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整整一周，她的器官终于挺住了，苏醒过来后，开始配合医生进行解毒治疗。如此，她捡回了一条命，却也失去了与酒精共舞的人生。
回到诺弗勒后，她不能再喝酒了，她知道，死神就在她的身后，就在酒精里。
实在忍不住了，就用石榴汁代替，那深红色的芬芳液体，或许能让她想起葡萄酒。写作的时候，她就是喝着那种可怜的替代品向前行走的，“真是沉重的劳动”，她苦笑着描述。
“这是真的。我们真的是同龄，我们相爱，不断重复、永不枯竭的总是这种爱。一种真正的美使它得以更新，并用文字表达出来。用某种文字。”
扬也开始写作了。他用文字记录了玛格丽特住院期间那些痛苦而煎熬的日子，那些珍贵的时光碎片：“我给您洗身体，洗头发。您让我洗。您说：‘好好替我搓背，自己永远碰不到的那些地方。’‘我用勺子把剩下的汤给您。’‘我想睡在您身边，那儿，听您说话，听谁也听不到的东西，您说的这些话……您绝对是我最喜欢的人。’”“两天两夜来，您大小便失禁。您说：‘得买干净的床单。’我洗了两件长睡衣，晾在浴缸上方。人家给了您一件医院里穿的衫衣，那是一件背部开口的白色紧身衣。您说：‘很漂亮，是上等棉制的。我们偷了它，送给您。’我们去浴室。您的大便很黑，您感到奇怪。
您说：‘我内出血了。谁也没发现。’”
……
1983年，他的那些文字集结出版了，书名为《玛·杜》。在那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作品里，流淌着的，是他们永不枯竭的爱，以及无人可替代的亲密。那些细节，在旁人眼里，或许微弱，或许粗俗，或许平淡，但在他心里，那是崇高，也是相守。
他们相守在一起。嫉妒、专制、发脾气，依然在继续，但显然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不理会世俗的目光，经历过死亡，他们只想忠实于自己。
“扬！扬！您在哪里？”“扬，杜拉斯的小配件，小配件您在哪里？”
——她喜欢什么事都喊他，她已经习惯喊他，习惯看到他在身边。“跟她在一起，就是24小时全天候待命，full time。”扬甜蜜地说。
“爱您，爱我，爱得更热烈”，爱就是要勇往直前。她经历过无数的爱情与男人，却为他保留了最初的柔情。他不爱女人，不爱女人的身体，却愿意为她改变一切，奉献一切。
包括他的信仰，他的爱情，他的身体，他对性取向的坚贞。是的，爱的极致，不是从前相爱，不是现在相爱，而是爱她，完完全全地用尽一生。爱的珍贵，不是战胜时间，也不是忍受琐碎，而是在急速而暴烈的时间里，将琐碎一步一步变成传奇。
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
“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1983年深秋，乌塔在给母亲拍照的时候，曾向母亲提出编一部家庭影集的想法，名字就叫《绝对的形象》。影集将收录她从小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所有照片，另加文字说明，是为纪念，又可以进一步建立“杜拉斯传奇”。
是时，弗朗索瓦·密特朗已经当选了总统，玛格丽特作为他曾经的亲密战友，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他的特别推崇。她被奉为官方的重要作家，与总统一起四处访问演说，一言一行，都占据着新闻报刊的头条。
于是很多人以为，一个70岁的女人，她写了无数的书，拍了无数的电影，经历了无数的情人，她的人生，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成就与辉煌都应该达到了顶点——但没有人知道，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从未停止过前进，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她都没有顺从过命运，不管是馈赠，还是摧残，无论是青春激昂，还是老朽不堪。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情人》
“我已经老了。”一开口，她就哽咽了。
时间来到了1984年，她真的老了，70岁了，容颜被彻底毁坏了，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带着灾难过后的疲惫。
衰败的面孔、苍凉的声线、灰白的头发、枯瘦的手指、僵硬的嘴唇、浑浊的眼泪……唯有记忆依旧鲜活如初。
指间的老照片已经泛黄了，藏着无数往事。是时候了，是时候将那尘封了几十年的秘密——那段“青春被隐瞒的插曲”，不可避免地说出来了，让记忆响应文本的召唤，让那些死去的时间，在泪水咸湿的温度中，在和煦的春风里，生出凄美的芽孢。
1984年春，玛格丽特在诺弗勒创作《情人》，她口述，扬打字。最初那个编写家庭影集的计划已经改变了，她决定写一部新的作品，用自己的故事，用一生中最大的激情，“写我的一生，写这一辈子所有的岁月，写现在的我。我从前从来没有写过”。
她一张一张地翻看着那些老照片，从童年，到青春，从中年，到迟暮。母亲、父亲、亲爱的小哥哥、永隆黄昏的马车、胡志明市中学、单薄的老屋、开往法兰西的邮轮、殖民地的寂寥星空……短短流光几十载，当初懵懂无邪的婴孩已经变成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妇。镜头定格了时间，时间又随记忆放逐，跋涉过野蛮而荒芜的岁月，最后抵达出生之地，那一片茫茫泽国，那一条日夜不息的河流，那一段短暂而永恒的情事。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15岁半。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
她想起那张照片，一张或许并不存在的照片。那张照片，成为诉说的源头。一个15岁半的少女，站在湄公河的轮渡上，轮渡即将横渡湄公河。她穿着茶褐色的旧丝缎裙子，戴着一顶玫瑰木色的男帽，脚上是一双镶着亮片的高跟鞋，也已经旧了。她一直站在那里，靠在渡船的栏杆上，孤独地望着汹涌的流水。
而她不知道，那张照片，那张她死活也寻不到的照片，为何会让她那样心醉神迷，又充满写作的欲望。
您正在口述那一幕，缺乏照片见证的那一幕：横渡湄公河，与那个将从漂亮的小卧车里出来的男人相遇，那个北方的中国人，您的第一个情人。我们在诺弗勒城堡，坐在那张大桌子边上，面对着花园。
我等待着词汇，我用那台我很喜欢的打字机打着。那是一台黑色的打字机，很高。您对我说，那是战争时代的产品。我们写到了那个年轻女孩，戴着男帽，脚上穿着妓女常穿的那种嵌着箔片闪闪发光的鞋子。那就是您。您倚着舷墙，再过几秒钟他就要递烟给您了。而您呢，您说：“不，我不抽烟。”您看见了中国人手指上的戒指，戒指上的钻石，金钱，爱情和将来的故事。您母亲将感到很高兴，高兴而非痛苦。而您将写出这个风靡全球的故事，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
——《情人杜拉斯》
在文本中，她将自己变成了湄公河畔的少女，再次回到母亲与小哥哥的身边。她回到那个顽石一般的家庭中，放荡而忧伤，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背叛。
“这个孩子的死，我的小哥哥，我的爱人的死，我受不了。一点都受不了。永远受不了。死亡。那种爱，我受不了。”
她说起她心爱的小哥哥，说起她对他的爱。她一提及“保尔”两个字，就伤心得泣不成声。
“焦糖的味道……烤花生、中国汤、烤肉、青草、茉莉花、灰尘、香和炭火的味道……”她也说起在轮渡上的那场遇见，她的第一位情人，那个送她戒指的中国男人，有着丝绸一样光洁的皮肤，他们在堤岸的昏暗房间里抵死相爱，又在绝望之中永久别离。
而彼刻，她最后一位情人正坐在她身边，他听着她诉说那个久远的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
扬立即爱上了这个故事。就像他明白，自己留下来，就是为了爱她，让她活着，继而爱她的作品，爱她的人生，爱她的故事。
他说：“我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个故事。”他与她一起探讨，一起感叹，一起创作了这个故事。很快，他们又一起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全世界。
是的。我想像您一样，成为您，第一次来到这群岛。我还想待在那里，等词汇从您嘴里出来，从您头脑中出来。等待从那里出来的词汇，等待已经写下来的词汇，已经印成书的词汇，我可以读了又读。等待美妙的词汇，我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可以第一次读到。您在那儿，所有年轻的读者都在那儿，他们独自或和您一道阅读那一个故事的全文，那也是我们的故事。
——《情人杜拉斯》
是的。属于他们的故事早就开始了。从他读到《塔吉尼亚的小马》的第一天起，从他第一次往圣伯努瓦路给她写信起，从她第一次给他开门起，从“80年夏”的第一个吻起，从第一次争吵和第一本书起，他们的故事就不会结束了，一辈子都不会结束了。
他们的故事，无人可以复制，无人可以取代。他们的故事，“1980年第一个夏天的故事，非常年轻的扬·安德烈亚·斯泰奈与那个写书的、跟他一样在这大如欧洲的夏天形影相吊的老女人之间的故事”，必将和《情人》一样，以文字为载体，在时光之河里永恒流传，光芒不息。
不久，《情人》的书稿就送到了子夜出版社。子夜出版社看到了书稿的商业价值，当即便决定首印25000册。而在此之前，该社的单本印数尚不足10000册。
1984年9月4日，署名“杜拉斯”的《情人》一书正式出版发行，25000册竟被一抢而空。紧接着，加印、售罄，再加印、再售罄。后来，那本完全自我、与商业目的全无牵扯的书，居然在半年时间里，就印刷了250万册，创造了20世纪法国出版界最伟大的奇迹。
与此同时，《情人》也被译成了各国文字，销往世界的每一个城市。各家报纸纷纷报道，“杜拉斯热”来临了，《情人》时代来临了。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了那个故事，那个孤独而绝望的故事，那个湄公河畔的少女，那个忧伤的中国情人，那个讲故事的老者。
当时有读者说：“在一个月之前，玛·杜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的小说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作家，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也有读者说：“一向认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小说家，读了《情人》，才发现小说中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力量、激情，惊奇不已……”
是年秋，电视台一个著名的读书节目采访了她，就那样，她对着镜头，用威严的声线，缓缓道出了形同预言的一切：与扬·安德烈亚之间的忘年之恋，酒精，童年，从前的家庭，写作的痛苦，一生流浪与孤独的理由……就那样，她用睿智与机敏征服了所有的观众，又用大胆与赤诚，打动了所有的人。
节目播出后，有许多人挤进书店寻找《情人》，想带走那个风靡全球的故事，也有许多人围到她家门口，想一睹女作家的风采。
一部分人读懂她了，写作了几十年，从认可到懂得，真是一段跋山涉水的黑夜旅程。如今，晨光已经降临了，她也似乎离外界越来越近了，被喧嚣与荣耀包围。
1984年11月，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又将唯一的荣誉授予了她，授予了《情人》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彼时她与扬·安德烈亚已经搬到了特鲁维尔的黑岩公寓，那个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接到出版社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阳台上吹风，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只有陪在身边的爱人。
得奖后，她在电话里说：“龚古尔奖没有任何拒绝我的理由。”70岁的她，依然自负如初。在特鲁维尔，她也依然写作着。盛大的荣誉，将带给她新的力量。
“死神最早也要等到书写完以后才能来”，她自信能够用写作战胜死神，她不怕死神，却怕自己的生命不能为了写作而活。
不写作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在黑岩公寓的阳台上，安详地说话，听着房间里的老唱片悠悠旋转，一直到黄昏降临，油港的灯火渐次亮起。大西洋的海风经常会揉乱她的白发，让她在他面前，显露出少女般的天真。
她说：“如果我们相爱，如果您爱我，那就再跟我说一遍。您爱我吗？回答我。”他回答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还要更爱。”
她笑起来。
于时，空中恰好传来探戈的舞曲声，丝绸一样滑过皮肤，他们轻轻哼唱《卡布里，完了》，一起背诵这爱的乐章。
时间匆匆，太过匆匆，昔日少女，转瞬迟暮，人生匆匆数十载，她曾遍尝爱情，却也从不曾感受到彼时彼刻空气中的那种味道。
那种味道的名字，很世俗，叫作地老天荒。
“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句话，是她代他说出来的。
一生中黑暗的悲伤
“这种孤独是我一生中最深沉也是最幸福的孤独。”
20世纪80年代，是玛格丽特生命中最后一个大创作的年代。
《情人》畅销了，她也从中得到了新的激情——一种紧迫的激情，与力量同在。她必须写作，像一个没有未来的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写作，与时间赛跑，吸纳住力量，好像每时每刻都是捡来的一样……紧迫的时间放在10年、20年里，也嫌太短。
就那样，日月飞逝，岁不与人，她埋首于文字的世界，只争朝夕。
