造成的，而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则是拜黄土地所赐。
阴天下雨，父亲就只能安静地坐在火炉旁。我时常想起他当年站在秧田里工作的模样。他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一家人，可年复一年的劳动所赐予他的，却是这样形影不离的病痛。我实在为他觉得不公，但我从不愿说出，我怕他会因此感伤。
这些年，他已换了模样。那些粗白的发和干涩的咳嗽都像是一夜间从他身体里钻出来似的。他变得越来越喜欢说话，尤其碰上年幼顽劣的孩童，更是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罗嗦的老头。很多年前，这是他一直痛恨的事情。他时常责备街角那些成天玩闹的老头，说他们为老不尊，可今时与之相比，他似乎并无任何差别。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尤其在新年之后的那几日，更是让人觉得他有些莫名其妙。他失去了当年的耐性，一件事情只要反复交代两遍还未有人照办，他便暴跳如雷，吼声震天。我和妻子都怕了他，尽量哄着他，让着他，就像当年他容忍我的所有过错一样。
又一些年过去了。我的父亲终于像墙壁的最后一页日历，被时光无情地抛在了脑后。我与他从此相隔，再不复见。当我慢慢步入文学的路途，试图用文字去解答人生的困惑时，渐渐明白了他中年之后的心境。
当你韶华飘逝，风烛残年，当你记忆模糊，来日可数，你定会明白一位老人的所有惧怕和坏脾气的缘由。其实，他们多想你伸出双手，搀着他们，溺爱他们，就像他们当初耐心教你走路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们走完余剩无几的人生。
在年的更替中老去
记得学堂里的孩子曾在冬至大雪时问我过一个奇怪的问题：年是什么？我思索了片刻，不知如何回答。
到底年是什么呢？是崭新的碎花棉袄与母亲的千层底，还是一包隐在鲜艳油纸内的甜腻糖果？抑或是一串在家门前劈啪炸裂的炮仗，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都不是，它们虽是那么逼真，那么不可或缺，但仍旧无法释义年的命题。
我想，年得是一本泛黄的日历，因此，它必须要与时间有关。于是，我在草纸上将它等算成分，等算成秒，等算成一把具体的数字。可这些毫无生趣的数字，就是匆匆的一年，与又一个匆匆之年的开始吗？
最后，我只能牵强地告诉学堂的孩子，年是青春。是的，年是青春，可青春这种东西是该有归宿的，到底，谁才是它的归宿？而它，又到底该是谁的青春呢？
我在脑海中搜索一切关于年的记忆。幼时，大伯远在红果，每年冬至才风尘仆仆地回来一次。因此，一年之中，我与他相处的时间总是短暂到只能用小时来计算。但这丝毫不曾影响我对他的思念与记忆。
他是个中年遭弃的男人。我当时并不明白离异是何结局，但依稀明白，那将意味着后来的漫长孤独。我害怕孤独，因此，我义无反顾地认为大伯也害怕孤独，并在心里默默觉得，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可怜的男人。
他喜欢坐在杯盘狼藉的八仙桌前听我用尖细的童声唱《潇洒走一回》。每唱完一遍，他就会爽快大笑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脆响的人民币放在酒杯旁。我被这不知所谓的氛围鼓噪着，没完没了地唱，直至喉咙沙哑，声嘶力竭。
我清楚记得，每每唱到“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谁也知人间多少的忧伤”这句，他的双眼里便会注满晶莹的热泪。
遗憾的是，童年的笑声还未全然消泯，他便随风而去了。再没人从千里外风尘仆仆赶来看我，用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听我唱走调的《潇洒走一回》，而我，也再没了那种甜蜜的渴盼。
我由此渐然觉得，年是旧三百六十五天的消逝与新三百六十五天的开始。旧的已经过去，已经被淡忘了大半。新的，正陷入一种喜悦的未知。因为未知，我们才有了继续下去的希望。
曾经的年，是母亲在洋洋大雪中抱着我去逐次挑选新衣，说一些祝福的话，包来一碗滚烫的元宵。而今，却是我牵着母亲的手，在寒风阵阵的街头慢慢行走，内心希望她长命百岁，口中却不发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