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龟山的地要立即买下来，这迁移、填土、筑堤都得抓紧时间进行，买炼铁炉的订金也得汇，这几项银就得二十万两；大冶铁矿和新近确定的江夏马鞍山煤矿也必须尽快开工，眼下非得有四十万两银子不可。若坐等朝廷的专款，不知要推延到何时。性情急躁素来办事只争朝夕的湖广总督不能坐等，更何况神州第一大厂的巨大成就感，更在强烈地鼓动着他那颗好大喜功的雄心。他决定先要湖北巡抚拿出四十万两银子来。
按照朝廷的制度，总督对所辖省份的民政刑事虽有管理之权，但偏重于军事。这种制度，咸丰朝期间因战争的缘故，在江南一带则被改变了。因为当时这些省份里，用兵打仗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所有举措都得服从战争这个大局，故而当时的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乃至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都拥有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为了收指臂之效，所辖省份的巡抚、藩司、臬司便往往由该总督提名，朝廷照准不误。战争进行了十多年，朝廷过去的定制在江南各省被无形中破坏了。待战争结束后，已实行多年的制度便成了新的定制。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所面临的第一桩大事便是在越南的中法战争，这又是一场用兵打仗的大事，广东、广西的巡抚不能不听凭他的调遣。来到武昌后，张之洞也同样以这种心态对待两湖的抚、藩、臬。他以先前两广总督召见广东巡抚的架势，请湖北巡抚来督署有要事相商。不料，初与湖北地方大员打交道的张之洞，便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
三、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
张之洞到武昌后不久，湖北的巡抚就由奎斌换成了谭继洵。从小恪遵圣贤之教刻苦攻读“四书”“五经”，一心在科举功名上下功夫的谭继洵是湖南浏阳人，今年已经六十八岁，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
谭继洵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七岁中进士，分发户部做主事，五十五岁才外放甘肃巩秦阶道，直到六十一岁时仍只是一个四品衔的中级官员。正当谭继洵叹息仕途不顺的时候，不料老来吉星高照，官运亨通。这一年，他被擢升为甘肃按察使，第二年又被擢升为甘肃布政使，今年又简授湖北巡抚。短短的七年工夫，谭继洵便直线上升为一省的封疆大吏，而且将他由苦寒边远的西北调到湖广。作为一个望七之年的湖南人，谭继洵自认为对朝廷的恩德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
二人在布置得十分精致的小客厅坐下后，谭继洵谦恭地说：“不知张大人叫下官来有何事。”
“谭大人，”张之洞也以很客气的称呼叫着，“铁厂的厂址已最后选定了，就在龟山的脚下，我看那地方很宽阔，以后在旁边还可再建一个枪炮厂。”
张之洞要在湖北办铁厂，谭继洵是知道的，他心里很不赞成。一来他墨守成规，对洋人有深刻的成见，并不认为洋人的那一套就是致富强的唯一之路。中国是礼仪之邦，还是得遵循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风俗、奖农桑、薄赋税等办法，那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洋人只重强权，不要义理，那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归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二来在甘肃时，他深知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布局、机器局、制造局等洋务，耗资大而收效微，管理混乱，连年巨亏的内幕。左宗棠是中兴功臣，又为朝廷收复了新疆，厥功甚伟。他不敢公开批评，只是私下里对同僚们说，洋务这码事，只能由洋人在他们国家里办，我们中国办不成。来到武昌，他听说张之洞要在湖北大办洋务，心里就着急，本想给头脑发热的总督泼点冷水，但转念一想，张之洞是个刚立下赫赫战功，又倔强自信、甚受太后恩宠的人，一定听不进去，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只在心里暗自决定：他张之洞折腾让他去折腾吧，只要不损伤湖北就行了，我一个老头子，既犯不着与他唱对台戏，更不能与他同台共演一出明知要砸台的戏。
谭继洵以很不自在的笑容说：“好啊，何时开工？”
“离开工还早哩！地还在归元寺的手里没有买过来，买来后还要筑堤、填平，还要买机器安装，一年后能开工就是好事了。”
唉，太平总督你不当，却要这样折腾做什么？谭继洵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好，到开工的时候，下官率湖北司道们都去祝贺！”
“祝贺是以后的事。”张之洞与僚属说话一向不喜欢兜圈子，因为他要办的事太多了，不愿意在这种虚与委蛇中浪费时间，遂直截了当地摊明：“眼下鄙人有急务要求助于谭大人。”
“什么事，大人只管吩咐。”久为藩司的谭继洵已大致猜到了张之洞的所谓“急务”。
“实不相瞒，鄙人要向谭大人求助银子。”
望着张之洞那两道热切的眼光，谭继洵本想不开口却又做不到，只得应付着问：“大人要多少银子？”
四十万两。张之洞正欲开口报出这个数字，转念一想，谭的年纪既比自己长十多岁，中进士又早两科，是真正的前辈，不能当寻常巡抚看待，宜逐项报明以示尊敬。于是改口：“有几大项工程都急着要开工，一是买地，要付二万三千两，二是筑堤，要费五万八千两，三是填平，要费四万六千两，再是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开采，各要十万两，外加炼铁炉订金六万两。这五笔款加起来共三十八万七千两。鄙人万不得已，要向谭大人求助四十万两银子。”
果然是为了银子的事。谭继洵为自己的不幸猜中而深陷忧虑。谭继洵一到武昌，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藩库的银子。账面上尚余五十万，要从中拿出四十万两出来，看似可以，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则账目上的银两其中一半是数字，并不是白花花的纹银，这些银子还在各地税卡、牙行和县衙门里。自从战争以来，各省拖欠中央的银子，各省下属拖欠省里的银子，已相沿成习。他们应交的银两，有意压下数月半年不交，放在钱庄生息，这息钱便成为个人荷包中的私利。此风已成官场公开的秘密。二来存在藩库的二十几万两银子，已是八方伸手，立即就得发下去的。如洪湖水灾的救济款，德安干旱的救济款，施南、宜昌瘟疫医药款以及从监利到嘉鱼段长江防洪堤的加固款，这些都是早两个月前便应发下去，只是因为奎斌已调走，藩司黄彭年又病重不能理事，眼巴巴地等着谭继洵上任后早日发下。藩库仅存的二十几万实银都是救命的专款，岂能交给张之洞去瞎胡闹！怎样来搪塞这位偏爱大兴作的总督呢？一时间，老头子急得背上一阵津湿。
他决定实情相告。把湖北藩库的实际情况详细禀报后，谭继洵说：“大人办铁厂、枪炮厂，这是富国强兵的好事，湖北自应全力支持，下官也应当全力配合。只是湖北贫穷，灾害又多，实在拿不出一两多余的银子来。下官明天就叫藩司衙门一并送来账簿和各地请求救济的火急禀帖，请大人验看。下官若有半句假话，甘愿受大人制裁。”
湖北藩库只存五十多万两银子，这与当年张之洞就任粤督时，广东藩库所存银数差不多。这点张之洞相信。但有一半银子没入库，以及各地急需拨银的情况，张之洞却将信将疑。他也不便硬与湖北抚藩作对，去亲自验看，只得摆摆手说：“账簿不要送了，想必谭大人不会说假话。湖北的银钱出入，鄙人过段时期也会清楚的。”
张之洞这句不冷不热的话，说得谭继洵又不安起来，心里想：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硬角色。谭继洵做了一世的官，从来不与上司顶撞，何况张之洞这样的人物，更是得罪不得，要把僵冷的场面缓和过来才是：“大人，过去左侯在兰州办制造局、火药局，都是朝廷总署拨下来的专款，数目大得很。”
张之洞明白巡抚的言外之意，冷笑着说：“铁厂今后需要好几百万两银子，湖北拿得出吗？两湖又拿得出吗？当然是朝廷专款。但铁厂办在汉阳，是湖北省的大事。你湖北省就坐视不理，一毛不拔吗？”
张之洞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年迈拘谨的湖北巡抚颇为畏惧，细思藩库的银子又不是自己的家产，死命不给，得罪了这位总督，日后也不好相处。他的性格素来是息事宁人，何况办铁厂是朝廷同意的，在道理上张之洞也站得住脚。谭继洵犹豫一阵后，终于让步：“大人说的是，铁厂办在湖北，也是件给湖北大挣脸面的事。藩库里现存的实银，各地救灾款和防洪堤款我先照半数拨下去，余下的一半，估计不会少于十万，就全部给大人吧！虽然远远不够，但龟山厂址的筑堤和填平工程可以先动工。”
张之洞还以为这个老头子会一两银子都不肯拿，没想到转眼之间便同意出十万，也算是倾力相助。他转怒为喜，说：“谭大人，谢谢你了。”
第二天上午，张之洞正准备让赵茂昌去巡抚衙门拿银子调拨单，却不料周巡捕匆匆进来说：“黄藩台来到栅门口，刚出轿门便跌倒了，轿夫已把他背进北溟亭。他说有紧要事即刻见大人。”
黄彭年不是卧床数月、病入膏肓了吗，他有什么要紧事亲自来督署见我？张之洞忙放下手中的笔，立即向北溟亭一路奔去。
北溟亭是督署北面的一个小亭阁，四围栽种一些花草树木，夏天是一处乘凉休憩的好地方。时正酷暑，武汉三镇热得像个大蒸笼，七十二岁的老藩司黄彭年重病已大半年，不能上衙门办事，一般公文自有各科吏目照例办理，紧要的则派人送到他的府上，念给他听。他有气无力地交代几句后，再带回交相关人员按他的指示办理。近两个月，他大门都不出了，只偶尔在自家小庭院里坐坐，看看树叶看看天。昨天下午，谭继洵从督署出来后便到他家，一来看望，二来将张之洞办铁厂求助湖北以及已答应给十万的事告诉了他。黄彭年一听，气得顿时回不过气来，好一阵子才气息嘶喘地对谭继洵说：“张之洞这是在胡闹，不能给他银子。”
谭继洵为难地说：“我已答应了他，也不好收回。”
黄彭年说：“明天我去拒绝。第一次若不硬点，他今后会诛求无度（诛求无度：诛求，责求、勒索；度，限度。敛取钱财等没有限度，多用于描写贪婪。）。朝廷的银子由他乱花我们管不着，湖北的银子不能听任他丢到水里去。”
谭继洵本就不情愿，让这个倔老头子去阻拦一下也好，但黄彭年病得如此重，能出得门吗？
“老方伯身体欠妥，还是让我去转达吧！”
“不，非得老夫亲自去不可。”
黄彭年说完这句话，便气喘吁吁。他闭目养神不再说话，巡抚悄悄地退出了。
原来，翰林出身的黄彭年是个死硬的洋务反对派，在当年办不办同文馆的大争论中，他就坚定地站在大学士倭仁的一边，对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一套服膺至极，认为倭仁才是安邦治国的柱石之臣，奕、文祥等人听信浮言，浪开同文馆，总有一天会把中国弄成和夷狄一样的论势不论理的野蛮之国，对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大办洋务，黄彭年一直持反对态度。黄彭年为人方正刚直，操守清白。他治家严谨，独生子黄国瑾二十多岁便中进士点翰林，现正在翰苑做编修。父子均出身词臣，令官场士林钦佩。仗着这种声望，黄彭年决定以重病之躯入督署，不惜以死来谏阻这个任性使气的后生制台，至少要卡住这十万银子。
黄彭年晚餐特意多吃了几片鱼肉，天不黑就闭着眼睛强迫自己养足精神，以便明日出门办大事。第二天早上，他又喝了一大碗浓浓的关外人参汤。参汤喝下后，他觉得气力好多了，居然可以自己走进绿呢纱顶大轿。趁着早凉，轿夫们抬着他向督署走去。走了一半路时，他的感觉都还好，后来便渐渐地不舒服了。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也越来越高，虽然是纱顶夏轿，但毕竟四面绿呢围着，气不能顺畅流动，老头子在里面热得难受。为了使他不受颠簸，轿走得极慢，到督署大门时已是辰末时分了。轿夫掀开轿帘，他刚迈步出轿，一股热浪迎面袭来，只觉得脑袋一晕，便昏倒在栅门口。轿夫忙将他背起，随行的仆人一手提着事先备好的药囊，嚷叫督署的人出来接应。
张之洞来北溟亭时，骨瘦如柴的黄彭年正躺在藤靠椅上，轿夫在轻轻地扇扇，仆人在给他喂汤药。他勉强吞了两口，睁开眼睛，见张之洞站在一旁，忙挣扎着要起身行礼。张之洞赶紧走上一步，制止说：“老方伯，千万别动，这会子好点了吗？”
“好多了。”黄彭年答道，声音比游丝粗不了多少。
都病到这种地步了，还亲自到督署来做什么？张之洞大惑不解。他拉过另一把藤靠椅，紧挨着黄彭年坐下，轻声问：“署里有冰镇的莲子汤，要不要喝点？”
黄彭年摆摆手。仆人说：“黄大人再热的天也不吃冰镇的东西。”
张之洞又问：“热茶可以吗？”
黄彭年点点头。督署衙役忙送上热茶，黄彭年喝了两口，气好像回过来了，灰白的皱脸上慢慢有了点血色。又过了一会儿，黄彭年觉得好多了，便对着仆人挥手：“你们都走开点，我要跟张大人说重要的事。”
仆人带着轿夫离开北溟亭，督署的衙役也自动走开了。北溟亭里只剩下黄彭年和张之洞。一阵轻轻的南风吹来，亭外盛开的芍药、玫瑰微微摆动，长长的垂柳上贴着几只蜂似的小鸟，不停地在叶片上啄来啄去。黄彭年感叹地说：“我有半年多没上督抚衙门了，上次来时，柳条儿都是光光的。”
张之洞说：“老方伯大安后，请常来这里坐坐聊聊。”
黄彭年脸色阴了下来，说：“我是好不了了，这怕是最后一次来督署了。”
“老方伯怎么这样想？好好将息，自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看对面这位藩司的气色，张之洞也知他活不多久了，但嘴里还是这样安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